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雨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1 引言

传统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中,目录学课程一直占据重要位置。而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作为一门承载历史与文化的独特课程,《目录学》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理论上应当是在图情档教育中深入贯彻和落实思政与文化内容的重要载体。但实际上,目录学课程当前在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发展状况却让人忧心忡忡: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当代文献形式的变化对传统目录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2]。另一方面,“书目情报”的迅猛发展,使得许多曾一度被视为“新目录学”的内容已经独立为“文献计量学”“信息组织”等课程或领域[3]。在这样的背景下,图情档教育体系下的目录学教育要往何方去?本文将通过对西方目录学的代表性课程《目录学概论》的研究,以此为借镜,探寻我国目录学教育可能的发展路径。

2 研究综述

当前图情档教育体系下目录学课程所面临的教学困境与目录学研究本身遭遇的挑战是息息相关的。柯平指出,21世纪以来目录学的研究热度呈现出衰减之势,本学科学者研究重心和重点转移,对目录学的关注越来越少,目录学研究的学术氛围相对匮乏[4];夏南强则认为,现有的目录学研究逐渐偏离了传统方向,没能很好地继承古典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优良传统[5];王子舟的批评更为犀利,他明确表示当前的目录学走错了方向,没能发挥目录学自身的功用是目录学逐渐衰落的一大原因[6]。尽管学界对于目录学研究何以衰落的原因探讨各不相同,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相比80年代,目录学在图书馆学中的地位和热度确乎在不断下降。

目录学研究的衰退无疑是导致目录学教育走向落寞的原因之一,但目录学教育也曾一度辉煌。早在民国时期,文华图专就开设了目录学的相关课程,此后,目录学教育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中一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柯平和王平从目录学自身的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视角出发,将目录学教育的发展历史总结为“初创时期(1930—1949)”“发展时期(1949—1990)”“成熟时期(1991至今)”这三个发展阶段,指出目录学教育已然“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教育体系和完善的课程教育内容”[7]。目录学教育的高光时期无疑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数字浪潮冲击图书馆学教育之前,孟昭晋表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目录学教育成就斐然,并以目录学领域取得成就的代表性人物为线索,对这二十年间目录学教育的成就进行了详细梳理,依次回顾了在苏联接受过目录学系统教育和科学训练的彭斐章引领的目录学教育实践,朱天俊等开展的以文献检索课程为代表的新时期目录学教育,邵献图大力促使的目录学教育中对西方目录学的探知,张舜徽、程千帆等老一代文史学者坚持的中国传统目录学,侯汉清、李国新等新时期学人推动的目录学教育的新进展,以及孟昭晋本人开设的目录学课程[8]。

20世纪80到90年代,已经有学者对目录学教育的发展表示忧虑。彭斐章认为80年代目录学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学科与专业地位不稳固的问题,并对图书馆学和目录学随意改名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指出目录学教育改革的关键是进行教育内容改革[9]。郑建明指出80年代末中国目录学教育呈现出“讲求技艺、方法,而忽视了理论建设”的特点,反思了该时期的目录学教育在普及推广上的不足,以及早期目录学教育思想中包含的目录学指导读书治学之职能在当下教学实践中的缺失[10]。乔好勤提出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目录学困境是目录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目录学理论体系脆弱、目录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目录学人才缺乏凝聚力,因此,目录学课程必须更新教学内容以适应新环境,以及扩大实践来实现教学方法改革[11]。这些学者分别从专业地位、教育功能、学科建设这三个角度分析了目录学教育的问题。21世纪以来,目录学教育的上述问题仍未得到改善,专业课程建设问题尤被学者关注。傅荣贤指出近百年以来目录学课程所使用的结构框架基本一成不变,需要改变重书目形式而轻书目内容的教学现状[12]。而柯平表示目录学专业学生的学科认知教育不足,目录学课程教学内容及教育方法有待提升,目录学教育应当形成数字时代下的大目录教育体系[13]。

近年来,目录学教育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目录学课程的核心地位逐渐衰退。据夏南强2017年前后对39所“985”高校目录学课程的网络调查,目录学课程数量相较于建国前大幅减少,他认为这一现象与目录学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设置不当有关,指出目录学教育需要优化其教育体系、加快课程普及、增加教师力量、编撰和提供优质学科目录[14]。陈志新表示目录学课程逐渐缩水,留下的《信息组织》等相关课程并不能很好涵盖目录学要旨[15]。

