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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化生活方式对社会结构的重构及影响分析

2013-04-07王冬冬张亚婷

关键词:参量场域资本

王冬冬,张亚婷

(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201804)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和社会史就是一部体现人的生成的生活史、生活方式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活方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把握社会的基本方式。”[1]97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它由当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受社会价值观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和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活方式作为分析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和揭示阶级阶层的概念工具[1]98,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使社会结构形态层面发生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方式是连接生产力水平与社会结构样态的纽带,生产力的进步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改变社会结构的。因此,研究媒介融合时代的社会结构变化需要从生活方式这一现象出发。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也深刻地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无疑,这一改变将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从而使社会形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当前,社交网站已经成为人们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发布和分享信息的重要平台;电子商务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日渐成为人们习惯采用的商贸形式;属于网络中特有的、通过特定算法大量计算产生的比特币作为价值交换单位,已经被现实世界所承认;各类新闻门户网站也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窗口……在以手机和互联网技术做支撑的新媒介环境下,人们将网下生活移居到网上,节点化生活已经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

一、节点化生活方式描述

节点化生活首先是将整个社会看成一张平面铺开的大网,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主体的人便是网络中的节点。这个庞大的网络具有类似于德勒兹所描述的“块茎”系统的特点,它是一种去中心的、非层级、无规则、多元化的结构形式。在这个结构中,一个块茎总是以自身为起点,“不停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以及与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相关的状况之间确立联系。”[2]节点化生活系统中的每个个体节点就相当于前述提及的“块茎”,每个节点中的个人都占据独特的地理/社会位置,并以自己为中心“生成”关系结构。一方面,节点上的个人从互联网中获取外界的信息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向外传输个人的信息和需求,同时其他节点会根据所接受的信息自主地与其产生链接,而连接的过程又会“生成”新的节点,同时以此为中心再次发散生成新的网络,从而使各节点都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发散式地“生成”新的关系结构,进而在贯通的、庞大的社会网络中调动资源进行社会生产活动。具体说来节点化生活具有去时空、去身份、主体化的特征。

(一)去时空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在“后信息时代将消除地理的限制”,还使“数字化的生活越来越不需要仰赖特定的时间和地点”[3]。节点化生活打破了社会生活对于特定时空的限制。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的。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4]。节点化生活中,人们进行社会生产的地理意义是以个体所处的“空间”而不是传统生产的“场所”限定为中心的。由于个人并不受由相关社会关系建构的“场所”的影响,而在空间上相对分隔和独立,因此也较少受到相关场所建构原则的外部限制,从而实现了扩时空局限的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在互联网技术没有普及之前,公司、工厂等是进行工作的公共场所,而住所则意味着私人生活的领域,人们必须根据限定的作息规则工作、生活。而当移动电脑、上网手机等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后,将人们的社会生活从固定的时空规则中解放出来,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不仅使得相互之间可以借助网络进行沟通、互动,也使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将工作与生活领域归于一体的选择性,“工业革命使家和工作场所分离,而数字革命正将它们合二为一。”[5]

(二)去身份

网络重新结构了时间,使场域中行动者的社会身份被隐去,而随着个人不断将个人信息选择性地投射到网络空间,又得以对个人身份形象进行重塑。社会学家曼纽尔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时间是主导性因素,它构造了工业社会及其之前所有社会的历史;而网络不同,它打破了空间的局限,在流动的空间中时间不再是主导性的了,相反,它被重新构建,曼纽尔称之为流动的空间性和无时间的时间性[6]。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中的行动者因为被抽去了其空间和时间的背景,被抽去了社会历史背景,而仅仅表现为留在电子载体上的语言信息[7]。因此节点化生活的视域下,没有因历史导致的个人的身份、地位之分,而是互联网利用各种终端将节点中的个体以平面的方式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彼此贯通的、去中心的扁平社会关系网络。日常生活中,由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拥有的经济、文化、政治资源的差异,导致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也相互区分,不同阶层的人基本上没有交集,缺乏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那些处于优势阶层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而节点化生活的社会结构中,中心的意义被弱化甚至消解,以节点为单位的个人权力趋于对等,不同阶层的人沟通自由,协同完成某项工作也成为常态。例如,“云计算”的出现相当于一个庞大的、开放的资源集中平台,它的出现,使作为生产力的知识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资料,人们获得知识的成本大为降低。每一个互联网用户无论什么身份和地位,都可以将自己的资源在抛上“云端”实现共享的同时,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搜索和获取资源。

