徐 雁

(南京大学图书档案系，南京210093)

7月29日傍晚，主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系政的王余光学长给我发来一条沉痛的短讯:“朱天俊老师于27日住院，因心肌梗塞，今日下午四时不幸去世。我们各写一篇悼念文章，放在一起刊登吧。”闻此噩耗，我不禁大为惊愕而心恸不已。因为仅在一个多月前，也即6月24日的下午，我应母校社会科学部之邀，入住中关新园1号宾馆参与信息管理学科评估时，曾到位于中关园小区45楼504室的府上拜望过他，当日与朱老师交谈各种话题达一小时之多。

阔别多年，只见穿着圆领衫的朱老师显得清癯而瘦弱，但谈锋甚健。他带着一点乡音首先告知我，师母已经去世，自己也感腿脚无力，如今只是在室内活动活动而已，已很难下楼去散步了。同时，他还告诉了我不少系里老师们的情况，并表达了对学科建设方向的担忧。对于我多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旧书业的研究，他表示了赞赏，并勉励我说，你离开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离开为人作嫁的出版社，离开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行政岗位，专心去做业务，现在看来，你一直以来走的这条路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有了成果，也有了影响。而我自己一直放不下的，是心目中想要写的那部《中国目录学史》，自从那年发生脑梗后，就再也不可能完成了。这是我人生的最大遗憾啊!

看到老师黯然伤神的表情，我赶紧安慰说，您虽然没有把《中国目录学史》写出来，但我们这一届又一届学生，尤其是您指导的那些硕士研究生们，都早已在课上课下深深受益于您的目录学方法了。譬如我，就是当年到您家里请教学问时，偶然看到您书橱中购藏的那批三联版书话文丛如唐弢《晦庵书话》、郑振铎《西谛书话》、谢国桢《江浙访书记》、孙犁《书林秋草》等，才坚定了自己钻研中国书籍文化史的想法的。更何况，您教授的《中文工具书》课程，授予我们在书林学海中渔猎资料的专业本事，使之成为我们图书馆学科班出身者的一技之长，大家早就得益非浅，学以致用了!

(一)

朱天俊老师本名长庆，江苏如皋县人。1943年初秋，考入如皋县中学初一年级。1954年7月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首届本科毕业后，以品学兼优而留校任教。他考入北大前一年，曾为其母校如皋中学创办过一个景平图书馆。他在为该校所写《难忘的岁月，无限的思念》一文中，曾深情地回忆其中学时代两位教文、理课程的老师道:

(身患肺病，儿女众多，常常全家挨着饿的)纪(汉光)先生，在教平面几何课时，边讲边在黑板上演算定理及难题，粉笔声夹杂着颤抖的讲课声，令人泪下。他批改作业，字体工整，一丝不苟，显示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师诲人不倦的风范。担任语文课的吴士拔老师，年高体衰。他讲解语文，准确而生动。他批改作文，好的字句，旁加圈点，错差文句，具体纠正。他为每篇作文写的评语，字字句句凝就了他丰富的教学经验，语重心长，极富教育意义。两位老师均已作古，他们的教学态度与敬业精神，教育与影响了我的一生。

北大求学期间，朱老师深受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1899—1980年)和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1903—1975年)的影响，而同为江苏老乡，194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研究员任上回国的北大副教授陈鸿舜(1905—1986年，江苏泰州人)等，也曾给予他莫大的专业影响。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庆90周年之际(1991年5月4日)，朱老师在题为《回顾与希望》的征文中回顾说，他1950年考取北大时，校址还在城里的沙滩，那时的校园里，“到处充满着追求进步，勤奋读书的气氛。每当我进入图书馆，总是肃然起敬。阅览室内一个个埋头攻读的身影，深深感染与激励着自己”，“1954年7月，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活。一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员，见到学校里中、老年教师治学严谨，备课认真，教学要求严格，科学研究抓得很紧，深感教师责任的重大”。他写道:

