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道昭与《五音集韵》

2013-04-08张社列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期

关键词：韵书集韵五音

张社列，班颖

（1.河北大学社会科学处，河北保定 071002；2.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五音集韵》全称《改并五音集韵》，是金代真定韩道昭在同时代的洨川人（今河北宁晋）[1]荆璞的《五音集韵》的基础上编修的一部大型韵书。它继承了荆氏《五音集韵》将五音三十六声母引入韵书的做法，又大胆地进行了创新，在韵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韩道昭其人

古代文献中对韩道昭并无确切的记载。人们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其撰写的大型字书《四声篇海》序中的点滴记载。

明成化本《四声篇海》前附有韩道昇于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作的序，其序曰：

复至明昌丙辰（1196年）有真定校将元注《指玄》。韩公先生孝彦，字允中，……改《玉篇》归于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最为妙绝。……又至泰和戊辰，有先生次男韩道昭，字伯晖，搜寻古范，考校前规，然观《五音之篇》，美即是美，未尽其详；明之部目，尚亦文繁……目之曰《五音增改并类聚四声篇》，不亦宜乎？观之上件，韩伯晖改并之能者，如明镜之中照物，令久习之者不厌，好事之者无疑；酷似久居暗室，豁然而睹明焉，往者披云倏忽而观日矣。[2]

由此可知，韩道昭，字伯晖，曾于泰和戊辰（1208年）改《五音之篇》为《五音增改并类聚四声篇》，亦即《四声篇海》。其父韩孝彦，河北真定人，字允中，曾于1196年在王太《类玉篇海》的基础上编修了《五音之篇》。

元至元庚寅（1290年）的《重刊改并五音集韵》中保留了韩道昇在崇庆元年（1212年）为《改并五音集韵》所作的序，其云：

先叔者，讳孝彦，字允中，况于《篇》《韵》之中最为得意，注疏《指玄之论》，撰集《澄鉴之图》，述《门法满庭芳词》，作《切韵指迷之颂》，镂板通行，其名远矣[3]。

《指玄论》是等韵门法的源头之作，关于其作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辽代智光，即于统和十五年（997年）为释行均的《龙龛手镜》作序者，代表人物为赵荫棠、竺家宁等[4]。此说不足取。韩孝彦元注《指玄》，是在明昌丙辰，此时相去智光仅二百年左右，语言变化不大，韩孝彦无须为之作疏。另一种看法认为是北宋以前的智邦所作，且有黑水城出土的抄本文献《解释歌义》明言为证，当为可信。宋王宗道《切韵指玄论》，是对智邦《指玄论》的注释、补充以及对等韵门法义理的阐述[5]。既然能够注疏《指玄论》，且编修大型字书《五音之篇》，可见韩孝彦在音韵学、文字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关于韩氏的家世，韩道昭在《五音集韵》平声《寒韵》“韩”字下已经有所交待：

“韩，又姓，出自唐叔虞之后，曲沃桓叔之子万食邑于韩，因以为氏，代为晋卿。后分晋为国，韩为秦灭，复以国为氏，出颍川（今河南境内）。后韩骞避王莽乱，移居南阳（今河南境内），故有颍川南阳也。又至大宋国有韩魏公（名琦，著有《安阳集》50卷，并与欧阳修、苏洵、范仲淹等人交善）为相，有三子，长曰韩纲，尚书员外郎；次曰韩综，刑部员外郎；幼曰韩绛，昭文馆学士，乃定州中山府尹，故建砖塔立碑焉。又有韩退之，在昌黎郡太守，故作《昌黎集》也，因以为郡，故有昌黎、颍川、南阳三望也。复至大金国，有昌黎郡韩孝彦者，乃滹阳松水人也，注《切韵指玄论》，撰《切韵澄鉴图》，作《切韵满庭芳》，述《切韵指迷颂》，将《玉篇》改作《五音篇》，皆印行于世，故立昌黎氏焉。有三子，长曰道晧，次曰道昭，幼曰道昉，俱通韵算术也。又至泰和戊辰年间，昌黎氏次子韩道昭再行改并《五音之篇》，改并《五音集韵》，芟削重错，剪去繁芜，增添俗字，故引昌黎子者乃韩道昭自称也，并《篇》部为四百四十有四，分布五音，立成一十五卷也。又并《韵》为一百六十数也，亦分一十五卷也，故将《篇》、《韵》全部乃计三十册数也。有子韩德恩，亦通书史，精加注解，各同详校正之名也[3]。

音韵、文字之学可谓是韩氏家学。从韩孝彦算起，其子、其孙、其侄，甚或其女婿王德珪，都参与了《四声篇海》的编修工作。

《四声篇海》署名“真定府松水昌黎郡韩孝彦、次男韩道昭改并重编”。

昌黎郡韩孝彦者，是就郡望和祖籍而言的。如同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但自称杜陵叟，是言其祖籍襄阳。滹阳松水，有人认为是河北正定[6][7]，然经宁忌浮先生实地考证，认为是今河北灵寿县西南的倾井村[8]。韩道昭自称昌黎子，亦是言其祖籍。

