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永乐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7月30日傍晚，接到南京大学徐雁先生短信，告知朱天俊先生于29日下午病逝。指引我走上文献学教学与研究道路的最后一位恩师也走了，顿时悲从心生，泪水潸然……

最早聆听朱先生教诲是在1983年上半年。当时，全国不少高校从77级和78级两届学生中，选拔了一批毕业生充实到图书馆。为了使这些人尽快适应图书馆工作的需要，掌握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和工作技能，受全国高校图工委委托，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办了全国高校图书馆专业干部培训班，我即成员之一。图书馆学的几门看家课，如图书馆学概论，图书分类、图书编目、目录学、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等，所有学员都要学。另外，学员还可根据自己原来所学专业或以后所要从事的工作，可再选修相应课程。如学文史的，可选图书馆古籍编目和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学外语的，可再选西文编目和西文工具书等等。授课老师均是当时北大图书馆学系一时之选，讲课各具特点。但相比较而言，我最喜欢、收获最丰、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朱天俊先生讲授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原因有三，一是朱先生授课认真，且颇具吸引力。尽管对所讲内容已烂熟于心，但朱先生授课，哪怕是板书时，也不放下手中的讲稿，可又绝不照本宣科，以其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一板一眼，力争将每一字都送入听课者耳中，颇具磁力，容不得你走神，顺着先生的思路一直听下去。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了听课之外，先生还出了实习题，要求学生利用课上所讲工具书，去解决具体问题。课上听，课后查，相互补益，效果好，学员也感兴趣。这一点对我影响颇深，我走上教学岗位后，始终重视文献检索的实践教学。三是确实感觉到工具书使用，是一门长本事的学问。当时班里不少学员“专业思想”并不稳固，总还想着回到原来所学专业，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学习的积极性。我本科是学中文的，尤其喜欢古代汉语。听了朱先生数次课之后，认识到，使用工具书、检索文献的能力，不但对图书馆工作有用，即便以后回到本行，这个本领也万万少不得。因此，学得格外上劲，再加上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也为学好这门课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是朱先生带我走进了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这门课程的大门，为我从事社科文献检索课教学打下了初步基础，也使我以后的校勘考证如虎添翼。

再次受先生之教，则是一年以后。1984年2月，教育部颁发文件，要求在高校普遍课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同年3至5月，全国高校图工委在苏州大学举办了全国高校首届社科文献检索师资培训班。教学工作由朱师和赵国璋、潘树广三位先生担任，实习辅导则由王长恭和华人德二位先生担任。这样一年之内就第二次作朱先生的弟子了。三位先生授课风格各不相同:朱先生的投入专注，赵先生的文雅稳重，潘先生的潇洒生动，各有其长，但又都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我们通过听课，也能感受到三位先生课下相互切磋，虚心学习他人之长的美德。如赵先生讲工具书类型时，说过去为书目分类，总有不周密之处，始终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经请教朱先生，先将书目分为古代和现代两部分，其下再划分类型，问题迎刃而解，令人佩服。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赵先生虚怀若谷，不掩他人之善，也透漏出朱先生在目录学方面的精深研究。先生们真是菩萨心肠，不但传授社科文献检索的具体知识，结业前，还金针度人，由朱师作代表，讲授了先生们共同拟订的两种教学大纲，一按工具书类型讲，一按问题讲，并分析了两种大纲各自的优点及局限，供学员们回去自行选择。这批学员有不少人回去后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成为当地社科文献检索的教学骨干。

与朱先生真是有缘。两个月后，与朱先生又在承德相会了。从苏州师资班回来后，省图工委决定于1984年暑假在承德举办河北省首届社科文献检索师资培训班，由我负责筹办。我是尚未入道的小萝卜头，压不住阵脚，授课必须邀请名家和老先生出马。经图工委领导同意，决定就近约请朱师和本校的郭文瑞先生(我读大学时讲授“辞书源流”课程的老师)唱主角，我敲边鼓:讲一部分课程，并负责教学辅导。当我赴京到府上拜谒先生，说明来意，朱先生立即爽快答应，并详细询问了学员的来源、课程的安排、实习工具书如何解决等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在培训班上，我既是学生，又是老师。说是学生，两位造诣深厚、德高望重的先生讲课，机会自然不能错过，我就和学员一起听课。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三次聆听了先生的课程。谈起这段经历，别人都说我福分不浅，与朱先生有缘。两位先生讲授在前，我排在最后。有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讲课就怕对比，何况是与名家对比，再加上培训班的成员有不少年是年过半百、颇有根底的老馆员。而我当时大学毕业才两年，二十几岁，初次登讲台就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心中的忐忑与紧张，可想而知。我只好求助于朱先生。看了我的讲稿后，先生鼓励我:“没问题，要相信自己。你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并告诫我放松心态，初登讲台，容易讲快，所以一定注意放慢语速。课后，多个学员说我讲课风格颇似朱先生。虽然未尝有意模仿，但朱先生的影响，已经春风化雨般浸入到我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之中。是朱先生手把手帮我度过了教学第一关，建立起了教学信心，而这对初登讲台的青年教师攸关重要，甚至影响其终生。在培训班结束前，我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级社科文献检索教学研究会，聘任朱先生担任名誉理事长，我则忝列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并编印了数期《社科文献检索教学简报》，每期都及时寄送先生。

