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论纲

2013-04-08宫敬才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期

宫敬才，刘景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马克思终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研究，留给后人浩如烟海的文献，奉献给人类者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如何解读这些文献？如何理解这一思想体系？一百多年来，解读和理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传统。

较早形成的传统启始于恩格斯。他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不得不跟着杜林的体系走，马克思思想体系一总三分的格局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一思想体系由三部分内容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此为从学科角度理解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最早起源。列宁把恩格斯不得不如此的做法以正式提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证明这一点的例证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前苏联建国后倾国家之力按照列宁的提法把马克思的思想教科书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本教科书的合一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理论表达。

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认知源自前苏联的理解传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名称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此认知的直接结果是研究者们从马克思的文献中撮取甚至剥离出相应的学科性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为例证。这样的教科书试图依循《资本论》的表达逻辑，剥离出来的内容貌似原汁原味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文献对比就可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达出来的内容与原生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大有改观，以马克思经济哲学为言说对象的文献大量出现，人们的探讨兴趣也有增无减。面对这样可喜的客观情势，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说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提法能够成立，那么，马克思经济哲学有否存在形式？这些存在形式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更没有人探讨和回答这样的问题。

第二种传统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卢卡奇开创。他于1923年出版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主题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其哲学性质勿庸置疑。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人们在关注卢卡奇对何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的理解时，忽略了更重要的内容，这一内容同样具有开创传统的性质，即关注马克思文献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挖掘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卢卡奇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位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探讨者。

苏东巨变是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它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产生了现在还难下定论的冲击力。冲击的表现之一是卢卡奇开创的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挖掘哲学思想的传统尽显张力，大有成为研究主流的趋势。如下两部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卓有成就的卡弗于1998年出版了新著《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主题是“重新评价马克思”，在“重新评价”过程中寻找“另一个马克思”。卡弗重新评价的文献对象是《资本论》，认为它是从日常语言出发的分析性著作，是论述个人问题的著作。基于这样的认知，如下观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个误称。而马克思却旨在再现他生活时代的经济理论，以便利用自然哲学的论点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概念，拔开逻辑和历史论述的迷雾。”[1]2，28，30，66这样的认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哲学思想是正确且能带来重大后果的做法。

洛克曼出版于2002年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信心满满，力图“在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还原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还原的主要结果有二，一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内在关联，二是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尤为重要者，再发现性的观点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哲学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例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源并奠基于他的哲学成就——理解、分析、批判和应对一个半世纪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不可能把马克思观点的哲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分离开来”“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思想的任何一个观点中从未被分离过”“马克思的哲学兴趣和政治经济学兴趣之间是相互联系的”[2]4，9，230。洛克曼的观点当然有缺陷，如他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只有德国古典哲学就非常片面，但成就是主要的。首先，这样的观点是对前苏联传统的拔乱反正，通过他的观点人们明了，人为割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是错误的。其次，他的观点告诉人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真实存在状态是紧密交织和互相包含。最后，在提法的层面，洛克曼的观点把卢卡奇开启的研究传统往前推进了一步，即突出和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密不可分性质。在卢卡奇那里这种传统以具体的研究实践形式体现出来，在洛克曼这里卢卡奇开创的研究传统变成了命题化并明确提出来的研究主张。

从两种传统演化到目前为止的结果看，共同性的缺陷明显可见。它们既没有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问题，也没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探讨。检视文献便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具体存在形式有四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把马克思经济哲学四种存在形式的具体内容逐一展开并详加论证是一项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的浩大工程，一篇论文的逻辑空间难容其阔。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以例证形式展示马克思经济哲学具体存在形式中的内容。

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

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它有自己的逻辑前提、学科性质定性、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等哲学性内容。马克思要建立与这种经济学针锋相对的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表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态度。

1.对逻辑前提的批判

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3]155。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之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马克思所质问者是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初试身手就抓住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害，这一经济学所接受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既腰斩洛克的经济哲学，又掩盖西欧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演化的本质。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的创立者是洛克，但他的立论前提是带有基督教痕迹的劳动创造世界论和劳动者主权论，这种逻辑前提导致的结论不言而喻，私有财产只不过是劳动的结果：“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种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4]19由洛克的论述可以看出，私有财产权确实神圣不可侵犯，但原因在于劳动而不在于私有财产本身。资产阶级经济学出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人为割裂洛克的思想逻辑，抛弃于己不利但更根本和更重要的思想成分即私有财产的劳动起源论，留下于己有利者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并把它孤立化、抽象化和绝对化，以便使其能够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使用。马克思所揭露者，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虚伪之处。

纵观英国史便知，从洛克时代开始，私有财产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的表现形式反映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性质，也反映了资本与土地的关系性质。“羊吃人”是私有财产特定历史阶段的典型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商业化用地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也为了获得可以自由交换的劳动力，便进行疯狂残酷的圈地运动。这一运动让资产阶级的目的变为现实，结果的另一面则是“羊吃人”“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现在变成很贪婪，很凶猛，甚至要把人吃掉，要把你们的田园、城市全部毁坏掉。凡是生产细致贵重羊毛的地区，那儿的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把整片整片的土地化作牧场，毁掉所有的房屋和城镇，只留下教堂做羊圈”[5]114。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的描述稍显夸张，但基本符合英国早期圈地运动的历史事实。这样的历史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在国内获得的用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既不正当，也不光彩。它不是节制和勤劳的结果，而是对他人财产肆意侵占的结果。