目录学是一门属于传统文化的学科。我在王先生的指导下，重点阅读了宋代郑樵所撰《通志》校雠、艺文、图谱三略，清代章学诚所著《校雠通义》，翻阅了《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名著及相关文献。为了吸取前辈学者研究目录学的成果，也注意参考了他们编著的目录学专著。我从图书馆借阅了汪辟疆著《目录学研究》、姚明达著《目录学》与《中国目录学史》、蒋伯潜著《校雠目录学纂要》、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内部铅印本)等著作，特别使我高兴的，偶然从图书馆里发现一部容肇祖先生早年在北大讲授目录学课程时编著的《中国目录学大纲》(油印本)。这些著作，拓宽了我的专业知识面，开阔了眼界，启发了思路……“文革”期间，目录学课程停开了。系里安排我教工具书课程。我之所以能很快承担这门课程的教学，主要得力于“文革”前在(北大图书馆)文科教员阅览室积累的工具书知识。

在留校后至1966年6月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朱老师在自己做助教并给学生教课外，还一直兼任着系教学秘书的重任。“文革”后的1984年至1990年，又兼任分管教学工作的副系主任七年。他在收录于《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回忆飞逝岁月，浅谈治学体会》一文里坦陈道:

(1954年)走上教学岗位，系主任王重民先生分配我担任他主讲“普通目录学”课程的助教……由于思想与知识准备不够，同学提出的个别问题，自己还要查阅多种参考书，才能予以正确解答。这时，我开始意识到，要完成教学任务，既要不断扩大知识面，同时更要根据教学内容需要，先进行专题研究，而后才有可能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推动研究，研究丰富教学内容，二者是一种辩证关系。作为一名教师，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唯有认真教学，才能发现教学中的薄弱部分，由此找到研究课题，通过深入研究，才能有所发现，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青年教师，为了讲好课，编好教材，首先根据教学需要开展研究，这是极为重要的。

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但罗列很多资料并不能最后确定自己的观点。而是要不断排比资料，消化资料，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探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判断其价值。通过逻辑思维，理论分析，才能正确的观点……理论与资料对于研究工作来说，都是不可偏废的。

至于我个人与老师之间的师生情分，也是有着若干珍贵回忆的。

(二)

记得是在1982年下学期听朱老师讲授的《中文工具书检索》课期间，偶然听他说起苏州大学中文系老师潘树广先生(1940－2003年)，编写有一部《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百例》的书，我便大感兴趣，课下便凑到讲台前仔细打听起来。朱老师说，你要真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向潘老师请教，也许他还会赠送你一册呢，因为这是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的内部印行本，外间书店里是买不到的。因了这一层关系，我随后便与潘老师建立了通信联系，并得到了我所入藏的第一本作者签赠本书籍。次年暑假，我即在北大进修的苏大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黄镇伟兄的引导下，到时住在苏州十梓街1号苏大校园里六宅头的潘府专程拜谢，从此订下忘年之交，不时请益，过从甚密。当然这是后话。

因此之故，与朱老师也日益亲近了起来，尤其是当他知晓我有志于中国古代藏书家研究，且系江苏同乡(朱师于1930年出生在江苏如皋，我在1963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之后。1982年秋，我与1980级的同窗邱明斤、陈国锋和姚伯岳同学，以及1979级的王余光、邢永川学长等，开始筹组当时北大校园内第一个全校性的学生学术社团——学海社时，朱老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首批聘请的学术顾问，他为社员们开设了有关推荐书目、有关文史工具书使用方面的专题讲座。

还记得，在1983年冬天放寒假前，朱老师获得了乔迁新居的待遇。他高兴地来到我们宿舍，说是要请几位同学星期天去帮忙搬个家。主要是把什物从蔚秀园的老屋楼上搬到楼下卡车上，再把它们转移到中关园47楼509室的新屋去。与我同屋的张勇、徐健、林振峰、姚伯岳等闻讯无不踊跃，依约摩拳擦掌而去。其实，搬家的活计根本不多，因为那时北大还在百废待兴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也在步履维艰地试图走出二十年“向左转”，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的阴影，因此老师家并无多少长物，家藏书刊更不多，但师母还是热情地招待大家吃了预先备好的午饭。在搬家车开动前，应是同住蔚秀园的陈鸿舜先生忽然端来了满满一锅“肉丝炖烂糊大白菜”，说是为朱家送行。其感人情谊，令我们印象十分深刻。就着这一锅滋味醇厚、汤汁尽美的“江苏菜”吃馒头，同学们无不食指大动。有一个安徽同学事后还念念不忘地说:“要是每个礼拜都有系里老师叫去搬家，该有多好啊!”