总结起来,目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早期目录学教育的优良传统未被很好地继承,目录学理论建设逐渐落后、理论体系亟待革新,目录学课程不仅内容陈旧而且课程逐渐缩水、核心地位下降,以及目录学教育逐渐脱离与实践的联系。学界普遍认同:目录学教育想要走出困境,就必须对目录学的教育体系和课程内容进行改革。

批判性地参照国际经验常常是推动目录学课程与教育改革的一条可行路径。事实上,作为“文华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民国时期文华图专的目录学课程就体现出中西交融的特点[16],但有关西方目录学课程的介绍和研究却一直是当前学术工作中的一个盲点,这与我国对国外目录学研究的欠缺或许存在一定的关联。虽然目前还没有从西方目录学教育上探寻中国目录学教育解决方案的研究,但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西方一些著名的目录学教育者,比如谢拉(Jesse Hauk Shera)[17][18]、鲍尔斯[19]、谭瑟勒[20]。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做出进一步的尝试,以谭瑟勒这一代表人物的课程为例探究西方目录学的课程实践,批判性地分析西方目录学教育经验,为中国目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可能的借鉴。

3 著名目录学家谭瑟勒的生平与学术

本文主要选取哥伦比亚大学谭瑟勒教授主导的《目录学概论》课程作为分析对象,之所以选择这门课程,是源于谭瑟勒教授在西方目录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对谭瑟勒的生平与学术做一简略的介绍。

3.1 乔治·托马斯·谭瑟勒其人

乔治·托马斯·谭瑟勒(George Thomas Tanselle)是美国现当代著名的目录学家、校雠学家、文本学家和藏书家。谭瑟勒出生于1934年,本科就读于耶鲁大学,1959年取得美国西北大学英语系的博士学位。1960年到1978年间,他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在此期间获得过古根海姆奖(1969—1970)、美国学会理事会(ACLS,1973—1974)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EH,1977—1978)的资助。谭瑟勒随后转居纽约,1980年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英语和比较文学的教学工作[21]。其代表性作品包括《目录学研究选集》(SelectedStudiesinBibliography,1979)、《目录学概论:研究生教学大纲》(IntroductiontoBibliography:SeminarSyllabus,1990)、《描述目录学概述》(ADescriptionofDescriptiveBibliography,1992),以及被称为“西方版本学之入门津梁”的《分析书志学纲要》(BibliographicalAnalysis:AHistoricalIntroduction,2009)[22][23][24]10。

谭瑟勒在西方目录学领域有巨大影响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在诸多目录学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包括在美国书目学会和弗吉尼亚大学书目学会中担任主席[25],以及长期担任《分析与列举目录学》(Analytical&EnumerativeBibliography)和《美国书目学会论文》(PapersoftheBibliographicalSocietyofAmerica)等目录学领域重要学术出版物的顾问[26],对行业有重要的影响力。其次,他堪称美国目录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27]10。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分析目录学的代表人物[28]107,此君被誉为继鲍尔斯(Fredson Bowers,20世纪后半叶英美目录学领军人物)之后美国目录学第一人[29]。谭瑟勒在目录学领域的研究凭借严谨认真和理性的治学态度,全面公允的研究视角,客观细致的史学分析方法,以及独到的观点,得到了鲍尔斯以及目录学领域的其他学者的高度评价[30]。最后,谭瑟勒不仅在英美学术领域举足轻重,其学术观点和理念对世界范围的相关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中国,20世纪末以来,以程焕文为代表的学者开始逐渐关注谭瑟勒[31][32],其2009年出版的《分析书志学纲要》一书也经苏杰翻译由浙江大学于2014年出版,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3.2 谭瑟勒的学术观点与成就

