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业新

（宿迁市政协办公室，江苏宿迁 223800）

个体精神和家国情怀的交融
——以 《模影零篇》等为例论林徽因的创作个性及意义

班业新

（宿迁市政协办公室，江苏宿迁 223800）

《模影零篇》典型地体现了林徽因文学创作的个性，即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现实社会的生存状态紧密结合，表达了现代主义层面的个体孤独与生存窘境。现实主义层面的社会批判与生命抗争，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和理性意识，彰显了作者的个体精神与家国情怀。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等原因，现代作家往往在个体精神与现实存在之间纠葛冲突，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恰到好处地将之完美融合，在传统与现代、当下与未来之间，显示了其创作的独特价值。

《模影零篇》；小说；个体；家国；林徽因

林徽因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常被提及，《九十九度中》发表不久，李健吾就写评论称赞它 “最富现代性”，“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诣”。基于此，学界对林徽因的小说创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些建立在文本结构特征分析上的评价，客观地展现了林徽因小说的文体美学价值，但忽视了对其小说深层内蕴的开掘。如果联系20世纪30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结合林徽因独特的文艺思想，深入地分析文本，可以见出作者个人情感体验与国家社会宏大主题的水乳交融，这深化了小说的美学内涵和哲学况味，带来了小说内蕴空间悲剧性张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传统与现代：个体精神的悲剧性追寻

个体精神，是个人生命意志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三要素即个人、精神和自由，它是抽象的、具有范式意义的，又是具体的、现实的，集中体现在对个体自由和价值的探寻上。林徽因在 《模影零篇》中刻画了一群在旧秩序与新规范之间悲意游走的小人物，赋予其鲜明的个体精神，体现出独特的观照视野——既包含对传统文化压抑性的认知，又包含对个体生命存生和境遇的反思，体现了作者对个体精神的坚守与追寻。

这种对个体精神的追寻与展示，集中体现在钟绿身上。她因为爱情，“和母亲决绝了，自己独立出来艰苦的半工半读，多处流落，却总是那么傲慢、潇洒……”［1］115， “命运好似总不和她合作，许多事情都不畅意。”［1］118但她却坚定地追求自我，即便在和 “我”的交流中， “我 （钟绿——引者注）倒有些害怕……我怕我的行为或许会触犯你们谨严的佛教！”［1］124，但依旧执着地追寻自我。作为坚守个体理想的古典女子，钟绿在现代社会中反抗当下存在及其对理想人生的追寻，已经构成一种反抗绝望的人生内蕴，凸显了个体精神的执着和坚强。但很明显，她又是一个带有悲剧意蕴的古典女子。在她未出场之前，作者就预设了红颜薄命的故事。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典型意象—— “美人”意象的现代延续，其内在精神气质与古典文学作品中 “美人”意象一样偏悲。这种 “美人自古薄命”的悲剧所体现出的悲性精神是中国文化与古典美学内在气质的特有表达［2］。

钟绿是坚守个体精神的古典美人，但她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相互撞击震荡的历史转型期，较之五四新文学发现和追寻个体的 “人”的独立和解放，在相对发达的工业文明已经出现，消费社会初步形成的历史氛围下，传统思维中的个体命运走向如何，这更值得关注。作为工业文明的斗士，钟绿对城市工业制造的美丽表示不满——“一束一束的粉红玫瑰花由我们手中散下来，整朵的，半朵的——因为有人开了工厂专为制造这种的美丽！……现在我们都是工业战争的斗士—— （多美丽的战争！）……”［1］118—119城市工业发展迅猛，城市文化和消费模式也侵入乡村，乡村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接纳和向往—— “那可爱的老太太却问我要最新烹调的书，工作到很瘦的妇人要城市生活的小说看，——你知道那种穿着晚服去恋爱的城市浪漫”。［1］119工业化冲击带来人心的改变和乡俗的转换，原有的秩序、规范、自我约束都将很难存在。带着古典理想的钟绿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回到人与自然宁静、和谐的生活方式里去似乎是唯一的出路。“我 （钟绿——引者注）夜里总找回一些矛盾的微笑回到屋里。……我爱他们那简单的情绪和生活……什么都回到我理想的已往里去。”［1］119钟绿对乡村生活充满眷恋，在与自然充满诗意的灵性互动中完成理想的生存栖居。但这在林徽因看来，终究不过是一时的躲避，结局还是一场悲剧。作者在设置钟绿死亡的同时，也提出了工业文明冲击下，原有生活状态和生命秩序被改变的现代性焦虑。