资产阶级在国外掠取用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的行为更残酷因而更不人道。“根据官方统计数字，1521－1600年间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有18 000吨，黄金200吨，而其他人的估计则是此数的两倍”。与此相伴而生的结果是，“只不过一个世纪稍多一点儿的时间，墨西哥的印弟安人口就减少了90%（从2 500万人下降到150万人）在秘鲁则减少了95%”[6]7。满脑子发财梦的西欧强盗确实找到了黄金，与此直接相关的结果是种族灭绝。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这样的事实美化为“地理大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称其为经济起飞的开始。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然不想让上述历史事实见诸于经济学理论之中，它便把私有财产的演化历史空洞化和抽象化，抽象到哲学命题且能作为逻辑前提使用的高度，真实的私有财产的演化历史被重重地掩盖起来。马克思所揭露者，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出于辩护需要而不顾史德的任意妄为。

2.对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批判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中，有一个启端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做法始终未变，就人论人，没有任何历史性和地域性限定，原始社会的猎人和渔夫成为天然的互通有无以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交换者[7]12－15。粗心的读者或许以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做法没有可大惊小怪的地方，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论述方便设定了这样的出发点。实际情况与此相反，这种对出发点的理解成为一种传统，后继者大都以这种传统为依据设定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点的人是逻辑假定的结果，但这种做法并非是随意为之，而是要论证经济自由主义的天然合理和自古不变。马克思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以及这样的人与社会历史中的人是什么关系，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开篇他便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相象力的虚构……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8]5。正是因为如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及其后继者“犯了时代错误”[9]453－455，误以为18世纪的人与原始人之间没有丝毫差别。

综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点的批判可以看出，超越社会历史和地域差异地设定出发点是“犯了时代错误”，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出发点基于和来自社会历史与现实，更重要的是要符合社会历史与现实。这种硬性要求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地说明社会历史与现实。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解释具有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意义：“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论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18世纪，而不是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3]607－608。马克思的解释是硬性约束，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不是随意假定的结果，而是“真正的出发点”，它应当符合社会历史与现实，也必须符合社会历史与现实。以永恒真理形式现身的出发点，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笔下的猎人渔夫或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眼中的理性经济人，无助于正确说明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经济生活，人们所得到者，只不过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说教。

3.对经济制度类型划分方法的批判

在亚当·斯密时代，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但反对封建经济制度的残余仍是重要任务。为了批判封建经济制度的残余，亚当·斯密采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经济制度类型划分方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与此相反，“人为制度”则“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10]252。亚当·斯密的思路清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制度如封建的经济制度是“人为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是“自然自由的制度”，是顺应“事物的自然倾向”的制度。

19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一点未变，这就是经济制度类型的划分方法。到20世纪下半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以渊博的知识背景为依托，在思想史梳理的框架内高调地让这一划分方法重新进入学术语境，表现出来者是分类更复杂，意识形态的味道更浓烈，攻击性更强，在自我感觉上则是更为傲慢和自负。他在一篇论文中说，“无论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还是此后两千年里他们的后继者，都没有发展出一种系统的社会理论，对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作出明确说明，或是对任何行动者都未设想的行为中自发形成的秩序或成规加以解释。因此也须搞清楚，在完全独立于人的行为这个意义上的自然现象，和人类设计的产物这个意义上的人为或习俗现象之间，还需要插入第三个类别，它是一种独特的范畴，涵盖了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发现的、应当由社会理论承担起解释任务的全部出乎意料的模式和成规”[11]522。与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制度类型划分方法相比，哈耶克观点的独特之处有两点，一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人们对制度类型划分的认识处于盲目状态，哈耶克自己的观点一出，局面马上改观。二是用秩序解释的制度有三种：自然界中存在的制度（秩序）、人为设计的制度（秩序）和自生自发的制度（秩序）。哈耶克的解释重点在后两种制度。“我们把‘人造的秩序’称之为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但是这种人造的秩序也可以被称之为一种建构（a construction）或一种人为的秩序……我们把‘增长的秩序’称之为一种自我生成的或源于内部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最为合适的英语称谓则是自生自发秩序”[12]55。就实质言，哈耶克的观点并没有超出亚当·斯密的地方，他的观点之所以被当代人评价为“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他谈论问题依据的知识背景更大，二是他的观点提出和流行于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全球化时代。

哈耶克的所谓“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再发现”，因为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把这种经济制度类型的划分方法批判得体无完肤了。“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3]612－613。由马克思的批判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经济制度类型两分法既没有客观事实根据，也没有实事求是意义上的科学道理，存在者只有一点：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辩护。

4.对阶级立场的批判

像马克思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叙说对象也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由于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二者叙说出来的理论结论截然相反。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不可能都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相符合，其中的不相符合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相符合的原因何在？资产阶级（资本家）立场发挥了根本性作用。鉴于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阶级立场展开批判。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最直白和明显地表现于对资本的看法上。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置专节批判的西尼尔对资本的看法是，“资本是一项财富，是在财富生产或财富分配中人类作出的努力的结果”“经济学家把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说成是成果的共享者的那种通常说法，只是出于杜撰。差不多一切所生产的，首先是资本家的所有物”[13]138，145。上述观点只能被作为例证看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看法在本质上相一致，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是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总之一句话，是社会的恩人。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上述观点的批判表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而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显得浅簿。“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14]922。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界定如此清晰，再作解释实属多余。反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就物论物，好像原始人手中挂满树叶的木棍与资本家的自动化机器设备具有同样的社会历史性质。

第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的解释中包涵了资本起源的内容，如节俭、智慧和努力。这种解释包藏祸心，祸心的表现于外是三个结果，一是制造出资本家是功臣和楷模的神话，二是掩盖了资本起源的真实历史，三是丑化普通劳动者。马克思对这一点的批判如下：“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人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由此我们说，资本的起源“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到来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15]820－821，822，871。马克思的批判有事实根据吗？《资本论》第一卷中铁证如山的事实材料表明，根据很充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为什么不顾及这些事实？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使他们变得有眼无珠。