“教”“学”相融是谭瑟勒《目录学概论》课程最突出的特点。例如,谭瑟勒十分重视各时代生产的纸本图书的原始记录价值,他表示纸质文献的物理状态和细节都反映着图书生产的历史,能够成为历史研究中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研究工具,而文献本身又能作为了解特定时间、特定地域文化思想的线索[33][34]。并且他还认为将图书的设计要素分析和制作要素分析归到一起讨论是其在书目分析领域的一大创举。除此之外,谭瑟勒还首次提出分析设计要素的基本框架[35]16-17。这些思想和内容都被融入其课程教学之中,因此,不了解谭瑟勒的研究,就很难评价其课程。基于此,本节将对其学术贡献和重要观点做一简要的介绍。

就学术贡献而言,在程焕文对谭瑟勒的访谈中,谭将自身的贡献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在目录学领域补充和完善了鲍尔斯的《书目描述的基本原理》(PrinciplesofBibliographicalDescription),二是变革了单一的校雠方法,代之以多种方法相结合的逻辑分析法,三是完善了关于书目形式的著录[36]。这三点自然可以概述谭瑟勒的学术贡献,但实质上谭的成果远不止于此,譬如,他还制定了新的更为精准的标准来指导书目的物理分析和描述等[37]。

谭瑟勒的目录学研究成果与其目录学教学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他将印刷和出版历史、描述目录学和分析目录学、图书收藏等领域的个人研究成果融入到课程之中,为教学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目录学领域的长期教学实践无疑也有助于其学术产出。

4 谭瑟勒的《目录学概论》课程

《目录学概论》是谭瑟勒在目录学教学领域的重点课程,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长期面向研究生开设。该课程围绕谭瑟勒本人编写的教学大纲——《书目学概论:研究生教学大纲》(IntroductiontoBibliography:SeminarSyllabus,1990)这一核心材料开展教学活动[38]10。下文将以这份大纲为切入点,分别从课程内容、体系框架、经验启发这三个角度对这一课程展开分析。

4.1 课程主要内容

《目录学概论》课程主要依据《书目学概论:研究生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开展教学。该课程大纲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不断修订,持续完善和更新。《大纲》由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大学出版社出版,首次出版于1990年,至今一共出版过五版,最新的一版是2002年的版本,自谭瑟勒编制该大纲以来,他本人先后进行了19次修改,耗费了大量心血[39]10。多次修改完善也让这份大纲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合理,更与时俱进,能够适应教学的发展。

二是内涵丰富,充分体现目录学特色。《大纲》虽名为“教学大纲”,但其囊括之广、内涵之丰早已超出“纲要”的范畴。《大纲》虽然全文没有任何作者目录学观点的直接阐述,但却是谭瑟勒目录学理念的绝佳实践产物。谭瑟勒以目录学覆盖的各子主题为切入点,通过对大量的相关书目进行整理,并用列举的形式将其详尽展现,既充分展示了谭本人对目录学的理解,又逻辑分明地呈现了目录学学科的框架体系。依凭此教学大纲,能够达到对该领域的知识和学问“纲举目张,执简御繁”的效果。《大纲》无疑是谭瑟勒长期丰富的目录学积淀以及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学术风格的产物,在目录学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功能完备,颇具影响力。《大纲》覆盖广泛、内容丰富,同时结构分明、体系清晰,作为课程教学大纲,充分体现了梳理课程体系、呈现课程概要的基本功能和特色。凭借其丰富的参考文献,《大纲》还可发挥指导读书的功能,辅助目录学的学习和研究。此外,《大纲》多次再版既侧面说明这份大纲的影响力,又能为目录学的教学工作提供范本。

依据如此优秀的大纲,《目录学概论》的课程内容也十分丰富,分9章依次深入阐述了分析目录学相关知识、历史,教授了书目分析的具体方法。参考《大纲》,将各章的内容和作用归纳整理于下表中。

表1 章节主要内容

4.2 课程体系框架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目录学概论》所涉及的教学内容主要为分析目录学,旨在为分析和描述各个时期、不同国家的书籍提供基本原则、具体程序和方法上的指导[49]10。

通过对课程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目录学概论》课程在内容组织上采用了总分结构,先介绍整体的、宏观的概念,然后分述具体的、针对特定主题的内容和要点。该课程在内容上一共可以划分为三个模块,分别是:

第一部分,第1—3章,目录学领域研究文献的总体介绍。介绍目录学基础性知识,包括相关概念、范围和发展情况,基础性读物,以及印刷和出版史。

第二部分,第4—8章,描述目录学涉及的各要素和书籍在目录学领域被关注的各组成要素的阐述。具体涉及纸张、油墨、书籍版式和设计、插图,以及装订,是从目录学应用的理论层面进行的说明。

第三部分,第9章,分析目录学中利用各种实物证据、借助技术性检测和分析工具推断图书生产信息的具体方法说明。该部分对目录学应用的实践层面进行指导,是对第二部分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50]10。

值得注意的是,这门课程的内容实际上是围绕着两大线索展开:一是纸质书的“生命周期”,包括纸张的生产、排版印刷在内的图书出版、图书销售、图书收藏和保存;二是与图书有关的人,包括排字工人、目录学家和校雠学家、图书经销商和销售商、图书馆员和图书收藏家。两条线索一个重“物”,一个重“人”,若深究下去,纸质书的“生命周期”线索是主线,与图书有关的人这条线索是主线基础上的衍生产物。这两条线索实质上与近年来我国日益兴起的“书籍交流圈”研究视域一样,都映射出罗伯特·达恩顿等学者的书籍史研究对目录学领域的深远影响[51]。

《目录学概论》课程在整个内容和逻辑框架的搭建上有着一定的程式,体现着组织上的层次性和呼应性。首先从整体的逻辑体系来看,该课程的内容都按照从概况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组织,大到三个模块,小至具体内容的呈现,皆是如此。其次从课程各主题内容的安排来看,各主题的内容基本都依照基础知识与总体状况概览、相关发展历史说明、各具体方面内容介绍这样的框架体例展开。再者,平行板块和对应板块的内容组织相互呼应,例如第三部分“分析目录学”,在不同时期书目分析方法介绍的各子节中都会涉及实物证据的内容。这种组织方式有利于保持知识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更利于知识的理解与吸收。

4.3 课程经验总结

《目录学概论》作为现当代西方目录学领域领军人物的代表性课程,其主要经验是以分析目录学为重点教学内容,重视实践中可操作的方法技术,课程体系暗合目录学发展历史,为学习研究提供丰富参考文献。

4.3.1 以分析目录学为重点教学内容

谭瑟勒在其《目录学概论》课程中主要论及西方目录学体系两大分支之一的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即主要关注如何精准地鉴别并描述呈现纸质文献,研究与图书实体和与图书相关的文本和历史[52]101-120。通常所说的分析目录学的三大分支——“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历史目录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和“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都在该课程中有所涉及[53]103-105。其中,历史目录学和描述目录学的内容极为明显。历史目录学不仅体现在课程第一部分对印刷和出版历史的回顾,以及对与图书生产、收藏、销售拍卖的相关机构和人物的研究介绍上,还在第二部分对图书的纸张、排版、印刷、装订等各要素的历史介绍和说明中有所体现。描述目录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三部分,表现为在书目分析的实例中详实地呈现了对图书各方面形式特征的研究,另外,第二部分对图书形式特征的各要素进行的说明也属于描述目录学的理论知识范畴。不过课程内容并未包含现在“书目情报”较领域为关注的描述和著录图书的内容,这大概可以视为目录学区别于书目记录在内的信息描述之处。版本目录学的内容虽然在《目录学概论》课程中的表现并不突出,但也在第三部分的手稿和校雠学的相关研究上有所体现。

4.3.2 重视实践中可操作的方法技术

谭瑟勒的《目录学概论》课程秉承了“致用性”的特征,大量内容涉及目录学实践中的方法、技术,重在提升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首先,《目录学概论》课程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与图书相关的各个物理要素展开,从中可以看出该课程以“图书描述”为核心,即重视对作为出版物的图书的外形特征进行描述。课程内容中涉及的对描述中各要素进行拆解与剖析,是书目分析实践中的重要方法与步骤。描述的目的既在于版本择优,又在于促进图书的传播与利用,这与17世纪以来西方目录学逐渐恢复发展、服务于古籍整理的“致用性”需要相一致,区别于中国兼具学术史功用、更重文献内容、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目录学[54][55]。其次,《目录学概论》课程涉及了目录学中大量的鉴定、分析的技术,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分析方法以及分析时所凭借的一批设备工具。从中可以看到,谭瑟勒的《目录学概论》重视书目实践,讲求操作化,这与中方目录学注重学术理论思维、重视理论构建对书目实践的指导有所差异。

