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疾疫对近代北京地区的多重影响(1840—1919)

2013-04-07张艳丽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5期

张艳丽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北京100101)

在传统史籍中，对俯拾皆是的流行病的名称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疾疫、战争、饥荒被称为人类悲剧的三大根源。其中，疫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和破坏尤甚，故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不和谐的音符。据不完全统计，秦汉至清，疫灾共发生250余次。从流行规律来看，至元明清时期，疫病流行达到历史上的顶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疫病的爆发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针对北京地区的疾疫史研究，目前虽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表现为既无专著问世，相关论述仅散见于一些社会史论著中，专题论文也较为零星。目前可见者有:尹钧科、于德源的《北京历史上的瘟疫及其经验教训》(《天津科技》2003年第3期);寒菊辑录的《清代北京地区瘟疫流行情况》(《中国档案报》2003年5月19日);何北明的《北京历史上的疾疫》(《蓟门集―北京建都850周年论文集2003年》)等。这样的研究现状，实与北京的“首善”地位不相符，可谓一大学术缺憾。本文从疾疫对近代北京社会的影响角度进行专题探讨。

一、疾疫流行与人口减损

瘟疫对社会造成广泛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人口损伤。清初北京痘疹横行，从地处寒冷地区来的满人缺乏对瘟疫的抵抗力，畏之如虎。为了预防瘟疫的发生，清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隔离、诊治措施，痘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并未根本消除。同治元年(1862)痘疹在北京地区大规模爆发。这年春季京畿雨泽愆期，清廷曾三次举行大规模祈雨活动，但旱情并未得到缓解，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七、八月间时疫盛行［1］。关于死亡人数，据日本人服部宇之吉记载，“同治年间，北京痘疹流行，势极猖獗，以致呻吟之声流于户外，路上葬柩络绎不绝”［2］。

近代霍乱指的是真性霍乱。真性霍乱传入中国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对人口损伤较大，“获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甚速在一二日间”，此后迅速蔓延，道光元年(1821)传入北京［3］，“京师至棺木卖尽，以席裹身而葬”［4］，揭示出霍乱对人口损伤的严重程度。光绪二十六年(1900)京师霍乱，八国联军中很多人染病身亡。据载“八月十四日，闻昨日永定门又进洋兵数千，俱于城内、城外驻扎。近日各国洋人病死者不少，彼族喜吃牛羊肉鸡鸭黄酒西瓜葡萄等物，糊吃混餐，又兼不服水土，腹泻即死，闻两坛(按:天坛、先农坛)死者尤多”［5］1004。第二年疫情继续发展，据《清末北京志资料》称，“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北京流行霍乱病，其势日益猖獗，每日因该病而死者达百余人。”［2］462光绪二十八年(1902)疫情较前年更为严重。本年入夏，京津一带瘟疫流行，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记载，“京师数日内疾疫甚盛，死人无算，皆因霍乱。有顷刻死者，有半日死者。”［6］695顺天府东南部及天津等地霍乱盛行，并迅速蔓延开来，如通县等地霍乱流行［7］。

近代北京虽不是疫源地，但由于频繁的人口流动，也成为鼠疫病区［8］。宣统二年(1910)，东三省鼠疫爆发，蔓延至北京地区。北京地区于宣统二年(1911)十二月发现鼠疫病例。据《申报》报道，十二月十六日，正阳门外打磨厂三星客栈的东北锦州旅客王桂林因鼠疫暴亡，当日该客栈一名李姓客人暴亡。二十日，刘姓等两名客人不治而亡，确诊为鼠疫。本次疫死人口多为客栈客人，如在三星客栈疫死多人之后，附近的排子胡同永泰和炭栈亦有病亡。此外，还涉及本城居民，如栓马胡同谢姓居民等因疫死亡。北京地区首例鼠疫患者出现后，清廷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三星客栈王姓客人暴亡后三日才被埋葬，四日后才派巡警封锁客栈，这种延误造成附近地区陆续有人被传染身亡，随后疫情继续扩散［5］439。