第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谈论围绕资本而来的问题时，往往跨出经济学范围，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大发议论，侈谈自由、平等和公正。马克思以劳动力市场的交易为例证，揭露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本质。“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5]204－205。马克思的揭露不仅形象生动，而且直击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辩护的嘴脸跃然纸上。

以上的引证和分析表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资本观的批判在三个层面上展开：概念解释、历史起源和政治哲学本质。三个层面的批判指向一个焦点，即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立场。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不过是把资本家的所想所愿所爱所恨转化为经济学原理，以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出来。

三、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

为了说明资产本义社会的经济本质，马克思利用和创制了大量政治经济学范畴，把这些范畴组合在一起所形成者，不是范畴“丛林”，而是范畴“森林”。这些范畴中存在与否经济哲学思想？资本范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范畴之一，我们以它为例证回答问题。

马克思说：“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不过是用意识和意志来执行的资本本身的职能——通过吸收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职能。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资本表现为人，而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执行职能，这种劳动对于工人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消耗，而它作为创造财富和增大财富的实体属于资本家，劳动本身事实上就是以这种实体的形式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被并入资本的要素，表现为资本的活的可变因素。因此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工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历史地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情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情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就生产过程同时是实际劳动过程，而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指挥者必须在实际生产中执行职能来说，他的活动实际上获得了特殊的、多样的内容。但是，劳动过程本身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正像产品的使用价值只表现为产品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样。”[8]469－470

结合其他地方论述地细加分析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界说，我们能发现其中具有惊人的13种含义。

第一，资本的职能是通过吸收活劳动自行增殖自身的价值，以便达到资本家发财富的目的。这种目的是资本家行为的原动力，马克斯·韦伯的“天职”说和熊彼特的“英雄”论远不及这一原动力来得强劲有力和符合实际。

第二，资本的人格化是资本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资本家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为“新人类”。事实表明，它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15]823。只是到这个时代，资本家才出现于社会生活中。

第三，资本家的职能是监督和指挥实际的生产过程。这种监督和指挥以政治法律意义上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独立、自由和相互之间平等的名义进行，实际情况是工人劳动和生活的一切都在资本家的掌控中，他握有对工人几乎是生杀予夺的大权。

第四，资本的外在形式是死劳动，是物，即被李嘉图和西尼尔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为用于生产的那一部分财富。细加思考便知，此财富非彼财富。作为资本的财富创造了历史，但它的另一面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5]871。

第五，从动态的角度看问题，资本的实际存在状态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性质的主、客体关系，这种关系像其他人类活动形式一样，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六，资本实际存在状态中的主、客体关系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是劳动者在这一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被剥夺，马克思用专有名词概括这一事实，即异化劳动。

第七，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本能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学者标榜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人权学说是神话，是鬼话，客观事实是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剥夺，成了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牺牲品。这是劳动者阶级意识的心理基础，总有一天，它会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第八，劳动者自发的阶级意识会表现于外，具体形式是阶级性反抗资本家实际是反抗资本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一部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现象到国际性行动的史诗。

第九，资本为什么会内在地包含阶级对抗性关系？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8]168。这种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核心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

第十，既然资本是特定的生产关系，那么，它一定是特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资本关系本身的出现，是以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产形式为前提的。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必然发展起那些超出旧生产关系并迫使它们转化为资本关系的交往手段、生产资料和需要。但是，它们只需要发展到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程度。然而，在这种已经改变了的关系的基础上，会发展起一种发生了特殊变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出新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只有在这种新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从而在实际上给自己创造出新的现实的条件。由此就会出现完全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其现实条件，为之提供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由革命发展起来的与工人相对立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8]546－547。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再清晰不过了。首先，由资本演化而来的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变化的生产方式”，资本是特定生产方式的判断名正言顺。其次，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前身与它有本质区别，它的后继者情况亦然。最后，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资本家没有意识到的是，它也“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这是生产方式的三段论，即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样的三段论与马克思的人学历史三段论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相一致。

第十一，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资本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本质，由此标示出社会形态的线性状态：前资本时代的社会形态、以资本为本质的社会形态和后资本时代的社会形态。虽然马克思在这里的表达还不明晰，但思想框架已然具备，资本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表明，它具有演进中的社会形态的含义。

第十二，作为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资本具有内在矛质，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这种矛盾不可解决且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说出了如下气势如虹的名言：“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下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5]874。

第十三，资本具有推动文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说，“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8]95。例如，“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14]927－928。“三个有利于”的论述表明，马克思确实看到并为我们揭示出了资本范畴中存在的推动文明发展的含义。

马克思资本范畴中的13种含义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这一范畴中是否还有其他含义？他人解读将会是新见迭出的局面。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资本范畴确实具有经济学层面的含义，更具有浓烈和丰富的哲学含义，典型者，可举资本范畴中的主、客体关系、劳动异化关系、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文明作用等的含义为例证。面对这样的例证，马克思资本范畴中是否具有哲学含义的问题还是问题吗？

资本范畴只不过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范畴森林”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他范畴如商品、劳动、工人、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等中是否具有哲学含义？细检马克思的文献便知，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在马克思除资本范畴外的其他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同样包含浓烈丰富的哲学思想。

四、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

马克思文献中政治经济学命题的大量存在是客观事实。这些政治经济学命题中存在与否哲学思想？事实胜于雄辩。例如，为了揭示生产力具体说是劳动资料与生产关系进而是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如下命题：“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602来到《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上述命题中的思想发展为一般性政治经济学原理。“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5]210。

马克思的论述用语不多，却蕴含了巨量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信息，稍作梳理就可发现，四个命题出现于我们面前：第一，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第二，经济时代的区分标准是人类怎样生产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第三，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第四，劳动资料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四个命题具有政治经济学性内容的判断名正言顺，其中包含哲学性内容吗？