钟绿由此也成为作者表达理想的身份符号，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冲击下女性命运 （个体理想）不自觉的悲剧化书写，构成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一种 “无奈”的存在，体现出作者复杂幽微的内心世界。钟绿这样一个执着追寻个体理想的小人物，也许太过渺小且容易被忽视，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正是在这里，林徽因展现了她纤细的创作触角。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林徽因对传统文化有着清醒的重估意识，并以一种远距离的视角透视现代文明的步伐。同时，又聚焦传统与现代之间奔走冲突的小人物并给予细致的关注和描写，体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独特的心理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林徽因在 《钟绿》中反复感喟的孤独、生存、死亡等主题都是存在主义十分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雅斯贝尔斯说：“最可怕的生活方式乃是通过人的精明及其所发明之物来使世界混乱——意图解释整个自然界却不了解自己。”［3］作为精心设计的自我认同意象，钟绿活在残酷的命运与个体理想紧张、分裂的中间地带，生活的陌生感和孤独痛苦紧紧相随，林徽因在关注钟绿无可着落的孤独命运的同时，也抵达了形而上书写的高地，体现其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充满细腻真挚的人性柔情。

二、当下与未来：家国情怀的焦虑性彰显

家国情怀，是根植民族灵魂深处的宝贵精神资源，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继承而来的弥足珍贵的优秀品质之一。正如学者申霞艳所言：“家国情怀当属传统士文化中最宝贵也最活跃的精神资源，……在近两个世纪驱逐外侮、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家国情怀发挥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4］林徽因受过中西文化教育，由此形成了对照审视和比照视角。她的小说作品聚焦封闭性文化对个体的压抑以及社会转型期家庭生活、爱情婚姻的千疮百孔，表达了焦虑性的情感体验，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

《吉公》清晰地凸显林徽因家国同构的隐喻。作者在小说开篇就指出：“二三十年前，每一个老派头旧家族的宅第里面，竟可以是一个缩小的社会”［1］128，“那个并不甚大的宅子里面，也自称一种社会缩影。”［1］128这种对家庭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反复强调明显带有隐喻家国存在的意图。

吉公不喜欢读古书做对子，“是个有 ‘科学的兴趣’的人”，他对新知识充满兴趣，清醒地指出“尽念古书不相干的，洋人比我们能干，就为他们的机器……”［1］134。作为现代文明和科技理性的代表，他徒有理想，却无法接受系统的学习和培训。最终 “年老了，当时的聪明一天天消失，所余仅是一片和蔼的平庸和空虚。认真地说，他仍是个失败者”。［1］140同吉公相似，祖父年轻时也极想到外国学洋文，但已聘了祖母，最终在旧家庭的阻力下退了回来，渐成一个僵化的徒有其表的 “维新的老人”。至于吉公的下一代，“我希望他这个儿子所生的时代与环境合适于他的聪明，能给他以发展的机会不再复演他老子的悲剧。……这得失且并不仅是吉公个人的，而可以计算做我们这老朽的国家的”，“这下文的故事，就应该在他那个聪明孩子和我们这个时代上。但是我则仍然十分怀疑”。［1］139—140

吉公和祖父平庸的遭际，见出作者对家国封闭落后的忧思。这看似个体的悲剧，却是时代的真实产物，事实上是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寓言和写照。这种对现实的忧思，在普通家庭婚恋问题上有着更为清晰的展示。《文珍》批判了旧式婚姻的强加性及压抑性。《吉公》中的祖父在强加的旧式婚姻里毫无作为。《绣绣》中绣绣的父亲 “同当时许多父亲一样，他另有家眷住在别一处的。”而 “绣绣同她妈妈母女两人早就寄住在这张家亲戚楼下两小间屋子里，好像被忘记了的孤寡”。［1］154在父亲眼中，绣绣的母亲 “不识大体，不会做人，他没有法子改良她，他只好提另再娶能温顺着他的女人另外过活，坚不承认有何虐待大奶奶处”。［1］162父亲移情别恋，遗弃绣绣母女，作为被遗弃的女性，无论婚姻如何不幸，只能被动承受，悲意深重。

小说中展示的婚姻问题向来是国家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既涉及到男女两性，还包含着生育子嗣、儿童教养、奴婢妻妾、遗产归属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婚姻观念和婚姻生活的变化，也是当时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变化的集中体现。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婚姻的缔结渐趋自由和开放。20年代相对集中的知识分子离婚事件已骤然减少，当时的社会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近年知识分子的离婚事件，更日渐减少，已不复引人注意。”［5］但社会上出现了离婚的主体人群开始由知识分子向社会一般阶层转移的现象。尤其是都市中一般社会阶层的离婚，渐成风气。自1931年开始，离婚人数达到了空前的高峰。［6］在各种离婚理由中，恶意遗弃和虐待而离婚的占了很大比例。根据1933—1934年对中国17省离婚案件中各种理由的统计，遗弃和虐待而导致离婚的占58%。［7］社会上演着一幕幕 “遗弃”及 “不顾赡养”的离婚悲剧。