自1983年起，国家教育部所属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在肖自力大学长的努力下，开始推动和加强全国高校文献检索师资培训工作。次年元月，经潘树广老师大力促成，全国高校首届文献检索师训班假址苏州大学召开，时任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赵国璋先生(1923－2004)与朱老师、潘老师共同负责了教学工作。与此同时，朱老师为之作序的《书海求知——文科文献检索方法释例》(潘树广编著，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也问世了。朱老师在1983年3月写于北大蔚秀园家中的序文中说:

两年前看到了内部印行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百例》一书，当时就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编者开辟了一条讲解工具书使用法的新途径，从书名到体例，都给人以新鲜之感。现经编者重新增补、修订，定名为《书海求知——文科文献检索方法释例》，公开出版，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历来人们习惯从介绍工具书使用法去讲述文科文献检索。虽然此类著作不只介绍工具书，有些著作还讲解一些相关的知识，但以“文科文献检索”为题的著作还没有出版过。本书书名醒目，是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著作……本书问世，为今后文科文献检索知识的传播，提供一条重要的渠道。它与现有工具书使用法一类著作相配合，互相补充，必然会大大推动文科文献检索知识的进一步普及。最后还要提到的，文献检索是获取资料与知识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的。我们还要注意平时认真读书，并在阅读过程中系统地积累资料与知识。

记得我在1984年大学毕业后的头几年，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编审一处工作期间，如在1986年7月出席《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等书审稿会时，在苏州大学招待所也聆听过朱老师有关此类教材编写的意见。

当年8月，他被聘任为教育部全国高校文献检索课系列教材的编审委员后，更把教学之外的重要精力放到了这个领域。其中他与其研究生弟子李国新、南京师范大学友人王长恭先生同编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学参考图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则是其中最有创意的一种。朱老师在其主笔的本书前言中指明其编纂宗旨云: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课程，属于应用学科，实践性较强。它所要解决的:一是如何了解与掌握社会科学文献;二是如何使用文献检索工具及工具书，并且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有助于解决阅读与研究中所碰到的各种疑难问题。为了配合教学，我们编辑了这本教学参考图录。教员课堂讲授时，可以借助于图录，向学生指明直观工具书书影与内容，并结合书中所附练习题，讲清某一部工具书的编例、特点、用法等;学生课外自学，阅读教材时，在工具书有限的情况下，又可借助于图录，熟悉有关的工具书，从而巩固与加深社会科学文献的检索知识，提高检索文献的能力。

作为一部基于教学实践创意而来的选题，《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学参考图录》所选入的工具书，不追求版本的名贵，重在实用，而以《辞源》、《辞海》等常见的基本工具书，及《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有代表性的工具书为对象。编者从这些工具书中选辑出来的材料，大体上包括书的内封、说明文字、编例、目次以及若干正文的样张和索引等重要附文，以便较全面地反映一种工具书的概貌，可对其书有比较具体真切的了解和掌握。为了充分辅助和指导教学工作，编者还拟设了22个简易可做的练习题，其答案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解答，目的主要在于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起到温故知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总之，《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学参考图录》这部致用之书，最能体现朱老师求真务实的学风，而《目录学乃致用之学》，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写的一篇代表之作，影响深远。

还记得闻讯朱老师兼任了副系主任，教务日忙，我便在某个星期五的晚上到老师家中当面致贺。那天晚上，朱老师踌躇满志，情绪特好，在他那作为书房的小室中，师生二人不断续着清茶，纵论世事到月明。这也是我入职机关，初涉社会人事的复杂性后，在话题上与老师聊得最为深入而广泛的一次。此后再见面，师生间的信任感和体己感便大大增加了，彼此间说的客套应酬性的话少了，往往能够开门见山而直抒己见。即使对问题有所讨论和争辩，老师似亦不以为忤逆了。

八十年代末，为与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实现“家庭团圆计划”，我决定激流勇退，主动离开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管理岗位。当1989年9月的一天，我在请调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编书业务工作的报告获准后，便到朱府辞行，他听说后大加赞赏，勉励我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研究和书评写作，并执意要师母马上去买菜留我吃中饭，说是今后再在一起见面谈天就不那么容易了。

接下来，便是我在南京大学不断转业而又重新创业的所谓“奋斗历程”:1992年夏被破格评审为南大出版社副编审，1995年春被提拔到本校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1997年秋晋升为正高级业务职称，2001年换届时主动辞去行政职务，次年夏转任本校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教授，同时担任民革江苏省委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等社会职务。