4.3.3 课程体系暗合目录学发展历史

《目录学概论》课程各部分内容所涉及的参考资料与西方目录学的发展态势相吻合,在该课程的学习中可以领会西方目录学的发展概况。从课程内容参考文献的时间范围来看,最早是1345年英国学者兼主教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 de Bury)所著的《书之爱》(Philobiblon)[56],该文本于1889年被韦斯特(A.F.West)再次翻译。《书之爱》诞生的时期正处于中世纪,恰好是西方目录学因教会和藏书得到发展的时期,《书之爱》大概是西方目录学现存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文本之一。课程第三部分对各时期书目分析方法的梳理始于15世纪,这与15世纪西方印刷术的发明催生了西方近代目录学的史实相契合[57]107。课程内容参考文献中占比最大的是19世纪以来的文献,这与19世纪以后,由于古籍整理的客观需要,西方目录学逐渐发展成一门显学、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工具的客观现实相符[58]。19世纪末学会成为西方目录学发展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标志[59]108,该课程对学会组织内容的整理也呼应着这一史实。20世纪以来西方目录学步入新时期,目录学家们开始研究图书生产的全过程及其全要素[60]109-110,故而课程中该时期的相关著述增多。截止到课程大纲2002年最近的一次更新,该课程已经将2002年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参考中,如参考了托马斯·斯泰利(Thomas F.Staley)的《开放图书馆:旧世界与新世界:二十一世纪的手稿、档案和特藏》(TheInfiniteLibrary:OldWorldsandNew:Manuscripts,Archives,andSpecialCollectionsintheTwenty-FirstCentury),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课程内容与时俱进的特点。

4.3.4 为学习研究提供丰富参考文献

《目录学概论》课程通过《大纲》为教学提供了关于西方目录学知识丰富的参考书目,作者谭瑟勒也在其《分析书志学纲要》一书的引言中指出《大纲》可以为分析目录学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61]4。该课程提供的目录学领域的参考文献卷帙浩繁,总数近万,既包括图书也包括研究论文。这些参考文献关注的都是西方目录学,以西方国家的英文文献为主,但是不局限于此,它同时还覆盖了非英语国家的著作,比如德国的《德国图书交易历史档案》(ArchivfürGeschichtedesdeutschenBuchhandels)[62]119。参考文献收录的时间范围从14世纪起一直跨度到21世纪初,既包括西方目录学领域大量的最新进展,又不乏历史上经典的目录学成果。如此丰富的参考文献分布在课程的每个子内容之中,使得课程的整个内容都极为丰富,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对于课程学习的拓展阅读,深入了解相关知识,以及课程基础上进一步的学研有很大帮助。

5 启示与建议

由于资源的限制,本文主要以课程大纲、作者的研究论著和相关的网页作为研究的素材,对该课程的考察和研究有一定的局限。但现有的工作对中国目录学教育的改革仍有一些启发,具体来讲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汇集多方力量,完善目录学教学框架体系建设;二是重视书目实践,重建目录学教育与实践的联系;三是重新寻找定位,关注目录学对传统文化的价值。

5.1 汇集多方力量,完善目录学教学框架体系建设

正如上文所提及,当前国内的目录学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目录学理论体现建设迟滞,目录学课程内容过于陈旧,课程核心内容逐渐被相关学科吸纳,课程内容逐渐丧失特色性,向书目情报方向偏离。也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中国目录学教育改革、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对目录学教育体系和课程内容进行革新,找到目录学教育发展的新方向,为目录学教育注入活力。