古人讲究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如果韩道昭30岁改并《五音之篇》的话，那么韩道昭当生于1178年前后，为金中期人。唐作藩先生以为其大约生于1170年（金世宗大定十年），大约卒于1230年（金哀宗正大七年）[8]，不知所据。疑为宁氏之说，当为可信。

此外，据《篇海类编》前所附的“字学书目”载，韩孝彦、韩道昭父子另有《玉镜篇海》四十卷问世。此书已经失传，详情不得而知。《篇海类编》为明末坊贾伪托之作[9]，但可能在此时《玉镜篇海》尚存于世。

另据日本学者远藤由理子的《〈海篇〉诸本考》载，日本现藏有《五音类聚四声切韵直音海篇大全》，重校本，校者为韩孝彦，万历二十六年（1589年）刻本，收于内阁文库[10]。

二、《五音集韵》的成书过程

韩氏《五音集韵》是在荆璞的《五音集韵》和韩孝彦的《五音篇》的基础上形成的。

正德本《四声篇海》前所附建安滕霄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写的《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集韵〉序》中说：

《五音集韵》者，荆璞取司马公之法，添入《集韵》，随母取切者也，主类声而声各隶之诸母[9]。

韩道昇《改并五音集韵》序中称：

又至大金皇统年间（1141—1149），有洨川荆璞，字彦宝，善达声音幽微，博览群书奥旨，特将三十六声母添入韵中，随母取切，致使学流取之易也，详而有的，检而无谬矣。美即是美矣，未尽其善。复至泰和戊辰，有吾弟韩道昭……重编《改并五音之篇》[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韩氏的《五音集韵》是在荆氏《五音集韵》的基础上编修的。原因是其书“未尽其善”。

荆璞对宋本《集韵》进行了完善，其对韵书编纂最大的贡献就是参照司马光《切韵指掌图》的做法将五音三十六声母引入《集韵》。宋本《集韵》是在《广韵》的基础上编纂的，它对《广韵》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各韵下的诸小韵的排列次序作了一些调整，把发音部位相同的同纽字类聚在一起，大体上依唇齿舌牙喉五音分类排比”[8]1—4。而荆氏则明确标出了三十六声母，使小韵的排列更加有序。

根据《四声篇海》及《改并五音集韵》前的两个序我们得知，韩道昭在泰和戊辰（1208年）始改并韩孝彦的《五音篇》，同年编成《四声篇海》；同时编修《五音集韵》，至崇庆元年（1212年）始成。由于《五音篇》与《四声篇海》均属字书，因此体例上不需大的改动，只需做并部之类的工作，因而不足一年而成。而《五音篇》与《五音集韵》属不同性质的书籍，前者为字书，后者属韵书，体例、框架需重新编定，因此耗时五年才克成功。

韩氏对荆氏《五音集韵》做了大量的增、改、并工作。韩道昭在《改并五音篇序》中称“引诸经训，正诸讹舛，陈其字母，序其等第”，《至元庚寅重刊改并〈五音集韵〉》序中韩道昇亦称“增添俗字广，改正违门多，依开合等第之声音，弃一母复张之切脚，使初学检阅无移，令后进披寻有准”。可见，韩氏不仅引经据典改正了荆氏《五音集韵》的错误，增加了大量的俗字，而且指明了小韵的声母及其等第。此外，还进行了并韵工作。

三、《五音集韵》的体例

《五音集韵》全书共十五卷，按四声，即平上去入分卷次。

1.韵之分布。全书共分一百六十韵，归为十六摄。包括平声四十四韵，因平声收字最多，又分上、中、下三部，各两卷。上声四十三韵，去声四十七韵，入声二十六韵，各分三卷。

平声四十四部，其中阴声韵十七部，阳声韵二十七部。因为“冬”韵无上声，故上声分为四十三部，较平声少一部。因为“祭、泰、废”三韵仅有去声而无平声、上声，故去声较平声多三部，分为四十七部。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而其中的“痕”韵无入声韵，故入声分为二十六部。

2.收字。收字与宋本《集韵》一致。《四库全书总目》称：“《五音集韵》所收之字，大抵以《广韵》为蓝本，而增入之字则以《集韵》为蓝本。考《广韵》卷首云，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集韵》条例云，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言。是书亦云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言。合计其数，较《集韵》仅少一字，殆传写偶脱。”[12]362是《五音集韵》收字为53525字，但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多音字，单字数量亦应该如宋本《集韵》一样在32380左右。

3.字之排序。《四库全书总目》中称“是书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诸字之先后。”[12]362全书按一百六十韵排列，各小韵按三十六声母顺序排列，“以见母为首，终于来日”。每个字母下的小韵用“一、二、三、四”标明所属之等，即所谓“陈其字母，序其等第”。所以，《五音集韵》字的排序实际上是二级层次，一是韵部，二是以“见溪群疑端定透泥”等三十六声母顺序排列的小韵。较之以前韵书之小韵排列无规律可寻多了一个分类标准，使检索更加便利。

