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关键词】明清时期 大运河 京师 商业活动

明清两代是中国王朝历史的最后阶段，社会各个领域逐渐表现出成熟的形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观察，这种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王朝核心区域的确定。北京，作为京师，经过金元两朝的经营，地位日益稳定，以其为中心的政治与经济的地缘结构日趋完善。在王朝国土治理的各类系统中，京杭大運河与京师北京构成的经济系统，是最重要的王朝支撑体系之一。

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是大运河体系产生的地理根源，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是大运河体系产生的政治根源

从地理分布来看，中国有三个盆地或小平原，是古代都城最繁育的地区，它们是：关中盆地、洛阳盆地、北京小平原。在这三个不大的大体由山体环绕的区域中，都曾至少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大王朝立都。在中国历史地理中，它们的政治地位之高，显而易见;在经济上，这三个地区本来发展不错，而成为大王朝的京师之地后，便都出现了问题，其中洛阳盆地稍好，北京小平原问题最大。所谓京师—运河系统，正是为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这一问题而必然出现的。

周代曾被儒家思想家美化为理想时代，但恰恰在京师—运河体制的必要性上，周代提供的却是负面的历史证鉴。秦汉帝国所建立的集权体制，是在充分意识到周代分封弊病之后的选择，从此，中国王朝政体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传统。不过，一统集权王朝的都城，从建立之初，便提出了巨大的基本生存层面的经济需求，首先大量的人口便直接导致了粮食供应的巨大压力，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奢侈享受，令京师消费几无上限。在本地条件与京师需求反差巨大的情形下，令各地援助京师，是唯一的也是必然的办法。好在此时的集权朝廷已经直接掌控全国各地的资源。不过，在全凭人畜役力运输的时代，大宗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运送仍为沉重负担。在此情形下，水路是效率最高的运送方式，即使以修造运河的浩大工程为代价。在这种情势之下，京师—运河体系诞生，并随着全国政治地理格局的改变，随时调整线路。大运河永远朝向京师，把政治与经济连接在一起。

在王朝历史的最后阶段，北京成为都城。在早期历史中，北京（古称蓟城、幽州城等）只是作为边地城市而平平淡淡地存在，仅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上并无优势。但因为公元10 世纪以后北方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北京的政治地位陡然提升，而此时国家经济中心早已南移，这便拉大了地理上北方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的反差，其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而沟通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大运河的地位也相应提升到历史的最高点。

以经济支撑为基础，进而达成军事、政治的稳固，这是大运河对于京师乃至整个王朝的意义。以明朝为例。公元1449 年，土木之变，随后蒙古瓦剌统帅也先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兵部尚书于谦组织京师军民积极抗战，成功保卫北京。此次战役，于谦等人的死战决心与正确部署固然重要，而通州粮仓的百万石储备也是稳定军心民心的重要因素。于谦曾专门制定特殊措施，发动军民，将通州粮食急运京城，令坚守无后顾之忧。通州，大运河入京的首站，正是大宗漕粮的储存地。明史专家吴晗认为，明朝若不是定都北京，并囤积资源打造强大优势以巩固北境，很可能重现宋室南渡的局面。

京师消费经济具有特色，但运河负担较重，全面管理实为必要

京师北京对于大运河的依赖，从城市最初的营建就开始了。明朝驻扎北平的燕王朱棣，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夺得皇位，并改北平为北京，定都于此。于是，北京城出现了又一轮大建设，运河上随之呈现特殊的繁忙景象。举凡营建所用物料，诸如木植、石料、砖瓦、琉璃、石灰以及颜料、苎麻、苇席、金箔等，大多取自全国各地，运载各种物料的货船，接踵而至。

营建物料数量最大者为烧造的城砖、券砖、细料方砖（金砖）、筒板瓦及琉璃构件，样式数十种。这些物料的烧办地域涉及山东、河南、江苏、江西等地，故必须经大运河船载运送京师。而在各类物料中，大型皇木的采集与运送最为艰难。采办地域涉及四川、湖广、贵州之远，在大西南的深山中，至今还可见采办高大古木时留下的山崖刻辞。所采得材木须编组成筏，沿各地江河而行，最后汇入大运河，始达京师，分贮于神木厂、大木厂、台基厂等处，以供造作。如此数不尽的建筑材料顺水而来，必定给百姓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北京民间有“水上漂来的北京城”的传说。

城市宫室建设完成，运河的首要任务便是京师大宗日常消费品的保障性输送。首先是漕粮，包括米、麦、豆、粟等，明朝成化年间定额为每年400 万石，其中大约五分之一为“北粮”（产于山东、河南），其余均由南方起运。清朝正粮定额仍在400 万石左右。清代有一种漕米称为“白粮”，是一种糯米，由南方交运，供京师百官享用。除了粮食，由运河输送入京的还有衣用杂物，如明万历时，每年苏杭丝织品入京达10 万匹。铜币铸造为朝廷总控，清乾隆时，自南方采铜，每年630 万斤，由长江转运河抵达北京，所用船只数千。

政治的稳定对于皇室，往往意味着生活的奢侈转向，一些特殊的服务也成为运河的职能，类如珍奇之物、绫罗绸缎等亦沿运河源源进京。有一类贡船，是运河上的特别运送船只，专运南方珍奇土产进京。更有一种“鲜船”，运送的是生鲜食品。

