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君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苏轼一生著作丰厚，诗、词、散文、书、画均为一流，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的文艺全才。对苏轼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然而对其笔记的文学思想少有专门论述①苏轼一生笔记主要有《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由于苏轼一生不太重视自己的笔记，无意传世，随作随散，故各种版本多寡不一，而万历间商濬所刻《东坡先生志林》又与《仇池笔记》有重出现象，今据孔凡礼先生整理《东坡志林》《商刻东坡志林》《仇池笔记》。。

苏轼论文提倡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呻吟，卖弄风雅，追求奇险，“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新乃诗之病。”（《商刻东坡志林》卷九）苏轼特别重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源于此，他特别推崇杜甫诗歌的诗史意义：“《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方琯之败也。《唐书》作陈陶邪，不知孰是。时琯临败，犹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又《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乱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及《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废不足论。跃马三十年，恐辜名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逃脱，投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商刻东坡志林》卷一）细考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突出体现其对时事反映的及时和针对性、准确性之强。文学艺术创作还要真实，“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商刻东坡志林》卷九）虽然是讲绘画，但是表现的却是文艺的普遍规律。

苏轼推崇创造，反对平庸，“欧阳文忠公言：‘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一篇而已。’予亦谓：‘唐无文章，唯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商刻东坡志林》）卷七）许多论者觉得苏轼此论过于偏颇，其实苏轼所以发出此论是用特别引人注目的语言，鼓励创新。韩愈这篇文章打破了赠序的固有模式，从语言到结构都显示出大胆的创新，虽为送别但全部为借题发挥的时论，大段的对比显示主题，巧用对话，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句法，笔法灵活，气势奔放。“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先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东坡志林》卷一）单从徐凝的《瀑布诗》看，不能算是最下乘之作，然而在与李白的对比中，苏轼突出自己极赏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精神。对于前辈作家的创新诗句，苏轼在笔记中用摘句的方法，点出其妙处，并把自己的佳作与之比较，“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寥无闻焉。直至欧阳永叔‘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鹤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番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驱争先也矣。小生亦云：‘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云：‘露布朝驰玉塞关，捷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焉耳。”（《商刻东坡志林》卷七）杜甫、欧阳修、苏轼的这些诗句，凝练生动，意象典型富有表现力，艺术感染力极强。一个作家从开始创作的时候，就面临如何超越前人的课题。前人的遗产越丰富，超越前人就越难。苏轼看来，一味拟古模仿没有多大价值，而且他常常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模仿的缺陷，“余昔对欧公颂文与可诗云：‘美人郤扇坐，羞落亭下花。’公曰：‘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耳。’”（《仇池笔记》卷下“与可拾诗”）毫不留情。

苏轼论文特别反对狂怪，追求平易，“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商刻东坡志林》卷一）对于科举考试的程式化和险怪之风，苏轼也极为反对，“郑君先辈知其俊敏笃学，向观所为诗文，非止科场手段也。”（《商刻东坡志林》卷十一）

苏轼特别重视作家的人品修养，评论前辈作家往往一针见血，慧眼独具，他不被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所谓爱情佳话迷失了自我的判断标准，“司马相如归蜀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所谓小人也哉”（《商刻东坡志林》卷四）在苏轼看来这是一次预谋的赴宴，赴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率钱之会”，也就是敛钱之宴。苏轼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分析了这一事件，揭露了司马相如窃妻又敛钱的丑恶小人嘴脸。苏轼在另一篇指出“司马相如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既而以诗赋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丝毫之善以自赎也。而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复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岂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下里门之义乎。”（《商刻东坡志林》卷十）虽然对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没有客观肯定，但是看出苏轼对作家人品的要求。而对于作家的高尚气节，苏轼不忘弘扬。“欧阳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载章献太后临朝时，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争乃罢。其后某先君奉诏太常因革礼，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牍俱在，考其始末，无谏止之事，而有以行之明验。先君质之于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寔谏而卒不从，墓碑误也，当以案牍为正。’今日偶与客论此事，夜归乃记之。”（《商刻东坡志林》卷四）苏轼一生以博大的胸怀接受文化遗产，主儒术不为所愚，杂佛老不为所溺，然而他在政治上仍主要以儒家的标准作为是非判断标准。“王巩云：‘张安道说苏子瞻比予孔北海、诸葛孔明。孔明吾岂敢望，北海或似之，然不至若是之蠢也。’北海以忠义气节冠天下，其势足与曹操相轩轾，绝非两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汉，岂所谓轻于鸿毛者，何名为蠢哉。”（《仇池笔记》卷下“孔北海”）明显以汉为正统，鞭笞曹操，称颂孔融的气节。