喉风，即白喉是传统医学对各种喉症的一种泛称。史料对此多有记述，据《重楼玉钥》载，喉风发作时，“喉间起白腐一症，此害甚速。乾隆四十年前无是症，即有亦少。自廿年来患此者甚多，惟小儿尤甚，且多传染，一经误治，遂至不救”［9］。光绪二年(1876)京师天时亢旱，瘟疫爆发。时任坐粮厅监督的谭继洵家也未能幸免，谭嗣同时年十二岁，也被传染。“春季，北京发生了大瘟疫，先生被传染，死去三天，才苏醒过来，谭继洵替先生取一个字叫做复生。先生的二姊嗣淑也传染了喉疾，生命垂危。先生之母徐五缘亦被传染，遂于二月初一日卒，享年四十八岁。二姊嗣淑先母亲四日卒，伯兄嗣贻后母亲一日卒，……这一年先生亲属在京师死亡的计有六人。”［10］谭嗣同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中提到本次瘟疫时说，“光绪纪元二年春，京师疠疫熛起，暴死喉风者，衡宇相望。城门出丧，或哽噎不时通”［11］，揭示出死于疫情的人数确实较多。

光绪二十六至二十八年(1900－1902)京师发生较为严重的疫情，与同期发生的界连数省的荒旱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有很大关系。光绪二十六年(1900)陕西、山西、直隶等省大旱，其中，陕西“本年亢旱日久，灾区甚广，且大半连年无收，觉少盖藏，情形十分困苦”，统计饥民一百数十万。灾黎老幼逃荒求食，京师一直是外出灾民聚集之地，易于发生疫情。顺、直地方，自春入夏，降水稀少。据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奏报，“畿辅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随之发生的瘟疫对灾区人民造成更沉重的打击。关于人口损伤情况，据《庚子记事》记载，本年“自四月以来，天气亢旱异常，京城内外，喉症、瘟疫等病相继而起，居民死者枕借”［6］664－668。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疾疫对生命构成较大的威胁。虽然历史上关于疾疫的资料较为零散，记载也较为模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患病者的死亡率较高。由于治愈率较低，一旦社会上有人患病，周围人群十分担心自己是否会被传染，盲目与患者隔离，不敢进行正常的照顾与交流。这样，疾疫不仅直接造成人口的减损，而且还影响到人类的各种社会交往关系。鉴于近代北京地区疾疫往往与其他灾害相继发生，京师又是流动人口聚集地。因此，疾疫对人口的打击，不仅限于北京，还影响到其他地区，尤其是京师附近。

二、民众恐慌及祈神信仰的形成

疾疫病菌的传染速度较快，如无有效救治，一经感染迅速侵及全身，短时间内大量人口暴亡。光绪二十七年(1901)霍乱爆发，每天有一百多人死亡，北京居民“亦不能不大为恐怖，惊慌失色”［2］462。患者不适症状的传播，加剧了疫区的紧张状态。同治朝天花流行期间，“呻吟之声流于户外”，这对于身处其中的健康人群无疑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恐惧。疾病本身较强的传染性，使得疫区居民非常焦虑，担心自身健康随时会受到威胁。近代中国对疾疫的认知程度较低，缺乏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措施，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治疗，都加剧了人们对疾疫的恐惧程度。

民众面对疾疫的恐惧和无助，导致祈神心理。北京历史上药王庙香火很盛。在众多的药王庙中，最著名的有四座，即位于东直门内的东药王庙，位于地安门外西步量桥的西药王庙，位于安定门内之西的北药王庙和位于天坛之北的南药王庙。每年“岁之四月中旬至廿八日为药王诞辰，香火极胜。惟除夕至元旦，彻夜不断，拜庙进香者多不得入庙，于神路街外设香池数处，焚香遥拜”［12］。寺庙的建立为民众的祈祷活动提供了实现的场所，那些被传言很灵验的寺庙更是吸引着更大范围的群体前来祭拜。如良乡的石村药王庙，“凡在石村疾病者，祈祷有应。每年四月报赛社会极盛，远近毕来进香”［13］。