清朝入关，在北京实行旗民分治，内城全为八旗驻地，一般汉民悉数迁居外城。清制，在京旗人无须生产，日用所需为朝廷配备，在京城东部，设有八旗粮仓，旗人按期领取俸米。数十万人口的不劳而食，无疑增加了北京城的消费性，而大运河则成为他们的基本运输线。

消费性是王朝京师的经济特色，在这一体制中，管理的重点自然不在本地生产力的提升，而是在消费品输入的保障。从这一角度看，运河的管理是严格的。换言之，京师的稳定取决于运河的效率，而效率取决于管理。运河乃是一个综合大系统，其运行的功效是对朝廷能力的检验。建立这一大系统，首先是工程保障与功能齐备，包括运河水道、闸坝、码头、漕船、官署、仓场的修建与设立。与工程保障直接衔接的是规模保障，即必须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投入。

运河水道以漕粮运输和贡品运送为主，但船上附载夹带的事情每每发生。所以朝廷颁布一系列条例、律令，严禁公船私带。公船军士允许携带一定数量的食米等私物，但若查出有超过数量，则尽数入官。贡船专用，若有非贡品上船，擅为者治罪。另外，漕粮运输允许有一定数量的损耗，为了弥补损额，确保入京数量，允许官吏自民间多征一定的比例，这样民间实交数量会大于入京数量。这一政策的性质在于维护朝廷利益，但负面效应是给下面官吏贪污留出了空间。因为从民间多征的比例不定，官吏可以自定，其额度常常大于损耗额，于是多的部分进入私囊。不过总的来说，在王朝稳定的时期，运河运行平稳，职能顺畅，弊端不碍大局。

商业活动的动员轴心，经济区域的链接与转换

作为一条贯穿南北3000 多里的水道，大运河穿越一系列大小区域，而这些区域，自南而北，环境条件差异逐步加大。对于商品交换来说，地区反差越大，商业价值越高，所以大运河的出现，乃是一条国内南北千里贸易线的诞生。大运河所经之地，从原来的静止地带变为流动地带，人流物流沿河而动，形成了漫长的商业活动轴心，其影响力，深入两岸的广阔空间。

虽然朝廷为维护自身利益、保障运河的功效，颁布各种管理律令，禁止私人侵沾，但运河所含有的不可抑制的商业活力，仍然激发了社会各类商业群体在运河的汇集与钻营。且不说运河中的商船越来越多，即使是官船，也是“贩卖货物，满船难行，擅勒军民拉送”（《漕河图志》）。商业规律与官府律令之间博弈妥协的结果，在王朝盛世，出现的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是官府漕运的平稳推行，另一方面是商业活动的繁荣发展。运河地带呈现的典型景观是，接踵不断的船只与一连串充满生机的市镇。在商业活动的推动下，沿运河许多位置优越的城镇脱颖而出，如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等闻名天下。商业创造了较大的利润，于是，在运河沿线，官府设立了众多钞关，向商人征税。

大运河既是通道也是纽带，促进着区域间的交流互融。例如，“淮扬菜系”便是淮安与扬州结合而成的产品。在没有大运河之前，两地各自独立，本自成一系。自运河开行，官商往来频繁，讲究品味，才将二者融为一系。进一步从宏观来看，大运河加强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联合，如明人席书所说，“长江、大河，一气流通”（《漕船志》）。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两大摇篮，二者融合的不断深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北京是大运河的北方终点，是服务的主要对象，大运河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自然会产生积极影响。元代，运河漕船直入大都城中，在积水潭海子码头卸货。随着海子码头的建设，其沿岸成为元大都城的经济中心，依托水运而出现了颇具南北交融特征的商业街市。这条商业街市的格局仍保留在今天的德胜门至鼓楼之间。明朝隔断城内航道，漕船不得进城，于是促成了近郊商业空间的扩展。自东便门外大通桥至朝阳门、东直门的护城河一线，成为新的漕运终点，城墙内外，众多仓场比肩而立。运河在接近大通桥的庆丰闸（俗称二闸）一段，因漕船往来热闹，加之运河景色优美，“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准河上”（震钧《天咫偶闻》），遂成为京师人士休闲游玩的地方。

通州是漕运进京的首站，自有首站的繁荣，不仅有皇家粮仓，还有民间的商街。清人李焕文称通州“帆樯林立人如蚁”（诗《万舟骈集》）。18 世纪来华的英国访问使团成员斯当东，对通州有三大印象：一是商业网点渗入街坊，工商兴旺;二是临街店铺招牌五颜六色，十分抢眼;三是南货、北货杂陈，品种众多。同一时期来华的朝鲜人朴趾源，也记载了通州市面的繁华，“下船登岸，……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复，亦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熱河日记》）。正是大运河为通州带来了美誉，世上才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称。

所谓的“二卫”，是指天津卫。天津在漕运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海漕与河漕的交汇点，是京杭大运河在河北段的重要节点，这一特殊地利把天津送上了繁荣城镇的行列。今天，大运河天津段留下众多实物遗产，包括河道、船闸、桥梁、堤坝等。其中北运河、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全长71 公里的河道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标志部分，宣告着其价值的杰出性与普遍性。

北京地区是大运河的终点，但商贸活动并不止于北京。大运河发挥轴心作用，不仅带动张家口、南口、通州、天津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运河系统的运行，在更宏观的范围，通过驼队与运河转换对接，也将遥远的蒙古、俄罗斯与中国江南的贸易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