2001年4月15日下午，在苏州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著名书法家华人德大学长张罗下，我与到南京来从事“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项目——《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修订工作的朱老师、潘老师，以及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赵国璋、王长恭先生等，有了一次机会十分难得的雅集。当时家中正好有几筒家乡太仓的特产——猪肉松，记得那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给老师们送上这点薄礼，但他们个个笑逐颜开，好像都十分开心的样子。朱老师当即还表达了他对太仓肉松的数语好评，我听了当然是这中间最感高兴的那一个啦。

(三)

在调动到南京工作的十余年间，我谨记师训，埋首读写，努力做着学问。每当有自感拿得出手的成果，总是不忘回到母校向老师们作个汇报，而朱老师总是我首先想着要邀请到会上来的一位席上嘉宾。

1989年秋，我到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后组织编写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是《中国读书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朱老师与郑逸梅、施蛰存、匡亚明、萧乾、张舜徽、陈从周、伍杰、彭斐章、沈昌文、金开诚、董健、杜渐、隐地、金恩晖、潘树广先生一起并列为十六位学术顾问之一。为倡导书香，鼓励学风，书中特例收入各位学术顾问的“读书生活小传”，其中朱老师一份就是请他本人提供素材后，由我执笔编写而成的:

童年读过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爱的教育》等书。青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及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丁玲、曹禺等现代作家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巴金的《家》，在其心灵深处感到永远的亲切。后来又读到俄苏文学作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感情、思想和性格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195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结合教学，读了文史、目录学方面的著作。50年代则重视对经典著作的阅读。

近10年来，侧重阅读中国文化学术史和文献目录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如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等，经常翻阅，总有心得。自述反复读通这几部著作后，再看其他相关著作，便常常能从比较、鉴别中博采众长。对于序跋集、书话书评、访书藏书一类有关的书，则有着特殊的兴趣，并作系统的收藏和阅读。认为如《朱自清序跋书评集》，唐弢《晦庵书话》、郑振铎《西谛书话》、谢国桢《江浙访书记》等“读书之书”，均渗透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沉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且说理透辟，文笔清新，犹如优美的散文，读来引人入胜。乃以之为扩大视野、丰富知识的有益途径。此外，还常常查阅历代目录书，如《汉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等，以配合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需要。服膺唐弢关于书话、范文澜关于《七略》、郭沫若关于历代正史艺文志的论断。在读书方法上，则常关注工具书的出版动态，通过对工具书的研究，比较异同，并加以系统化，联系文献和学术把握其各自的特点与功用，收效较为显著。

当年5月4日，是北大95周年的校庆日，我说动南京大学出版社借址北大勺园的友爱亭举办了一场“《中国读书大辞典》新书品评会”。朱老师不仅早早地到了场，而且还发表了对此书的好评。

2005年5月，我撰著的《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问世。这是我到南京大学工作后致力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当月21日上午，在古色古香的北京大学三院会议室举办了一场小型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品评会”，由于样书到得晚，朱老师便连夜阅读，并仔细拟写好了一份发言文稿，揣在上衣口袋里。在会上，他中肯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显示了一位既敬重学术，又爱护学生的老教授风范。

朱老师说，拿到这部厚重的书时非常高兴，徐雁20多年前从北大毕业后，在学术上非常勤奋。他说写这部书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部书是他关于书文化研究的一个成果的总结。说是三年完成，其实积累岂止是这几年呢?”“徐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就看出他有立志为学的志趣和决心，他毕业后写了不少文章，出版了十几本书，策划并主编了多套与书有关的丛书、文库，最后终于以古旧书业为切入点，完成了这部涉及范围广、内容宏富的著作”。他指出:

(《中国旧书业百年》)记述了百年来古旧书业的沧桑，写下了北京、江南旧书业的盛衰，留下了不少文人学者爱书、淘书的史实，对近现代古籍善本遭到毁灭，或者流失海外的史实，特别是对“文革”烧书毁书的史实，给予了无情揭露。虽然我们对“文革”这段历史早已从原则上加以否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从具体的事情上去深思反省和批判，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部书里所做的一些披露，是十分必要的。更值得提出的是，他借助诸多学者在国外访书、淘书的记述，使读者了解到国外古旧书业的情景，在书里还对中国旧书业和世界旧书业进行了比较，思路、眼界都比较广阔，不是局限地专谈中国的古旧书业，我觉得这都是本书的一些长处。