由于对疾疫缺乏科学的认识，在危机面前，民众无法准确把握发展进程，在实践中形成了迷信意识。医学知识尚未普及之前，药王或瘟神成为民众的心理寄托，他们相信神祇可以降临人间，驱赶瘟疫，带来健康和平安。于是社会群体妄图通过供奉神祇，诚心祈祷，以期避灾免疫的现象才会长期存在。如光绪九年(1883)疫情期间，“比日京师坊市相率祀神过年，延僧礼忏，驱鬼送瘟，灯烛炮仗昼夜不绝，多以纸为人，具铙鼓楮钱送之城外。此汉制逐疫穿火投洛水之意也。闻一月来都城内外死者已万余人。”［14］再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霍乱流行期间，北京地区出现“愚民沿街遍市送瘟神，设符箓”［15］的现象。这当然是一种封建迷信行为，也是民众无助心态的一种表现。

除建庙祭拜外，普通民众还将祈福避疫变为他们日常生活、节庆习俗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疾疫的盛行，对民俗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端午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民俗活动众多，祛病除灾是重要内容之一。据张次溪编《北平岁时志》载，“五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为端阳节，又称端午，家家于门前插蒲艾，贴五雷天神符，供角黍樱桃桑椹等于佛前，亦以之相馈赠。闺人皆以绫罗巧制小虎桑椹葫芦之类，以彩线串之，悬于钗头，或系之儿背，谓可避鬼，且不病瘟，曰长命锁，一曰续命缕。又以雄黄酒书王字于小儿之额，或且涂其七孔及墙壁，谓可避毒虫。又有于是日午时，以朱墨书钟馗像，俗称朱砂判者，悬屋中，谓能驱鬼辟邪。亦有纳古墨于蟆腹，向日晒之，云其墨可疗疾，故都中有癞蛤蟆脱不过五月单五之语”［16］。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对此也有记载，“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椹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五月五日以彩丝系臂，辟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17］。端午节期间，民间避疫的形式多样，目的单一，即祈福免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面对疾疫时民众产生的迷信心态十分普遍。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知识的普及，民众心态也不断受到冲击。再如，在丰富的新年习俗活动中，送瘟神也是重要的一项。据《良乡县志》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晚用糖祀灶卜吉，除夕男妇礼拜尊长，用辞旧岁，换桃符及门神贴挂前并春联迎祖先接灶君，院舍布芝麻秸爆竹送瘟”［18］。

瘟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危害之一，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定的民俗信仰。同时，中国传统民俗信仰也带有瘟疫的烙印，适应了特定社会时期处于恐惧无助状态下民众的避疫心理需求。有些习俗，有助于人类社会抵御传染病。但是，民俗信仰与迷信有密切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对神秘力量的心理寄托，对科学认识传染病无疑具有可怕的副作用。而且，信仰的形成与变化是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近代科学理念已经萌芽，处于与传统思想的矛盾斗争中。只有对疾疫形成科学的认识，政府积极实施各项科学防疫举措，才能真正消除祈神信仰的根源。

三、统治者对政治生活的调试

疾疫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很大。自汉代始，包括疾疫在内的各种异常天象，被视为是对统治者为政阙失的一种警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9］灾异天谴论将灾害与政治统治紧密联系。这种传统观念影响深远，直至近代，“天变之兴，皆由人事之应，未有政事不阙于下而灾眚屡见于上者。”［20］