借鉴谭瑟勒《目录学概论》的思路,笔者认为此前我国目录学教学中“论—史—法”的基本框架仍然大致适用,但需要在框架增添充新的模块,并对框架内原有的内容重新进行调整。

就“史”的部分而言,我国目录学史的研究已经充分发展,但从《目录学概论》可以看出对目录学“史”的介绍不仅仅局限于目录学史,还应当涉及与目录学相关的关键元素的历史(《目录学概论》中表现为对印刷和出版历史的回顾),比如书和纸张发展史。就“法”的部分而言,目录学课程目前已将“书目控制”“书目情报”等内容囊括在内,但是正如柯平认为“将目录学与情报学的交叉领域作为学科的研究基点,一定程度上酿成了现代目录学主体定位的模糊”“目录学分支体系的拓展带来学科母体知识体系的分散”[63],如何在这些内容中突出目录学的特质,以及如何在找准目录学定位的基础上处理对待这一部分内容是目录学教学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此外,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方法还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目录学课程中较少有对定性方法、历史方法的总结,而《目录学概论》十分重视方法技术,并对历史发展中的技术方法做了详细的归纳梳理,相比之下这可能会是目录学教育找准定位的切入口之一。

除此之外,目录学作为一门内蕴丰富、关连甚广的学问,需要丰厚知识积淀的支持。《目录学概论》课程就有着丰富的参考文献,并通过这些参考目录很好地发挥了对目录学教学内容“纲举目张,执简御繁”的功能。我国的目录学教育应当学习这种用课程本身进行现身教学的方法,改善过往教学中出现的依赖单一教材、参考文献不足的问题,在上述框架外提供丰富的参考文献,充分展现目录学指导读书治学的功能。

从谭瑟勒本人的经历和实践来看,目录学研究和目录学教育显然具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目录学教育的革新和教学框架的调整离不开目录学研究的更新发展。然而现实是目录学研究力量相对疲乏,教育力量也因之青黄不接。目录学教育要实现新时期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吸引更多力量投身于目录学研究,加强对目录学的研究力度,挖掘目录学的潜在价值、提升目录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需要目录学的教育者们更新目录学的教学内容,通过教育实践探索目录学的发展方向,并在此过程中培育更多目录学领域新生力量,形成教育和研究相互促进的良性生态。目录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需要联合起来,通过构建数字社区等稳定的交流互动平台,维持目录学的讨论研究热度,与此同时促进该领域学者分享目录学发展的环境势态分析、探讨目录学发展的新思路。通过此种沟通交流促进学者们互学互长、交流共进,共同推动目录学教育框架和内容的更新,集合力促进目录学和目录学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

5.2 重视书目实践,重建目录学教育与实践的联系

目录学教育发展的另一大威胁在于早期目录学教育中书目实践等优良传统未被很好地继承,目录学教育与实践逐渐脱节,变成了纯理论的教学。早年,乔好勤认为目录学课程的发展问题主要在目录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目录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64];王子舟也指出“专注于目录学理论方法、目录学史研究而放弃书目编制实践,即背离了目录学学术传统的正途而走入偏径[65]”;柯平表示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严重削弱了目录学的致用性[66];彭斐章明确表示目录学作为致用之学是不能脱离实践的[67]。目录学作为致用之学,其教学内容都依赖实践支持,其教学目的也是服务于实践。目录学教育理应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目录学教育要改变纯理论教学的现状就必须增强目录学教育与目录学实践的联系,将实践的内容纳入课程教学中。首先,应当在目录学教学中增加实践内容。目录学课程教学可以安排实践课课时,一方面加强与本单位的图书馆合作,让学生参与到图书馆的书目实践中,另一方面,在课程任务中增加实践内容的考察,鼓励学生亲自编制书目。其次,目录学的实践内容可以作为案例渗透教学中。谭瑟勒的《目录学概论》在介绍书目分析方法时不乏对排字、装帧等方面分析案例的引入,借鉴其教学实践,相关教育者可以在讲授书目方法等内容时附带各时期的典型案例。

目录学教育与目录学研究相辅相成、相互滋养,更好地开展目录学教学实践有赖于目录学实践研究的进益。《目录学概论》课程重视目录学中分析和描述的技术工具,代表了西方目录学研究的一大方向。国内现有的目录学研究更多是理论层面和历史层面的研究,实践层面的研究更多关注现代书目实践,而已有的传统书目实践研究多是关注单个人或单个组织机构的实践,宏观层面的总结和规律探索还有所欠缺。校雠学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重点内容,其方法技术性强,目录学实践的诸多内容都涉及到了校雠学的知识,所以笔者认为,在目录学的研究中可以重点关注校雠学的技术方法在传统目录学实践中的应用,形成研究反哺教育的良性局面。鉴于西方目录学实践中重视相关工具技术,与中国目录学实践有所差异,目录学的实践研究可以在研究西方目录学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目录学实践进行研究。例如可以着重关注中西方目录学实践中技术方法的使用差异,探究技术方法的利用情况在影响中西方目录学实践差异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外,还可以关注西方目录学教育中如何开展实践教学,学习其优秀经验,以改进我国目录学教学工作。