命题一，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

这一命题虽然源自富兰克林，但语境和语气二者表明，马克思认可这一命题。这一命题为政治经济学命题是常识。没有人性自私论的逻辑前提，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无法满足逻辑自恰的条件而不能成为一个学科。同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客观地需要逻辑前提。这种逻辑前提是劳动人性论，人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是这一逻辑前提的另一种表述。从另一角度看问题，这一命题带有十足的哲学性质。中西两千多年的哲学史表明，哲学家们总在不断地探究人性问题，持人性善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认为人性恶（自私）的哲学家更是不绝如缕。近代以来，人性自私论者成为社会思潮的执牛耳者，理论成果被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拿来便用，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它摇身一变成为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命题。人们不可忘记者，它首先是哲学命题，然后才成为政治经济学命题。马克思借自富兰克林的命题在性质上与人性自私论处于同一逻辑层面，具有同样的哲学性质，因为它们都是人性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

马克思为什么要借用和坚持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观点？原因有三。其一，这一命题具有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根据，马克思给出了这样的根据。“尽管直到现在，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但是，人们至少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15]211。其二，马克思要在人的本质层面理解、定位和界说作为生产劳动物质基础的劳动资料，进而说明劳动资料与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和工艺关系。两层含义意在表明，作为劳动者劳动结果的劳动资料在法权意义上属于资本家所有伤天害理。其三，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要表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的资本或财产政治经济学之间具有本质区别。由这三条根据可以看出，没有命题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会由于缺失逻辑前提而无法确立。这一命题中具有哲学性内容吗？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属多余。

命题二，经济时代的区分标准是怎样生产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这一命题需要从前后两部分加以分析。“经济时代区分标准”的提法是严格的学术用语，但已进入大众传媒和日常生活，“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的提法可为例证。这样的提法是政治经济学的题中之意。

此命题的后半部分指称两项内容，特定生产借以进行的组织形式和劳动资料的技术性质与水平。检视经济发展的社会历史性质，这二者确为切中要害和反映本质的标准，由此，人们可以看出某一经济时代的特质和发育程度。手工作坊生产独轮车的组织形式与生产宇宙飞船的组织形式不可同日而语，刀耕火种生产粮食与用转基因技术工业化地生产粮食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样明显。

命题二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已如上述。其中包含哲学思想吗？第一，经济生活历史特征问题的提出依赖于哲学味十足的假定：经济生活有时间性历史，更有实际内容的历史，内容历史的趋势是进步和发展。为了在经验事实意义上验证这一假设，如何生产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的问题必然会被提出来。问题提出来之后的经验事实验证结果告诉验证者，如何生产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确实是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客观标准。第二，对上述判断标准的认知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人类的经济生活为什么会有进步和发展？直接原因不是上帝发慈悲，也不是帝王将相由关注权位争夺变为关注芸芸众生的经济生活福利，更不是企业家（资本家）的创新癖好使然，而是经济生活激发出来的客观需要。客观需要是伟大的动力，它推动人们为了满足客观需要而不断地优化生产组织和改进以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第三，经济时代的判定标准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判定标准。人不吃饭会饿死，不穿衣会冻死。衣食住的问题解决以后，人们才会想到、才有前提条件从事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或娱乐游戏。这种自古未变的常识表明，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经济生活的历史是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所以，经济时代被认识清楚，认识社会历史便有了客观的前提和依据。

命题三，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马克思对何谓劳动资料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述。“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15]209。短短几句话，马克思便回答了围绕劳动资料而来的三个问题。其一，劳动资料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物质性的中介。其二，劳动资料的作用在于帮助劳动者把自己的目的施加到劳动对象上。其三，劳动资料是人的自然肢体的延长。马克思的界定具有哲学性内涵吗？用黑格尔的语言表述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其哲学性的内涵会显现出来。“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理性的技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16]394。看了黑格尔的表述，谁还能说马克思的界定不具有哲学性内涵呢？

劳动资料是人造物，实际是人的经验与知识的物化。基于此，马克思才说它是人类劳动力的测量器。作为测量器，它能测量出人类劳动力的什么内容？首先，测量出人类劳动力的经验和知识水平。人类劳动力的经验和知发育成长史与人类社会历史同始终，其间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正好表现出人类劳动力经验和知识的特定发育水平。其次，测量出经验和知识物化即以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这样的发展水平指称两项内容，一是知识本身，二是知识的外化和物化能力。最后，测量出内含经验和知识的劳动资料的效能，用经济学术语表述是效率。这样的效率是人类改进和利用劳动资料的主要目的，它简单到可以用阿拉伯数字加以计算和表征的程度。

界说至此，命题三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已明证可鉴。这种含义要告诉世人的内容如下：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者之间以效率为追求目标的互动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探究到此为，它自命的“天职”便是论证效率的天然合理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继续前进，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为了获得以利润形式表现出来的效率而对使用劳动资料的劳动者进行的残酷剥削，进而揭示出对效率的追逐所导致的人、自然和社会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甚至是灾难。资产阶级经济学对效率的态度可命名为“效率崇拜”或叫“效率第一主义”[17]。