4.切字。所用的切字，多采《广韵》而非《集韵》。采用《集韵》的切字，多是《切韵》的切字已经不适应宋时语音变化而被《集韵》更改过的。

四、《五音集韵》在韵书史上的地位

唐作藩先生说：“《五音集韵》是北宋以后首先突破《切韵》系韵书体系的一部韵书，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8]1—4赵诚先生也说，《五音集韵》“作者编排有很大改革，这是韵书发展史上值得注意的地方。”[13]72

《五音集韵》突破《切韵》系韵书体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并韵。丁度等编修的《集韵》以《切韵》为基础共分二百零六韵，而韩氏认为《切韵》系韵书中的许多重韵，如山删、狝铣、豏檻、庚耕、支脂之、怪卦夬等，“开口无异，等第俱同”[3]，“同声同韵两处安排[3]”的做法甚为不妥。因此，《五音集韵》则依据《广韵》中韵目下的独用、同用的规定，对《集韵》之韵部进行了合并，将二百零六韵并为一百六十韵。当然，韩氏的并韵工作并不彻底，余下的任务则是由后来的《四声等子》来完成的。

韩氏《五音集韵》之前，传南宋理宗淳佑十二壬子年（1252年）刘渊曾编写刊行过新的《礼部韵略》共一百零七韵。此书已佚，在金时是否存在不得而知。公元1223年，金平水书籍官王文郁作《新刊韵略》，将格律诗用字分为一百零六韵，实际上也是对韩道昭《五音集韵》并部工作的继续。《五音集韵》也是元黄公绍《古今韵会》并为一百零七韵的前声。

2.将等韵学理论引入韵书。《广韵》卷首所载孙愐《唐韵·序》称“又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仵而次之，有可纽不可行之及古体有依约之，并采以为证，庶无壅而昭其凭。起终五年，精成一部”[14]4，因此唐作藩先生认为“等韵之学影响编排体例早已发轫于唐代”[8]。这一看法是可商榷的。因为这一句话正确的理解是，依据字之声母所属，将新增加的字编排在相同声母的小韵所属原有字的后面[15]25－27。这里根本没有涉及等韵学的事情，反倒可以视为声母排列小韵的肇端。

晚唐以后，随着等韵学的兴起与发展，人们的审音水平不断提高，音韵学家发现传统的《切韵》系韵书严重脱离实际。因此，用等韵学的原理改编传统的韵书，使之与现实的口语相适应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五音集韵》就是依据等韵学的理论，对丁度等编修的《集韵》改编的结果。换言之，将等韵学的理论引入韵书当始于《五音集韵》。

等韵学讲究声、韵、调的配合关系。等是用来表示韵母区别的概念，区分等的标志是主要元音和介音。《五音集韵》的体例很明显地体现了等韵学的特点。它以“字母”表示汉语的声母系统，以“等”、“呼”来分析韵母的结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此书：“自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始以七音、四等、三十六声母，颠倒唐宋之字纽，而韵书一变。”[12]362

3.按三十六声母排列各小韵。这项创新起源于荆璞的《五音集韵》。荆氏借鉴宋代司马光《切韵指掌图》的做法，用五音三十六声母重新编排《集韵》的二百零六韵的各小韵，即所谓“将三十六母引入《集韵》”。这样使各小韵的排列多了一种标准，使韵书的使用更加便捷。韩道昭则继承了荆氏的这种编纂体例。

正是由于《五音集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切韵》系韵书的体系，更接近于当时的语音，反映了中古以后北方语音系统（包括声母、韵母、声调）的变化。因此，才在韵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许多韵书都是以此为范式编排的。如元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元代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简称《切韵指南》）等。刘鉴在《切韵指南》自序中对此已经明确交待了：“与韩氏《五音集韵》互为体用，诸韵字音皆由此韵出也。”[16]成书于金末或元初的《四声等子》，与《五音集韵》的语音系统也基本一致。

[1]张社列，孙青.荆璞小考[J].保定学院学报，2013（3）：44－47.

[2]韩孝彦.大明成化丁亥重刊改併五音类聚四声篇[M].明成化七年刻本.

[3]韩道昭.至元庚寅重刊改併五音集韵[M].元至元元年刻本.

[4]李无未.日本大矢透《韵镜考》“要说”寻绎[J]，古汉语研究，2008（3）：21－28.

[5]孙伯君.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 [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11

[6]徐大英.谈谈《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J].辞书研究，1986（3）：110－116.

[7]丁桂香.《五音集韵》探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9（5）：113－116.

[8]唐作藩.校订《五音集韵》序[J].古汉语研究，1992（11）：1－4.

[9]杨载武.《篇海类编》真伪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1）：31－34.

[10]远藤由理子，《海篇》诸本考[J].梅光女学院大学论集，1989（3）：31－57.

[11]韩孝彦.正德乙亥重刊改併五音类聚四声篇海[M].明正德十五年刻本.

[1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