苏轼在评论作家时特别重视作家的性格，“退之有言：‘我宁诘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气，虽出世间人亦不能容，叔夜悻直，又甚于退之也。”（《东坡志林》卷二）同时又善于将作家的性格和其创作联系起来，“径山长老维琳，行峻而通，文丽而清。”[1]“苏州仲殊师利和尚，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无一毫发事。’故与之游。”[1]“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予初不识。比至惠州，钦使侍者卓契顺来问予安否，且寄十诗。予题其后曰：‘此僧清逸绝俗，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予往来吴中久矣，而不识此僧，何也？”[1]可以看出，苏轼不仅善于同僧人往来，而能从其性格论诗，很有针对性。

在评价一个作家的历史地位时，苏轼不受传统结论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论析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序》斯可见也矣。如李陵书、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辨。今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多矣。渊明作《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商刻东坡志林》卷一）独特的审美眼光发现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屈、宋并肩，为有识之见。

苏轼在论文学时，能将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前代作家相联系，实现精神的超越，“吾昔谪黄州，曾子固居忧临川，死焉。人有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长吉时事，以上帝招他。’时先帝也问其语，以问蜀人蒲宗孟，且有叹息语。今谪海南，又有传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者，京师皆云，太守柯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间而身宫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牛。’且曰：‘无善声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尔。”（《东坡志林》卷二）诙谐幽默中，对比韩愈，实现了淡化苦难与精神的超越。伟大的文学诞生于深重的苦难里。苏轼虽然没有明确揭示，但是这种人格升华的心理体验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

苏轼特别重视文学家对外物观察的细致和个性体味的深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独具面目的作品，陶靖节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也怀新。’非古人之耦耕执仗者，不能道其语；非予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商刻东坡志林》卷十）“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绝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绝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商刻东坡志林》卷十）

黄州是苏轼人生悲剧的顶点，他的物质生活极度贫乏，孤独寂寞，不敢与朋友来往，精神极度痛苦，然而诗人超越苦难，蔑视人生的不幸，超越外在的功名利禄，注重内在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的自由，实现了人生境界的升华[2]。他对外物与作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发表了许多新鲜而富有创造的文学观念。“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东坡志林》卷四《临皋闲题》）从官场的忙人，成为被贬的闲人，但却有时间真正走进大自然，领略自然美，同时发现自我，超越自我，就会产生物我相融而独具面目的山水诗词[3]。

对于文学鉴赏，苏轼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苏轼认为必须走进作家的心灵世界，耐心体味，方可悟出个中三昧，“近世人轻以意改书，卑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渐讹舛，深可忿疾。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诗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予云‘鸥不解“没”’，改作“波”字。二诗改此两字，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商刻东坡志林》卷五）立论准确，入木三分。有时苏轼继承中国传统的批评鉴赏方法，摘出佳句，互相对比，虽然不加议论，但是意在言外。“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寥无闻焉。直至欧阳永叔‘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鸥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番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驱争先矣。小生亦云：‘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耳。”（《商刻东坡志林》卷七）对于前人的作品，苏轼主张阅读一定要一丝不苟，在他的笔记中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实践典范，“柳子厚诗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为何物。偶阅《方言》，簟，宋魏之间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梁简文《答湘南王献簟书》云‘五离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谓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间，杜子美有《桃竹杖引》。”（《商刻东坡志林》卷一）可以看出苏轼对作品阅读的细微程度。对于前人的结论，苏轼从不盲从，“昔先友史经臣彦甫谓余：‘阮籍登光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余游润州甘露寺，有孔明、孙权、李德裕之遗迹，余感之赋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刓。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化，仙逝谁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兴光武叹，不得雍门弹。’则犹此意也。今日读李太白《登古战场》诗云：‘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意放于酒，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东坡志林》卷一）苏轼对前辈作家多有钻研，认真体会，在自己的游历过程中又结合山水，相互应证，“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材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商刻东坡志林》卷十）不但深入体会司空图诗歌的妙处，而且在与杜甫诗歌的比较中，指出其缺陷，很值得我们分析诗歌时学习。

苏轼特别重视作家的修养，强调作家的学养，“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挞，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此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东坡志林》卷一《记六一语》）苏轼除了特别强调作家的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以外，对于作家丰富的文化积淀也特别重视。

对于前代的伟大作家，苏轼并不是空洞地赞扬与顶礼膜拜，而是认真分析其成就，同时苏轼能够大胆直言，避免了前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而是一分为二地对其加以分析。“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甚村陋也。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仇池笔记》卷下杜甫诗）诗圣杜甫也是人，诗歌不可能是一个水平，评价优劣，比一味盲目肯定更有价值。而对于名气不大的诗人，苏轼也能欣赏其佳作，“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为诗，诗格也不能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爱也。”（《商刻东坡志林》卷十一）这种科学的态度特别值得文艺研究的人学习。

苏轼笔记中的文学思想，虽然不是系统的论述，然而行文自由，思维活跃，生动具体，很有价值。笔者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苏轼.东坡志林：卷二[M]／／《全宋笔记》第1编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49.

[2]张瑞君.从寒食帖看苏轼诗书相通的审美观[J].中国书法，2010（6）：109－110.

[3]张瑞君.论庄子思想对苏轼人生境界的影响[J].山西大学学报，2010（6）：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