我以为《中国旧书业百年》写作的目的，还是要向社会呼吁“救救旧书业”，振兴当代的古旧书业，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它虽然写的是旧书业的“百年”，但目的还是为了作用于现实。这反映了作者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写这部书是做了前辈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写下了国内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国旧书业的著作。

此外，本书中的叙述常常以“小”见“大”，从史料的综述和研究的心得出发，提炼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最后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举个例子，他在书中第九单元中提出古旧书在物流上有四大特点:“书因人聚”，“书随人动”，“人亡书存”，“存书必散”，决定了这一行业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觉得这四大特点很符合客观实际，相当实事求是。可见他的敏锐视角、精辟思想和原创精神，都融入到这部力作中去了。他还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古旧书业的虽有复苏但并不理想，因此曾经在江苏省的政协会议上提案呼吁，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我认为这部书既有中国文化专门史的意义，也有极其现实的旧书行业指导作用。

正是在广征师友意见之后，我才雄心又起，开始了以《中国旧书业百年》为基础的科研再出发，近十年来，一直努力结撰着一部行将定稿的《中国古旧书文化史》(上、下册)。

(四)

2006年暑假，我特意安排在中华书局编辑部实习的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江少莉、在北京《花生文库》实习的肖永钐、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实习的童翠萍、在中国书店出版社编辑部实习的林英一起，携带江南绿茶专程登门拜访朱老师，并期待她们能够对朱老师做出一个访谈报告来。十分遗憾的是，她们带去的我的提议，帮助朱老师搜集编选出一部论学单行本文集的想法，却被他否定了。

据林英同学在8月6日上午的访问记录:“今天上午和师姐少莉、翠萍一道去拜访家住北大中关园45楼的朱天俊先生。朱先生是中国目录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是秋禾师的大学老师，于我们则该称‘师公’了”，“本来今天就打算要好好采访下师公的，不巧他老家如皋的亲戚也在今日来访，所以不便展开话题，于是我们也就随意闲谈了一番。说到我是武大毕业的，他高兴地跟我说，你们武大有名的法学教授韩德培，就是他表哥呢!”她记述道:

师公今年七十多岁的样子，本来身体一直很好，但突然有天早上起来感觉两腿走不动，结果发现是“脑血栓”，现在虽然恢复得很好，但身体状况还是不如以往，很多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了，因此，他在谈话中，不断向我们强调健康的重要性，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啊，要是他现在身体状况很好，还能做多少事情呀，现在秋禾师派江师姐为助手，有意请师公将以往散见于书、报、刊上的文章辑集成书，不知此行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呢!

师公为人极为亲切，谈话亦有趣味。他还对我们讲了很多他的老师们的故事，种种往事让他非常感慨老一辈的学者们大半辈子都被时政给愚弄了。确实，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说他的老师王重民先生等很多学者含冤而去，就是最后走出了“文革”的学者们，也被浪费了多少大好年华啊……不知不觉已是十点半了，与师公聊天还真是惬意，如饮清茶，真是有些不愿离去。临别时，童师姐说请“师公”要多多保重，有机会一定到南京大学来看看他的“徒儿徒孙们”。朱老师却约我们说，你们下回再来谈。看来还有机会继续聆听朱老师的教诲了。

据记录，19日上午，林英与江少莉、肖永钐同门一行三人依约再次登门拜访。刚在书房里坐定，朱老师的夫人徐老师就给她们送来了三瓶饮料。于是在亲切而愉快的氛围中，聊了一整个上午。出自林英笔下的记录是:

师公首先向我们娓娓道来了他的人生经历:1950年高中毕业，那时候家境不是太好了，所以在如皋中学工作了一年，1951年来到上海报考北大，从此一生都在北大度过。从他们那一届开始北大图书馆系升为本科，理应读四年，但三年后就很多单位就来要人，所以最后还是只读了三年就开始参加工作了。刚开始时是在北大图书馆系做助教，同时兼任系教学秘书。系教学秘书主要是管学生教学方面的，工作繁琐任务重，所以很多老师都不愿意干，怕耽误业务，师公则认为“我不做谁做”，因此愉快胜任地担任起这份工作来。担任系教学秘书，他跟学生的关系极好，至今仍保持着同一些老学生之间的联系。他说前不久还有个叫王永厚的学生出了一本《农业文明史话》(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特意给他送来。还有如李平安的《随心漫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等来自学生的赠书。