命题三的哲学性内容何在？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施加影响的过程是自然人化的过程，这种过程的日积月累和聚少成多，使得人类生活得以展开的自然环境日渐人化。现在，要想找到与人无涉的纯自然，成为难上加难的事情。人化自然的过程是主、客体互动的过程。主体是劳动者，客体是劳动对象。命题三所要突出和强调者是主、客体互动过程中的中介性因素——劳动资料。马克思通过这一命题所要展示给我们的哲学性内容是作为中介的劳动资料的主体性质。第一，中介的主体性以客体性为前提。作为中介的劳动资料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在制造过程中，被制造的劳动资料是劳动对象，是客体，所以马克思借用富兰克林的话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第二，中介的直接主体性。马克思说劳动资料是“人的自然肢体的延长”，这种“延长”使人对劳动对象的改造更有成效，被改造后的劳动对象更具有主体性质，是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表白和验证。第三，中介的间接主体性。中介作用于劳动对象会产生结果，经济学视域中的结果是效率，虽然结果的具体内容绝对不仅仅是效率。表面看，结果的出现是中介的能耐和功绩；实质上，中介的制造、使用和最终结果的取得，都是劳动者的能耐和功绩。这正好说明，结果以间接形式证明了中介的主体性质。第四，中介的主体性带有社会历史的性质。当劳动者只知道和只能用粗陋简单的工具改造自然时，这样的主体性具有原始社会的历史性质。现代人用信息化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改造自然，说明现代人的主体性具有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质。第五，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劳动资料已经渗入了大量科学技术性因素，这表明此时中介的主体性质更进一步。但是，这只是就中介物质性层面的内容而言，看其社会历史性内容，此时中介的主体性质发生了变异，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使然，中介的主体性已经被异化。

命题四，劳动资料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指示器”的指向是经济时代的区分。“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指称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这样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劳动资料借“社会关系”间接地表征出生产的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直接表征出的则是生产得以进行的社会组织形式性质。这说明，劳动资料与社会关系即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定的劳动资料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基于特定的劳动资料而来。

马克思着意界说者是机器化的大工厂。机器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劳动资料，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大工厂。在这样的大工厂中，社会关系具有哪些实际内容？第一，个体工人只是分工协作体系中的“组成部件”，不同个体工人的有机统一构成“总体工人”，总体工人与机器体系这种劳动资料相适应，相配合，以便达到资本家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目的。在这里，个体工人发挥各不相同的职能，不同职能的链接才是整体性的职能。职能意义上的个体工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机联系，这样的联系显示出“总体工人”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显示个体工人的“碎片化”和软弱无力。此为生产方式层面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大工厂的出现由工业革命促成。在这样的工厂中，劳动资料法权意义上的所有者是资本家，不同资本家的合一形成资本家阶级。这说明，与机器体系相适应的还有一种社会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阶级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关系，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得以实现，造成的另一种后果是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司空见惯的客观现实表明，工人受剥削被压迫与大工厂这种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必然联系，大工厂与机器体系这种劳动资料有必然联系。第三，与机器体系这种劳动资料必然相关的还有一种社会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或代理人之间的被管理与管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监督、指挥和管理”的职能，这种职能与将军指挥士兵的职能类似。后来，这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是这种职能作为对象被“科学”地研究，结果是工人被剥削压迫的现象被作为中性事实加以研究的管理学的出现。就此而言，泰罗的所谓“科学管理原理”可为例证。

上述内容已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内容范围。尽管如此，说上述内容具有哲学性含义或许会有人不服气。看了如下内容，再说马克思这一命题中不包括哲学性内容便有点不实事求是了。大工厂适应于机器体系的客观需要而产生，但有一点人们不能忘记，大工厂和机器体系都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这种资本家与工人二者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如下事实。“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自动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奠基石已经埋好。死劳动被赋予运动，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8]354。“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只不过是比喻，由这一比喻构成的语境表明，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工厂作为生产借以进行的组织形式给人以外观，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各自独立和相互平等，但“铁人”即机器体系是中介，通过这一中介，工人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还比手工工场时期更严重和更残酷。从哲学的层面看问题，这样的客观事实反映出两种主、客体关系的颠倒。第一，工人与机器体系之间构成主、客体关系，表面看，这和昔日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类似。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昔日劳动者与工具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不会发生变异，主体不会在客体面前异化，工人与机器体系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则会发生异化，“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的比喻是这种异化的真实写照。第二，上述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颠倒导源于如下事实，作为劳动结果的机器体系属资本家所有，劳动结果，死劳动即是资本，而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工人在机器体系面前异化的原因是在资本面前的异化，在资本面前异化的外在表现是工人在资本家面前的异化。

综合起来看，上述四个命题只是例证，例证中存在哲学性内容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文献中，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命题有很多。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再举出一些例证。例证一，“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等级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18]100－101。例证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3]162。例证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192。例证四，“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520。例证五，“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5]8。例证六，“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4]927－928。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上述六个例证是否为政治经济学命题？答案是肯定的；是否包含哲学性内容？答案也是肯定的。笔者共用10个例证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命题中包含哲学性内容”的提法，借以确立这一提法，客观事实表明，这一提法能够成立。

五、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

自从被马克思痛批的西尼尔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提出经济学是科学因而不能作道德劝诫的荒谬主张以来[13]12，资产阶级经济学便刻意营造一种学术气氛，尽最大努力地向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靠拢，另一方面则是极力排斥哲学。这种学术气氛造成了恶劣后果，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少不更事的学习经济学的大学生恨哲学如同毒药。这种学术气氛延续到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视自己为“社会物理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至于哲学则唯恐避之不及。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能摆脱哲学以自立吗？恰恰相反，这种经济学离开哲学一天也不能自立，它以哲学性内容为理论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哲学性内容？这样的内容至少有六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前提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认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价值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历史论。六个方面的哲学性内容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1.经济哲学逻辑前提论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始终把人性自私论当作自己的逻辑前提，不管外来的批评多么深刻尖锐，情况都是如此。究其原因，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在这一哲学性的逻辑前提之上，丢失这一逻辑前提，它就不再是自身。面对如此状况，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哲学性的逻辑前提吗？如果说需要，那么，这种哲学性的逻辑前提是什么？是劳动人性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举出三个例证。第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实际上是敌视人的。”说国民经济学敌视人的根据在于，“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是只有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基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之外的幽灵”[3]179，171。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识形态》中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自身”[3]519。第三，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撰写的宣言中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称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则被称为“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或“资本的政治经济学”[19]12。