基于此，为了维护政治统治，统治者需要对自己的为政行为进行反省与调试。同治元年(1862)京师痘疹流行，同治帝对自己为政进行自省时说，“上苍垂象，变不虚生，且自上月以来，京师疫气盛行，至今未已……天人交儆，必政令有阙所致”。为此，他诏求直言，“特再行申谕中外大小臣工，务各斋心研虑，于朝廷政治得失之大且要者，悉矢忠赤，谠言无隐，亦毋徒以毛举细故，摭袭陈言，为虚承故事，应天以实不以文”［21］。纳谏是传统社会明君的一种美德。灾后，封建帝王通过求言方式，鼓励群臣对自己为政得失进行建言。本次求言还提出要对“朝廷政治得失之大且要者”进行直陈，不要列举琐碎的小事，进行纠缠。此时，清王朝已经日益衰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如能借机真正思考、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问题，无疑对社会发展有益。但是近代社会千疮百孔，不是东边倒塌，便是西边剥落，道光帝所言“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22］，是最高统治者的施政理念。因此，这很大程度上只是最高统治者故作姿态而已。

通过祈祷的方式，解除灾害的威胁。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又兼旱灾，导致霍乱流行。大阿哥被派往大高殿祈祷，太仆寺卿王培佑被派往直隶邯郸县龙神庙迎请铁牌，在大光明殿供奉［23］。龙王成为本次祈祷的对象。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畿一带灾情并未得到缓解，禳灾行为一直持续进行［24］。

清理庶狱屡被实行以祛时疫。同治元年(1862)京师痘疹盛行，在监人犯也被传染，日有监毙。同治帝下旨清理庶狱，“以示矜恤而迓祥和”。本次因灾恤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灾速审。诉讼案件是封建时代官员榨取钱财的一个机会，很多无辜百姓被长期牵累其中。同治帝下旨刑部步军统领顺天府各衙门，将斩绞军统徒犯以下赶紧清厘，如有待质应讯之人，司坊各官取保后迅速传讯。二是因灾减刑。同治帝命令在京问刑各衙门实施减刑，除上年十月初九日恩诏以前军流以下各犯分别减等外，自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恩诏以后至本年奉旨之日止，所拟军流以下等罪官一并分别减等［25］。

与祈祷、自谴、恤刑并行的诊治行动，也常被统治者说成是顺承天意之举。大疫流行时，统治者看到疫情极为严重，拨付一定经费，为京师贫民诊治，并督促五城御史认真查办。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清廷发款一万两为京师贫民治病［26］。

疾疫发生后，统治者对自己的为政行为进行反省，并设局施药医治贫困患者，这是政府调试功能的重要体现。政治腐败是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而灾害是引发王朝更替的导火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一不以灾荒为背景，近代太平天国起义更是如此。有鉴于此，统治者于大疫时期，往往运用政府行政职能对影响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调试，以期维护政治统治的正常进行。

四、疾疫与医学的回应和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

疾疫给人类带来了恐惧，同时在客观上也增强了社会应对疾病的危机意识，切实促进了预防传染病医学机构的建设与发展。在应对疾疫方面，隔离是一种重要举措。为切断传播途径，清初规定，“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27］。在对疾疫发生的病因及病理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隔离之举不失为一种避免疾病蔓延的有效措施。

近代北京地区医院的建立为预防传染病增强了又一道有力防线。光绪三十二年(1906)，民政部尚书善耆奏请于东城钱粮胡同成立内城官医院，于宣武门外梁家园设立外城官医院。院均分为中医、西医两部。内外城医院为官立性质，设总理一人，管理员一人，稽查员一人，医长一人，医官八人［28］103。宣统二年(1910)，改归内外城巡警厅管辖，以卫生处佥事兼领院长。1912年京师市政公所成立，由市政督办朱启钤筹款，在香厂建筑楼房，设立仁民医院，归市政公所直辖，后因经费不足停办。1913年，由京师警察厅呈准，将外城官医院移入仁民医院旧址办公［29］。

近代北京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东三省鼠疫后，召开万国防疫会。借鉴各国首都建立传染病医院的经验，曾设内外城临时防疫处，并于1915年成立传染病医院。医院分四个科室，分别负责诊断、预防、检查和消毒。不久又添设研究部，招集医学专家配合本院研究传染病发生原理，并着手研制痘苗及各种血清疫苗。研究室除制造预防疫苗外，还招收讲习生，向他们传授细菌学、传染病学、热带病学、免疫学等，以期日后进一步传播普及传染病知识。1917—1918年绥远发生鼠疫，各地加强检验防卫工作，北京地区尤其如此。除拨款五千元赴各地采购消毒检查所需药品器械外，还筹款五千元在传染病医院附设京都临时防疫处。除传染病医院现有医护人员外，还临时聘请医员三人、药剂师一人、看护四人及消毒人员若干，并视疫情消长，事务繁简，酌量增减。以上临时聘雇人员，防疫事毕，即予撤销［30］。