5.3 重新寻找定位,关注目录学对传统文化的价值

在新时期,目录学教育想要摆脱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关键在于解决好目录学教育发展方向与道路问题,处理好目录学学科与现代化的关系和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找到富有生命力和自身学科特色的发展基点,以此拓宽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将目录学课程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正是当下目录学教育实现发展的良好契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诸多讲话,无一不在强调现阶段我国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教育部于2020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通知也提出要促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根据学科专业特色和优势打造专业思政教育课程,“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经管、法学专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68]。目录学课程恰好兼具丰厚的历史沉淀与专业的特色内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十分符合时代主题,具有打造成图书馆学典型专业思政课的天然优势。一方面目录学课程有着图书馆学专业核心特色,是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脸谱”课程。另一方面,目录学在历史文化的背景和影响下产生和发展,并以目录的形式对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加以显性化和呈现表达,发挥着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作用;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以及导读功能等能够促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将目录学课程打造成图书馆学的专业思政课程,对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立德树人,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有重要意义。

目录学之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已经引起学界部分学者的重视,但并未很好地体现在目录学教育中。将目录学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落于实处的可行思路是将目录学与学术史相结合开展研究和教育,通过探究目录学视域下的学术史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如此,既可发挥目录学最大效用,促进目录学的发展,同时又能辅助学术史的研究,推动学术史的深入化和体系化。不难发现,谭瑟勒在内的一些西方目录学教育者已经做出了将学术史融入目录学教学的尝试。在《目录学概论》课程中,谭瑟勒已经关注到了书籍史等相关内容并通过参考文献等方式将其纳入课程中。然而即便是谭瑟勒,对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注还不是很明确和充分。

目录学如何与学术史结合,徐有富在其《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给出了答案。该书从目录学出发,探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过程和特质[69],徐有富指出虽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关于书目如何具体体现学术史价值的却没有系统的阐述,即缺乏对目录学与学术史之间密切联系的探究[70]1。徐有富认为“目录实际上是记录人类精神财富的数据库,中国历代目录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的缩影[71]408”,可以通过目录的分类、书目的序及按语、著录项及其统计数据这三个方面探究学术史[72]1-2。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时期的学术和文化以目录的形式形成记录,而与此同时目录的记录方式和记录内容又反过来影响着该时期和其后的学术与文化的发展,因而对目录学与学术史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关注目录学对学术文化的能动作用。在目录学教育的具体实践中落实目录学与学术史的结合,不仅仅是讲授如何从目录学中探究学术史,还可以尝试在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上实现向学术史的转变,比如以不同时期具体的书目实践为框架,囊括目录学相关知识和学术史研究成果,在更深的层面实现目录学与学术史在教育上的良好结合。

6 结语

目录学教育不管是从图书馆学领域,还是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抑或是从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继承和发展视角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当前目录学教育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几点就是目录学教育的理论体系需要更新和完善,以及需要重新找回与实践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目录学教育的再发展,让目录学课程在新时期展现新的活力、确立新的价值,需要从多方面吸取成功的经验对目录学教育进行改进,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准目录学教育在新环境下的方向定位。本文在批判性学习西方目录学教育实践中代表性的《目录学概论》的课程经验后,初步认为目录学教育未来的发展有以下三个方向:(1)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点,在学术史的方向上深入探究我国学术和文化发展,并依此更新目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赋予目录学教育在现下这个新时期新的发展点与发展意义;(2)鼓励和吸纳图情档领域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于目录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中;(3)加强与其他学科下目录学教育者的交流,提升本学科视角下的目录学的影响力,帮助其他学科更好开展目录学教育,不断丰富目录学教育的内涵。只有跳脱出对目录学固有的学科认知,在把握目录学教育核心的同时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目录学教育的功能,才能促进目录学教育在新时期重新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