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储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为了涤荡北方经过数百年、南方经过近百年少数民族统治留下的社会风俗，明太祖建立明朝后，积极通过礼刑并重来纯化风俗，“教民使之隆爱敬识廉耻知礼让”［1］。除了敦劝、感化手段外，明刑弼教也是重要内容——明初历经三十多年制定《大明律》，明太祖还亲笔书写《御制大诰》四编。而风化之事作为社会风俗的重中之重，自然为开国君臣所重视，制律时从刑律中独立分出犯奸门共计十条，从户律中独立分出婚姻门共计十八条。明初制定风化刑法时立足于社会现实，在德主刑辅的思想指导下，全面维护了当时的风化。但是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生活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风气随之急变，“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2］。放纵习气对风化刑法形成剧烈冲击，不少条文已经成了徒有形式的具文，无法起到维护风化的作用。

一 嫁娶违律

《礼记·昏义》有云，婚姻“将和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因此“秦汉以后，并赖律以达明刑弼教之目的，为反礼者之制裁，此又婚律之所以渐兴，日趋于详也。”［3］然而明代中后期嫁娶违律现象蔚然成风，“虽律有明条，民不知禁，缘条禁不许牵告不干己事，人有争论，畏例不敢指攀;有告者，官府参系违例，立案不行，惟婚家户长当告，却被买嘱劝伏”［4］——这也是明代中后期风化刑法式微的一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