城市公共卫生的建设和改造是预防传染病发生的有效途径。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生活垃圾是影响环境卫生的重要因素。为维持户外清洁，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政部颁布《预防时疫清洁规则》规定，街巷不得堆积污秽、煤炭，不得倾倒泔水及一切垃圾。对于固体废物，普通住户于门外放一个带盖子的污秽物容器，商铺于室内放置。每日由官设土车拉运，弃于僻静处所。凡泔水、洗涤器物水及其他污水，均须排泄于沟渠。沟渠不准倾倒灰土粪便及动物皮毛内脏骨头及尸体等。沟眼出现臭味及开沟时，须以氯气、灰松脂或石灰进行消毒。关于粪便处理，规则例禁陋习，厕所须每天打扫一次，不可任意漫溢。装运粪溺容器必须保证坚固，并覆盖密闭。粪车不得停留街市［28］75－78。

自来水与北京城市公共卫生的近代化有密切关系。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工商部溥颋等《奏请筹办京师自来水调员董理以资提倡》折，提出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最要［31］。随后，拟定大概章程，招商集股，官督商办，定名为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切按照商业规定办理。公司专招华股，以洋银三百万元为额，分为三十万股，每股十元。开招股本，必须有殷实商号代为经理。直隶天津银号信用素著，在股本未齐以前，由该银号先行垫款。鉴于京师自来水事关北京地区卫生、消防，自来水公司呈文直隶总督统筹兼顾，每年筹拨官款银十五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以昭信用。为减轻成本，依照铁路材料免税成案，公司申请购运材料、机器，经过崇文门关时一律免税。近代教育培育出的科技人才对自来水公司事业的起步起了推动作用。第二年自来水公司聘请高等学堂化学系毕业生，时在教育品制造所工作的刘恩延，专门负责化验。从初步筹划，至刊登广告售水，短短两年多，北京地区开始饮用经过净化的自来水。虽然，在近代北京地区的水源供应中，水井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但自来水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居民的饮水卫生意识也日益提高，对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近代北京在医学普及方面还存在局限性。以种痘为例，据调查，1926年北平郊外乡村中小孩因病死亡的原因不十分清楚，“但其中大部份的病症是能预防或治疗的，比如种牛痘就可以避免出天花的危险，本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可是直到现在村民仍有不少未种牛痘的。在调查的三八七人中已种牛痘者计三六一人，未种尚有二六人”［32］。在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方面，政府仍处于一个倡导的层面，尚未有效实施。北京地区排污系统并不完善，时人曾对此进行揭露，“雨则泥泞没胫，风则尘沙扑面，隙地则渣滓充盈，不将扫除之法，沟浍则污泥淤塞，不知疏浚之方。至若污暗水沟，不惟设备不良，且有梗塞不通之患。一经大雨，满地横流，而城内之水无从宣泄，恒以前门为尾闾，有水深至一二尺者”［33］。只有改善城市公共卫生，消除病菌滋生的环境，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1］清穆宗实录［M］．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同治元年八月壬子．

［2］清末北京志资料［M］．张宗平，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

［3］陈邦贤．中国医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389．

［4］(清)王士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20．

［5］于德源．北京灾害史［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8．

［6］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7］金士坚，等．通县志要［Z］．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卷九．

［8］杨林生，等．1840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J］．地理研究，2000，(3):245．

［9］(清)郑梅涧．重楼玉钥［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3．

［10］杨廷福．谭嗣同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1．

［11］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52．

［12］北京市东城区园林局．北京庙会史料［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