从三处论述中可以发现如下内容。首先，马克思谈论问题的语境有两种，一种是政治经济学语境，另一种是哲学语境，两种语境的核心范畴是劳动，范畴的展开是劳动与人的关系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关系。其次，马克思论证问题的方式是比较，即人与动物的比较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再次，两种语境中的比较结果出现于我们面前。哲学语境的比较表明，人是劳动人即人是劳动的动物；政治经济学语境的比较表明，围绕劳动人性论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是劳动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专门为资本家辩护而成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两种语境相结合地理解马克思的论述，发现如下事实并不困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客观地存在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的哲学性表达是人性劳动论或叫劳动人性论。

2.经济哲学本体论

劳动人性论的逻辑前提具有假设性质，这种性质表明，其中的劳动范畴需要哲学性论证，论证的结果是劳动哲学本体论[20]。马克思确实有自己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3]162，196，210。马克思此处的论证以提出哲学命题的形式进行，给人以晦涩难解之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形式有了变化，结果是如下的内容：“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3]528。马克思意在批判费尔巴哈对自然（“感性世界”）的理解，实际批判的是所有旧唯物主义对自然的理解。这种理解向世人表明，自然先于和独立于人而存在，人则是自然的产物且从属于自然。马克思通过批判所要确立的哲学理念是，先于和独立于人的自然是“非存在物”，真正存在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3]191，这种自然是人的劳动的结果，离开劳动无自然，自然及其存在和意义端赖于劳动而成为它们自身。由此说，哲学的本体不是自然而是使它成为自身的劳动。

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有关系吗？有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有一条思想逻辑演进路线：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剥夺剥夺者论（造反有理论）。这条思想逻辑演进路线的哲学根据是什么？劳动哲学本体论就是这样的哲学根据。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哲学本体论与政治经济学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失却这一哲学本体论的政治经济学已不是马克思原生态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劳动哲学本体论的内在逻辑使然，它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延伸的结果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于此，马克思的两条思想逻辑演进路线出现于我们面前：劳动哲学本体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剥削客观存在论；劳动哲学本体论→劳动者主权论→剥削天然不合理论→剥夺剥夺者论（造反有理论）。两条思想逻辑演进路线的共同基础是劳动哲学本体论，由此我们可以有两点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与劳动哲学本体论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劳动哲学本体论是它们二者共同的哲学基础。第二，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者有机统一，是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

3.经济哲学认识论

马克思的文献中存在经济哲学认识论内容，笔者把它命名为以全方位信息为客观基础的经济哲学认识论。

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正确的出发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5]8。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像其他任何社会历史形态中的生产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主体也是人。看来，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准确地界定自己的出发点。“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此种个人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按马克思的说法，“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21]22，22－25。细品如上论述便知，马克思对作为出发点的个人作了准确全面的规定。首先，此处的个人是历史性个人，他或她是16世纪以来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果。其次，此处的个人不是任意性地指称任何个人，而是处于生产过程之中且从事生产的个人。最后，这样的个人及其生产具有社会性，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荒岛上的鲁滨逊根本不存在，此处的社会性指称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分工协作性质。

第二，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充分地占有材料”。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5]21－22。马克思的话表明，负责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如下的认识论原则。首先，要明确地区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就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充分地占有材料”是绝对必需的认识论要求，达不到这一要求就不能真正地做到实事求是。其次，这里的“充分”之说具有明确的内容规定，一是“各种发展形式”，二是“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最后，这样的要求中包括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演化历史及这一历史中不同因素的辩证关系。由此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哲学认识论主张既吸取了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又与它划清了界限。

第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细节。如果说“充分地占有材料”的认识论要求意在关注研究对象所涉及的范围，那么，另一种认识论要求同样不能被忽略，即经济现象的细微变化。笔者把克思的这一经济哲学认识论思想命名为关注细节。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马克思说出了如下极具经济哲学认识论意义的话：“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例如，在考察上述事实（指“劳动的浓缩”——引者注）时，必须考虑到离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对象很远的许多情况；而且，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8]318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确实存在经济哲学认识论思想。有志者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认识论更丰富的内容会呈现出来。

4.经济哲学价值论

检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便知，从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初试身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67年正式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其间包括卷帙浩大的经济学手稿，其中的每一种文献都没有忘记谈论“人性”“人道”“个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问题。稍为具体的引证就会形成长长的单子，化繁为简的办法是用一句似乎过头的话说明这一点。否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客观地存在围绕“人性”“人道”和“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来的经济哲学价值论内容，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马克思经济哲学价值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可以用劳动人道主义的提法概括和表征这一内容。“它的主旨是，劳动创造世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性事实。创造的目的不是像基督教宣称的那样为了证明上帝的伟大，而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此为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前提。劳动创造世界的目的性使人与被创造的世界之间具有全面性关系：确证人的创造性本质和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人在拥有世界的前提下支配和享用这个世界。创造世界与拥有、支配和享用世界这四者不可分离，分离它们是剥削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创造世界者获得了‘劳动神圣’的空名，但拥有、支配和享用劳动创造的世界是统治阶级的‘专利’。这是‘剥夺剥夺者’的天然理由，目的在于创造世界、拥有世界、支配世界和享用世界的有机统一。由此看，劳动是人道主义的客观基础，这一客观基础的判定标准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效率，而是‘合乎人类本性’。舍弃劳动的全部内容（创造、拥有、支配和享用世界）或肢解这一内容整体性（把创造世界与拥有、支配和享用世界加以分割）的人道主义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22]。这样的人道主义思想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其中的限定性内容是“劳动”，它使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价值论具有自己的本质规定性。离开劳动谈论人道主义，结果是二者必居其一，或是难逃空洞抽象的结局，或是沦为资本人道主义，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本质在于把人工具化，追求的目标是能用数目字衡量的效率。效率的追逐使完整的人扭曲变形，我们见到者是“经济人”。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以劳动人道主义为概括的经济哲学价值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灵魂。有了前者，后者才能成为自身，否则，便会成为失去灵魂的他者。把这样的判断具体化是如下内容。首先，以劳动人道主义为概括的经济价值论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确立了正确方向，要说明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现实的生存状况，使劳动者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其次，劳动人道主义思想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始终特点显明，它要使被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严重扭曲的人以完整的形象显现出来，为以暴力或和平手段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指明方向。最后，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诉求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追求目标、实现方法和具体结论诸方面具有自己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形成了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双峰并峙因而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种传统中，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扭曲变形的经济人被彻底校正，我们所见到者，是秉承历史、身居当下和奔向全面自由发展方向因而完整的人。三项具体内容表明，马克思以劳动人道主义为概括的经济哲学价值论绝非是可有可无的点辍，它内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结论之中，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灵魂。舍弃这一灵魂，意欲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化”的现象大量存在，此为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科学化倾向影响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离马克思原生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结论越来越远。