(三)主体化

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现代主流社会学家将社会定义为一种结构及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制度构成的可辨别的网络[8]。人们主要是依赖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主体化的节点化生活打破了社会生活中的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圈”的限定,以个体为基本单位描述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透过对社会关系,如亲人、同事、朋友关系的限定可以将分散的个人通过“合理化”的方式联系起来,使社会生活在一定结构性力量的规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有序地运行。一直以来,人们被划定在有界限的“关系圈”内进行社会生活,个人的位置总是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范围内的介质(关系)及结构性地位来得以确立,其基本生活关系描述为“人—关系—人”,即结构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节点化生活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停留于有限范围的“圈”内,“互联”技术将一个个的节点放置于一个无边界的、互相贯通的平面结构中,以个人为中心,回归到“人—人”的社会生产方式,即人生成的社会关系。这种“去关系圈”的生产关系最大程度地突出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人—人”社会关系是多样的、自由的,与之适应的社会资源的流通是个自适应性过程,从而保证了社会生活中资源流通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例如在节点化生活的工作模式下,共处一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单位,因为人们的关系网络主要来自个体为中心的网上连接,而不是靠地缘、业缘关系圈定的。

德国社会哲学家齐墨利提出,在讨论当代社会性质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考虑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功能、作用与意义,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性质和结构[9]。节点化生活是由作为生产力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迁,也是个体作为生活主宰对生活方式自主选择的结果。它突出主体性,尊重个体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主要强调以个体为中心“生成”社会关系的模式,这从根本上定义了社会生活的组织者是谁。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构成模式,实质上决定了结构中资源流动是以自我需求及相应的资源调动能力为基础的,并同时具有自我调试功能,而不是受某种结构性力量的支配。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作用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同时,也为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提供了多种可能。

二、节点化社会的结构动力

在自由时空的节点化生活中,人们将网下生活移居到网上,主要依赖文字、图片、视频等作为载体进行社会生活资源的流通,当中文化资本具有重要作用。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社会生产的过程看作是持有资本的行动者个体在社会场域中进行资本转换的过程。他将社会场域中竞争的资本划分为四大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10]148。其中文化资本是指行动者对某种文化资源的占有[11]117。节点化生活中的社会实践主要是依赖个体间文化资本的流通进行资本转换的过程。

节点化生活的网络场域中,信息和话语的N级传播模式具有多元互动、信源去中心化的特征。数字传输技术的发展使个体成为信息或话语的发布核心成为可能,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其使用成本、技术需求的门槛很低,场域中的任何人,只要拥有一个网络终端设备和基本的网络常识就可以实现资源的随时获取和发布,处于网络场域中的个人资源的积累和使用机会是对等的。同时,传播链条多对多的传播特征,使得在传播节点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主动地、选择性地获取和发布信息。例如微博中的“@”功能,可以将个人的选择性信息“直接送达”至信息输送的对象和与对象相关的群体当中,清除了社会交往中的诸多外部因素阻碍。另外,在这种去中心的网络结构中,节点中的个人每一次发布信息,都具有多次传播的可能,同时也由于扩展了互动的潜在对象而使得传播的范围大大扩展。人们在互联网上对于信息交流与传播实质都在向外传输个人的兴趣、需求、价值观等生活线索,这使得个体得以不断与别的节点通过所传输的信息达成观点或信息的共识,进而彼此自愿连接“生成”某种社会关系,并同时赋予关系内的个体一定的社会分工,以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传统的社会生活的概念下,人们则习惯性地依赖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像家庭内外的关系包括家庭成员可以求助的权力关系,行动者社会资本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与生活方式相连的等级状况以及对资本再生产方式的控制力[11]122。围绕社会资本的资本转换模式具体说来即利用“圈内”的社会资源网罗权力扫除资本转换过程中的用于规范的制度性障碍,从而使得资本主体“穿墙”进行资本的转换和积累,同时这种资本的积累可能是翻倍的。传统社会生活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总是拥有更大的权力,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市场演进的第二阶段的历史遗留问题所形成的利用公共权力获取市场利益的模式延续至今,大体上形成了当今现实社会以“社会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的圈内转换模式。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交换产生的,多次的交换能够强化交换各方相互的认知以明确共有的社会资本和成员的份额[12]87。“作为社会投资的策略的产物,它是通过交换活动实现的……这些交换,藉助于某种炼金术之类的手段,能够转变那些交换物以示确认。”[10]150由此可见,对于社会资本的积累本身要求了以经济资本和一定的社会资本作为成本进行转换。而社会成员的资本持有量和资本运用能力是不平等的,个体社会资本的多少和强弱要视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如认识哪些人、是哪些组织的成员)以及资源的多少和强弱而定[12]79。那些原本拥有资本的人更具有承担各种资本转换的成本的能力,以及更适应资本的多样转化方式。传统生活方式下,人们主要通过来自血缘、地缘或业缘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生产并强化个人及相关利益群体获得的收益,并以此形成了以“强连接”为主要形式的资本的“圈内”转换模式,同时在圈内形成了“同心圆”结构。在同心圆结构中,处在中心位置的是“中心群体”,处在外围的同心圆是“边缘群体”。越是接近于中心的群体,就越容易获得资源[13]。这种资本转换模式一方面自然地通过资本量的差异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分隔开来,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维持着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使得现实社会呈现集权化特征,并让社会生活按照那些能够调动社会资源的强势社会阶层的逻辑和规则运转。