1995年，学校要资助出版一些教材，我的《古籍整理教程》列入计划，但最后能否出版，还要看校内外专家的评审意见。校内的专家不必担心，能够审阅这类书稿的，应该都是自己的老师，对我比较了解。校外送到哪所学校哪个人手里，则不得而知，不免有些担心。说来真是缘分，当教务处的同志将审评意见转给我时，评审专家竟是朱先生。记得先生先从总体上肯定了书稿的价值和水平，认为是作者多年读书积累而成，可以出版。缺点，记得提了两条，一是可能由于疏忽，第二章讲古籍版本，其中第二节的题目为“古籍版本的类型”，第三节的题目为“版本的鉴定”，体例不一，第三节的题目亦应补上“古籍”二字;二是辨伪与辑佚，也属于古籍整理的范围，不当弃而不讲。我再次为先生的严谨细心和真知灼见所折服。我遵照先生的意见，对书稿又进行了多次斟酌修改，并补写了第六章“辨伪与辑佚”，使得全书的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善。《教程》1997年出版以后，赢得普遍好评，并获得河北省优秀社科成果奖。我深知，成绩的取得，包含着先生的学识和智慧，而我对先生的感激，也绝不是“后记”一句感谢所能表达的。

最后一次见到朱先生是2008年11月6日。当时，中国索引学会年会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会议闭幕前夕，朱师在姚伯岳先生陪同下来看望大家(先生曾任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午餐前，在休息室，我紧挨先生而坐，十余年后，再次得以与先生长谈。我称赞先生精神好，先生说今年78岁了，前几年得了脑梗，恢复得还可以。我说先生不像78岁的，像60多的，先生连连摆手，但看得出非常高兴。先生还详细询问了我和河北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情况。我告诉先生，现在，信息管理系已经和工商管理、会计学及财政学等专业合并为管理学院，独立的信管系已不复存在。由于学术环境的变化，我也由管理学院调到了文学院，创建了古典文献学本科和硕士学位点，三年前被评为博导，现仍坚持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开设文献检索课，用的还是先生们主编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先生对我的“叛逃”表示理解，对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并再次强调了文献检索能力的重要，鼓励我坚持下去。当时看到先生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坚信先生定会长命百岁，向先生请益的机会还多。万万没有想到，不到五年，先生竟离我们而去，怎能不令人心碎!

先生是位纯真的学者。虽然多年任北大图书馆学系副主任，但在先生身上丝毫看不到油滑与世故，待人一片赤诚。向先生请教问题，无论是学术的，还是文献检索教学研究会事务性的，先生无不坦诚相告。有一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1984年苏州培训班结束前，先生带领我们到宁波、杭州和上海参观。在某单位等待讲解员到来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先生上前欲接，同行的另一位老师连忙摆手制止，但先生却视而不见，不但接了电话，还要亲自跑着去喊人。事虽小，但反映的不正是先生的一片纯真之心吗?

先生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先生多年担任系教学秘书和行政领导，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活动又多，但朱先生“只要稍有一点时间，就到教员阅览室看书备课”(见朱天俊《回顾与希望》，载庄守经、赵学文编《文明的沃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80页)。先生为了学术，牺牲了常人应有的娱乐。1983年在北大学习时，课间闲聊，先生问我们周日去哪儿玩了，我们说去了天坛公园，先生不由感叹:你们比我强啊，我来北京30多年了，没去过天坛一次，令在场的同学无不惊愕。

先生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典范。先生有极强的科研能力，但先生绝不因科研而影响教学。笔者案头的10余种著作，无不是先生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结晶。这些成果，可以说是来自教学，服务于教学，从而又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惠及无数学子。与今日一些所谓“名家”，埋头于课题，对教学敷衍了事，置学生于不顾，形成鲜明对比。

先生是一位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善于把握学术发展趋势的学者。先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文工具书使用(社科文献检索)和目录学领域。从《文科工具书简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版，1981年2版)按类型介绍，到《文史工具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针对自学青年的实际分为53个具体问题，从《中文工具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中文工具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文工具书基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概述”加“问题”的“两分法”，到《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版，2005年2版)的“文献编”、“工具编”与“检索编”的“三分法”，从单纯介绍纸质文献到及时补充机读文献、网络检索，每一次修订再版，并不是简单的剔旧补新，而是处处体现着先生敏锐的学术嗅觉、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以《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为例，其体例之严密完备，至今无能出其右者。工具书使用与文献检索，是人们在读书治学过程中产生的查检行为，脱离了读书治学这个前提，就谈不到文献检索和工具书的使用，所以首先是“文献编”，介绍阅读的对象:图书、报刊与机读文献。遇到问题，工具书最便捷，。有哪些类型工具书可用，拿到一部工具书，如何能够迅速准确地查到所需信息，这是文献检索的基础，所以接下来是“工具编”，重点介绍工具书的主要类型和主要排检法。人们的专业不同，阅读与研究的对象不同，因而遇到的问题也有差异。遇到问题如何解决，这是关键，所以第三编便是“检索编”，也是全书的重点。但文献检索问题至为复杂，往往需要辗转查检多种文献方能有较为满意的结果，故又有附编“综合检索示例”——这是《检索》诸位主编检索实践的积累，犹显功力，也最受学生欢迎。由此可以看出朱师及诸位先生是如何缜密思考，使《检索》的编排，如何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后出的一些同类教材，不难看出在有意模仿《检索》，但由于功力不逮，思虑不周，最多做到“形似”，而达不到“神似”。在教学中，除了课堂讲授之外，我要求学生课下做两件事，一是实习，以切实提高文献检索能力;二是通读《检索》，写出读书报告，以打下较为全面的基础，体会先生们的良苦用心。

先生已逝，生者何为?能报答先生于万一的，唯有耐住寂寞，不顾得失，将先生终生孜孜探求的目录学和社科文献检索(中文工具书使用)学科坚守下去并发扬光大，使其泽及更多学子，提高后学者的学术素养和治学能力，从而为学术繁荣贡献绵薄之力。这也许正是先生寄希望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