5.经济哲学方法论

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历史的研究中，方法论始终被作为重要内容对待。“重要内容”的指称何谓？笼统性地说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性说法是逻辑和历史的有机统一，更具体性的说法则指向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等方法。三个层面的说法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都能找到对应性根据。马克思对自己的根本性方法有明确界说，我们所见到者是“解剖典型”。上述三个层面的说法存在于“解剖典型”的根本性方法之中，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应明确指出，“解剖典型”中还有上述三个层面的说法没有涉及到的内容，理解和让当事人出场说话便是。这样的事例表明，马克思“解剖典型”的方法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把这样的内容加以提炼和概括，即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使用的经济哲学方法论。

以解剖典型为概括的经济哲学方法论内容撮其要者是如下三个方面：理解、让当事人出场说话和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特别关注并细致分析英国以工业革命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世界历史性的社会影响[3]565－566。后来，这一内容以细化和展开的形式重又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四篇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自己的做法方法论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5]8。到随后的写作中，马克思还数次提到英国的典型性，如，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是英国，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是英国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英国才得到了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只有在英国才具有典型的形式，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已得到最高度和最典型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只发生在英国，等等。由此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以英国为典型例证，并非是偶尔为之的行为，而是长期和基本的做法。

英国既非法国又非德国，解剖英国就能说明法国和德国甚至所有民族国家所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面临的社会历史性任务吗？马克思认为这一点能够做到。他以英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为例证说明典型的普遍性意义：“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发生革命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23]74。英法两国政治革命的典型意义是反映整个世界的客观要求和预示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经济领域中的革命即以英国为发源地的工业革命的情况同样如此。

理解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因素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5]10。在这种“自然史”的演进过程中，时间是可计量的自然因素，但经济的社会形态则不然，它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质变，由此形成了经济的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中的发育程度最高和最典型者，是理解跟进者的钥匙，这正是马克思解剖典型方法的精髓所在，也是马克思解剖英国的用意所在。我们还是请马克思为我们作出说明吧！“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8]29。马克思对理解方法解释得如此清楚明白，再作解释实为多余。

马克思不仅有对理解方法如此透彻的解释，而且还有辩证法高度的概括：“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者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还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既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5]22细品马克思的概括得出结论并不难，正确理解的方法就是辩证法，或者说，辩证法就是正确理解的方法。

让当事人出场说话

在马克思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运用了一种其他经济学文献中极为罕见的方法，即让当事人出场说话。基于这一方法而来的结果是，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劣迹斑斑，罪恶累累，资本家贪婪、刻薄和残酷的本性活鲜鲜地显示在我们面前。后人把这种现象固化为“曼彻斯特资本主义”这一专有名词。限于篇幅，此处只举出现于《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三个例证。例证一。一位12岁的童工说，“我干的是运模子和转辘轳。我早晨6点钟上工，有时4点钟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6点钟。我从前天夜里起就没有上过床”。例证二。一位童工的父亲说，“我这个孩子7岁的时候，我就常常背着他在雪地里上下工，他常常要做16个钟头的工！……当他在机器旁干活的时候，我往往得跪下来喂他饭，因为他不能离开机器，也不能把机器停下来。”例证三。一位主任医生说，“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体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不长，迟钝而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2／3以上。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15]283，286，284－285。三个例证不算多，但它们能够证明，马克思运用让当事人出场说话的方法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如上分析表明，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一方法的运用使解剖典型的方法具有了细节性的客观基础，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客观逼真的揭示。

逻辑和历史的有机统一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逻辑和历史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情况大变，西方有学者认为，此方法系恩格斯强加于马克思的结果，在后者那里根本不存在这一方法，更遑论应用了。相反观点的出现带来了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是否存在和运用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的方法？如果对问题作出肯定性回答，那么，这一方法中的逻辑和历史各自的指称对象是什么？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的证据何在？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存在和运用这一方法是客观事实，这一事实表现出来的是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先在于逻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社会并非是在开始谈论它的时候才存在的[21]47－48。第二，逻辑是理解和抽象的产物，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表达，“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21]42。第三，被表述出来的逻辑与客观的社会历史过程相一致。马克思在谈到这一内容时说，“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21]44。第四，对逻辑表述对象的把握要准确。人们往往把马克思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方法的顾涉对象理解为一般意义的社会经济的历史，殊不知，真正顾涉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在这里，范畴的先后顺序“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21]49。西方学者正是由于阅读文献不认真而误判马克思的逻辑表述对象，才导致了曲解马克思的论述并得出了马克思不认可和不运用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方法的结论。