而节点化生活中,各主体间的关联逻辑具有“主体性”,“去身份”的特征,打破了社会结构中的先验的立体结构圈。一方面使得现实社会空间中占据主导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得以淡化,节点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内容的发布和接收,强调了主体间关系根据各自需求的自主连接,尊重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提高了个体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连接的多种可能,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另一方面,以网络技术作支撑的,以信息传输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实质也是围绕文化资本的转换过程,这种方式为个体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新途径,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关联的方式。节点化生活方式中,人们社会关系的连接不仅限于传统血缘、地缘和业缘纽带中,个体间的交往关系更多借助于某个话题,而不是个人受束的结构性地位来进行的。福柯认为交往关系是个体间或群体间以符号传播为媒介的交往类型,他“通过语言、记号系统或者其他的符号媒介来传递信息。”[14]人们在互联网上的关系连接实质是以共享的价值和利益为中心的短暂的流动性关系。节点中的各话语主体总是能够穿越符号的交往,以符号背后所指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导向为基础,而达成某种默认的共识,往往会形成话题上的聚集。

三、序参量话题和话题序参量人群

协同学的支配理论认为,系统内部的各种子系统、参量或因素对系统的影响是有差异、不平衡的。系统走向有序,达到临界点或临界状态附近时,最终将出现少数慢变量支配多数快变量的情形,人们通过这种慢变量使役或支配快变量的情形,来把握系统有序演化的过程。按照系统动力学的思想,在除掉系统处于混沌状态之外的大多数阶段,复杂系统对于系统内的多数参数的变化并不敏感,存在着慢变量支配系统。[15]社会结构通常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状态、价值观念等也会对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建构性的影响。节点化生活的视域下,社会是一个去中心的平面的网状结构,人与人的关联关系依赖一定的社会话题维系,社会话题的变化会对社会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并进一步作用于话题的导向。

节点化生活“去时空”、“去身份”和“主体化”的特征,消除了个体社会生活的诸多外部障碍,使得个体“生成”的社会连接具有多样性特征,因此,整个社会场域也会存在多个话题共同凝结社会关系的状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会不断生产出新的话题,并同时借助话题制造新的连接。这个过程中,社会生活中的话题会产生堆积,但随着新话题的不断进入,通过标签、热门话题排行等方式能够对话题进行筛选、过滤,因此那些不受关注的话题会被自然地“清理”掉。这是由于网络传播的低门槛决定了社会话题场域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在当下的媒介融合时代,话题的N级传播模式能够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指向与社会中的大多数生活休戚相关的内容的话题保持持续的关注,尽管被关注话题的具体内容会有些变化,但关注问题的着眼点和立场是相对稳定的。于是,在这个貌似不断变化的内容场中,这一类代表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利益的话题和观点保持了显著在场的延续性,它们成了话题场域中的慢变参量,并在更长时期内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指导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并进一步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这类话题一致性地指向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能够满足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活需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轨迹,能够凸显社会发展对于人的影响,并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通过观点的叠加而突显出来,我们称之为“序参量话题”。