1966年“文革”开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直到1977年才又走上正轨，开始招生。这时师公选择了目录学作为教学和科研的领域，后来还兼任了副系主任，主管教学工作。接下来那么多年的工作，他的教学研究方向，是从目录学到工具书再到文献检索，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做得相当有成绩。虽然从事了多个领域的教学研究，但师公心中最热爱的还是目录学，对此他十分关心目录学传统在“数字化时代”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思考着“目录学路在何方”的问题。

我现在刚入徐门，才到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读硕士研究生，要开始学会如何深入学习和进行研究，积累资料是极为重要的。师公满架的书，以及书中夹着大大小小的纸条，看着让我深受启发，于是起身看了一番师公的书架。架中还真多我所喜欢的书!师公想必对书话类的书也很有兴趣，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师公说他年轻的时候特别向往当编辑，从他书架上的书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书架上有很多编辑出版类的书，其中很多其中以前在武大图书馆都不曾见过。一本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吸引了我的注意，翻开一看，里面有几篇关于民国时期教科书的文章，呵呵，为我的中华书局教科书研究的课题又找到有用的参考书了!朱老师听说我是学编辑出版的，还特意向我推荐了一本《编辑工作二十讲》。

江少莉同学的记录则是，“今天再次拜访师公，注意到他家客厅里挂着一幅蓝布的《清明上河图》”。她写道:

谈到目录学，师公赞赏起孙犁在《书林秋草》(三联书店1983年版)里“关于纪昀的通信”一篇中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学术著作……它一直享有声誉。随着年代的推移，它的价值，将越来越高，百代以后，它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

师公还向我们谈了他对研究与教学关系的看法。他拿出一本《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有一篇他写的《回忆飞逝岁月，浅谈治学体会》的文章，分三部分讲“教学与研究”、“理论与资料”、“继承与发展”。他一边指着文章，一边阐述着他刚才讲的教学与研究的辩证关系:作为一名教师，唯有教学认真，才能发现教学中的薄弱部分，由此找到研究课题;然后通过深入研究，才能有所发现，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如他60年代发表的《目录学与读书治学》，80年代发表的《目录学与历史研究》、《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1992年主编的《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1993年发表的《目录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都是针对教学需要而进行研究写作成的。师公还给我们看了《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收录的他那篇《独辟蹊径，开示法门——鲁迅与目录学》文章，以及两本舒翼翚翻译的《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苏联的图书馆事业》。

如今正是看了诸生提供的访谈记录，我才回忆起原来书橱里收藏的赵国璋、朱天俊、潘树广先生主编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增订本)》和来新夏先生主编的《清代目录提要》，就是朱老师要她们转赠给我的书。这中间正寄托着老师他对我的一种学术期待啊。

今年6月24日下午，我一入住中关新园1号宾馆，就拨通了朱老师家的电话。当我提着一盒江南新茶很快就出现在老师家的客厅中时，我从他眼中看见了满溢着的兴奋感。一入座，他就看着我的两鬓忍不住爱怜地说:“徐雁也长出白头发啦。”我赶紧笑着说，报告老师，学生我今年也将近半百啦，我是属大白兔的，早就应该长白头发出来才是啊。老师笑了，话题就此陆续展开，而陪坐一旁的朱彤姐则不时地补充着，说一些她父亲日常起居的情况和有关他儿子的好消息。

星光寥落，夜已深沉。我展开朱老师往昔赠送我的《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增订本)》等题签之本，见到扉页上端端正正写着的数行楷书，于是，一个多月前的晤对，多年前的座谈，乃至二、三十年前课上课外的请益……一切历历往事，都恍如目前。可是我当年学业上的良师却已悄然远逝，从此阴阳两隔而请益无语了。呜呼痛哉!惟愿敬爱的朱天俊老师(1930年12月17日—2013年7月29日)从此魂归故里，学名流芳乡梓;更愿朱老师教书育人的人文精神，在母校燕园不断传承发扬而光大!

〔1〕 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5

〔2〕 潘树广.书海求知——文科文献检索方法释例［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1

〔3〕 朱天俊，李国新，王长恭编.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学参考图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6

〔4〕 朱天俊.回忆飞逝岁月，浅谈治学体会//俞君立、黄葵、罗武建.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M］.南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7

〔5〕 朱天俊.回顾与希望.文明的沃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

〔6〕 徐雁.朱天俊:一位远去的书海导航师［M］.北京:光明日报，200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