四个方面内容的客观存在促使我们得出结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确实存在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的方法。事实确立以后的任务是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在这一方法中，逻辑何谓？历史何谓？统一何谓？此处的逻辑指称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内在本质及其演化规律，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内在本质及其演化规律[15]8。此处历史的指称对象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当下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感性存在；其次是资产阶级经济生活本身的演化历史；最后是资产阶级经济生活与旧有的经济生活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关联。此处的统一所要求者是如下内容，逻辑统一于和服从于历史而不是相反，否则便会与黑格尔哲学无异。从源头上说，逻辑存在于历史之中并来自于历史，历史是本体，逻辑从历史中派生出来。

6.经济哲学历史论

严格意义上说，经济哲学历史论可以被称为经济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经济史观史上的集大成者，说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能算是过分的评价。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已家喻户晓，人们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全部内容。检视他的文献便知，此为稍显偏颇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历史论内容丰富，绝非当下学术语境中“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指称的内容所能代表，除此外还有两部分内容，一是经济的人学历史观，二是社会历史的深层客观基础论。三者有机统一才是马克思完整的经济史观即经济哲学历史论。

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它旨在告诉人们，如何看待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和这一演进的内在动力。马克思自己的解释比任何人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3]591－592。细品马克思的话便能明了，虽然论述中的思想因素众多，个别范畴会产生理解上的不一致，但其核心思想非常明确，马克思自己是如何观察和思考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观察和思考的“总的结果”是什么。这种个人性感知的理论升华便是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便是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内在逻辑的展开；人们把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简化，结果是“唯物史观”提法的出现。

经济人学历史观

经济人学历史观是个新提法，意在告诉人们，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看待经济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经济哲学历史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并非可有可无，它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发挥灵魂性作用，没有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会扭曲变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初试身手就相对集中地提出经济生活的人学历史观问题。“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人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185－186。马克思论述问题的用语艰涩难解，但思路是清晰的。第一，马克思把经济生活中的人划分为三种社会历史类型：未被异化的人、被异化的人和异化消除后复归到本位的人。第二，马克思判定人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标准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结合为一者是本然意义的人，二者的分离则是异化的人。第三，异化人的存在状态有待改变，改变的方向是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结合后的人是原始社会的人的否定之否定，用概念表征复归以后的人所处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经济人学历史观确实有不完满之处，如异化范畴的指称范围过大，但基调没有错，从人的主体性地位角度看待经济生活的历史，是经济史观必备的内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出来的经济人学历史观招来了无数争论和非议，有为数不少的论者认为，此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不成熟的性质，抽象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痕迹依然明显。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他在思想成熟时期写作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了几乎是同样的经济人学历史观。“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52。马克思在谈论交换价值的普遍发展问题时提出了上述经济人学历史观。这既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关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它的发展。继承之处在于，此处的经济人学历史观仍然是三段论，目的也相同，概括出经济生活历史中人的发展的三种社会历史类型。依据的原则具有一致性，两处论述都秉持人的主体性原则，高扬人的主体性，经济生活状况只不过是揭示不同社会历史类型中的人生存状况的经验材料。发展之处明显可见。首先，判断标准的内容更加丰富，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外，标准性内容中还有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关系以及劳动者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中介形式的关系。其次，三阶段指称的社会形态更为明确，“人的依赖关系”出现于“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中。物的依赖关系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而以人的“自由个性”为标识的人的存在状态，只能出现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最后，“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话表明，马克思十分注意与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性质的经济人学历史观划清界限[8]56－57。

社会历史的深层客观基础论

人们探讨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问题时已挖掘到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水平，同时人们还看到，科学技术是潜在的生产力。但是，在马克思经济哲学历史论的层面看问题，上述认识水平只能说是看到和提出了问题，远没有回答问题。在生产力的三个构成要素中，劳动资料处于什么地位和发挥什么作用？科学技术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后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性影响？探讨并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便能得到马克思经济哲学历史论意义上的重要理论成果，它可被命名为社会历史的深层客观基础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生产力中的劳动资料说了如下的话。“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15]209－210。马克思对劳动资料的清晰界定告诉我们，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工具）比其它作用性质的劳动资料更重要。马克思以机器系统为例证说明前者比后者重要的原因，“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15]429。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写作的不同文献中回答同样的问题，理论结果的内在逻辑一致。广大市场的获得使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急剧扩大生产力的需要。传统的生产方式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急迫需要和旧生产方式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在生产过程中应用科学技术并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明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新职业[8]359。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了被人称之为“工业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生产的组织形式由工场手工业作坊变成了大工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大幅向前者倾斜；劳动工具的变化同样巨大，用机器生产机器成为常态；劳动者相对于劳动工具而言的主体性地位被颠倒，他或她成了机器体系的附属品；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了发生了变化，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变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总之，科学技术的应用使资本主义生产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在经济哲学历史论的层面上，如何认识科学技术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所导致的社会历史变迁意义的如此深刻、巨大和影响广泛的变化？马克思哲学性的概括令我们大受启发。“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8]341，343。这样的概括把科学技术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与社会历史变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但手稿的性质使然，结果性内容的概括并不全面。到《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概括已成为历史哲学原理：“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15]429。从社会历史层次论的角度看问题，马克思的概括已非常全面，但这里我们更应关注者是马克思看问题的着重点。他把重点放在工艺学上，即科学技术在工艺上的应用[8]191，结果是我们已命名的社会历史的深层客观基础论的出现。这一理论的新颖和要害之处不仅在于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历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告诉世人，生产力中什么性质的因素的发展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全面性和辩证性的社会历史后果以及发展与后果之间本质和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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