一直以来,“强拆迁”、“食品安全”、“住房房价”、“贪污腐败”等话题一直是经媒体传播的敏感而热点的问题,并会形成人们在较长时间段内的持续关注。例如,继“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曝光之后,接连传出了“三聚氰胺”、“地沟油”、“爆炸西瓜”、“瘦肉精”等涉及食品安全的热点新闻,直到最近爆出的“羊肉卷掺鼠肉”事件,暴露了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上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自媒体中以信息和观点的形式进行病毒式传播,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同时,诸如“免费午餐”、“大爱清尘”等旨在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微博公益行动,也得到了大量粉丝的积极响应。再如邓飞通过微博发出了“阳台种菜”的号召后,众多网友纷纷晒出了在自家阳台、天台上种植的辣椒、番茄、小白菜等,在食品问题频发的环境下,“阳台种菜”倡导自己动手,绿色安全,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支招。它们作为“序参量话题”是人们长期关注的焦点,并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生活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成为一股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当然,在某个时间段内,也会有诸如“凤姐”、“干露露”、“明星婚姻八卦”等话题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而凸显出来。节点化生活具有“主体性”特征,这使得人们会依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对话题内容的关注或参与,人们对话题具有“自适应性”。因此,相比于序参量话题对于人生存的基本利益的关注,此类话题则往往仅具有奇观化的消费性特征,只能满足人们一时的娱乐或好奇的需求,于是很快就会在网络话题的场域中被冷落下来,最终只能作为系统的快变参量被过滤掉。因此,我们所谓序参量话题是指在时间上具有持续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测量某一类话题在短时间的影响力强度。这也形成了网络话题场域中对话题观照社会的自适应性。

我们可以根据网络话题场域中的各种话题和具体观点的特征和它在场域中的地位来将话题发出者的集合镜像性地投射成一个现实的场域,由于节点化生活方式具有使人们在参与社会生活的时候呈现出“去时空”和“去身份”特征的能力,所以在这个属于现实生活的以话题为纽带聚集的文化资本场域中,发声的个体以他们的话题和观点分成不同的社会阵营,而不考虑其在现实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地位。因此,发布序参量话题的个体就形成了“话题序参量人群”。这个人群在媒介融合时代的场域中处于支配地位。在传统社会,权力意志转化为权力的客观基础主要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现代社会,权力意志的基础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知识转化为权力的可能性大大提高[16]。节点化生活是文化资本起主导作用的场域,人们的社会生活主要依赖话语而不是受个体的结构性地位支配。因此,那些掌握了文化资本的,具有一定思想深度、语言魅力、独特观点的话语主体总是具有对“序参量话题”的隐蔽的掌控能力。作为掌握“序参量话题”的“话题序参量人群”能够凭借丰富的文化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并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节点化生活方式通过“序参量话题”进行了社会结构的重组,但这种结构的流动性更强。在这个过程中,话题是相对稳定的,只是会在不同阶段根据社会的热点事件通过不同的符号呈现出来,而占有该话题的话语主体会产生流动。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普及,节点化生活方式会进一步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会参与到网络生活中。技术门槛的降低,使得人们对媒介的使用能力趋于对等,新的社会主体的加入可能会对现有的主导话语阶层产生变化。另一方面,网络的“自滤性”、话题的“自适应性”对话题的筛选和过滤,本身也是对社会关系的重新排列和组合。正是由于序参量话题具有的这种自适应性,使“话题序参量人群”自身具有了自滤性。那些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能体现多数人利益的话语主体得以长期占据话语主导,而另一些则会被淹没。例如,在2013年的央视“315晚会”中,“820”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对某些具有话语魅力的名人产生了质疑,这些名人可能原本是“话题序参量人群”,他们站在话语的高处,以亲民,或为大众争取利益的形象长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经历了“820”事件,这些原本属于“话题序参量人群”中的一份子,可能会随着其话语立场的变化导致其在民众心理的失位,从而被滤出“话题序参量人群”。

结 语

节点化生活作为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以个体需求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作为连接社会关系的纽带,“序参量话题”是大多数人生活诉求的直接的、集中的体现。它本身因排除了结构性力量对话题的干扰能力,而更多呈现的是话题的内容本身,将现实社会的问题投射到网络中并凸显出来,能够明晰社会发展的问题所在,实质是争取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以“序参量话题”生成的“话题序参量人群”的社会结构的方式具有灵活流动的特征,去除身份、地位标签的“自由人”平等地进行社会关系的连接和资源的调用,最大限度地尊重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也为社会的阶层流动和民主环境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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