林徽因对社会婚姻问题的具象书写，恰好为我们打开了透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站在以前的道德和正义的立场说来，背叛家庭和婚姻、弃旧纳新的罪过当然在男方。不过，中国社会自五四以来已起了巨大变化，遗弃、离婚等事件日益增多，人们已经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出现，“早已横溢社会舆论制裁的防堤，绝非纯道德论或正义的批评所能救济于万一。”新的道德观念已经冲破了旧的道德标准的约束，社会价值体系因此混乱起来，人们对于弃旧纳新这一现象的评价无所适从。林徽因的书写更见出悲剧的尖锐和深刻。这看似只是一个个体家庭的悲剧，事实上在其背后是整个社会悲剧的呈现，具有 “群”的特征。作者以悲悯的目光凝视着悲剧的发生，与受伤者一样，焦虑心痛，以充满压抑的笔调，书写幼小者的悲剧，在含情脉脉的叙述里体现出浓厚的现实关怀精神。

三、视角与叙述：多重意蕴的艺术呈现

《模影零篇》集中展现了林徽因的个体精神和家国情怀，与小说主题一脉相承的是，作者在小说的艺术呈现上也颇具匠心。作者采用回忆的讲述方式，呈现出一个个风俗画风情画，但另一方面，小说又显得节制温婉，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实际上蕴含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这一切，都得益于作者精心构架的观察视角和叙述方式。

小说的叙述者都有一个儿童，一个不太谙世事的小女孩，又都同时与主人公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感情，其叙述自然带着浓烈的情感，但又理性节制，具有温婉动人的魅力，将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内心经历和人生际遇贴切生动地传达出来。如作品中观看吉公制作机器、文珍做家务、绣绣卖鞋等情节，既没有让主人公或欣喜或忧郁的个人情绪溢出，又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人物内心那份纤细敏感的忧乐。此外，作者运用独特的抒情笔调描写记忆中的个体经历，具有强烈的个人性。

但是，作品的深层世界较之表面更为复杂，在作者精心设计的儿童观察视角和讲述话语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叙述视角，而这个独特的叙述视角才是小说真正的观察者和作者情绪及思想的表达者，它并不是那个少不经事的小姑娘，而是一个对社会和人生有着深刻体验和强烈感触的过来人。她对吉公、文珍、绣绣等人的故事保持着童年时代的纯真烙印，但她在叙述时已经长大了，是一个具有个体精神和现代意志的成年人，也是一个审视故事发生的远距离的观察者和透视者。所以，小说的儿童视角不过是一个讲述方式，其真正的叙述意图是其言说背后的揭示。小说的情节设置也与之贯通，貌似单一简朴实则巧妙别致。如绣绣用旧皮鞋换小瓷碗，“我”和文珍在天井外石阶上的谈话，都是俗常生活中细微的小事，却都寓含深意，不紧不慢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延伸和拓展，具有浓烈的象征色彩和暗示意味，营造并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氛围。

这一特点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细节展示上更为明显。小说中有一些细节相对含混和模糊，如文珍的离家出走，以及她与革命党的感情关系和最终归宿，吉公早年妻子死亡的原因等等。这种模糊是叙述者和讲述者双重视角叠加造成的结果，也夹杂着叙述者对小说中个体人物命运变迁的多重感情。这种叙述直接导致小说人物的情感世界显得更为模糊和复杂，也使作品呈现出多蕴的主题特征。一方面是个体的记忆和讲述，一方面是集体的生存和展示；一方面是怀旧的、感伤的烙印和结痂，一方面是批判的、否定的揭示和剖析。这集中体现在小说中同类悲剧的设置上：钟绿未出场之前，“我”小时候经常听取并亲历了红颜薄命的故事；吉公则是顶替外曾祖父母死去的那个孩子走进这个旧家庭的，他的出场就带有浓烈的悲剧意味；文珍则差点重演了文环跳井的悲剧……个体记忆不止一次地得到重复的验证和展示，变成集体的 “群”的悲剧，个体的怀旧与集体的批判水乳交融。这种个性／共性的悲剧存在，在一系列微小琐碎的细节中传递出来，让细心的读者去揣摩和体会。

基于同样的追求，《模影零篇》大量的穿插叙述都不停留于抒情的表面，而是包含个体的生命情感体验和当下现实关怀，寄托着作者更深的思考和寓意，具有复杂的指向。《钟绿》中钟绿的母亲是个音乐家，游历多国，理应思想开放个性民主，可恰恰就是不同意钟绿的爱情，构成身份与行为的悖论。作品对钟绿个人悲剧的叹惋，既是个体心绪的抒发，也是时代写照的呈现：“从孔子庙到自由神中间并无多大距离”。《吉公》里 “那个并不甚大的宅子里面，也自成一种社会缩影”，等等。

《模影零篇》的多重思想意蕴和复杂艺术面貌与林徽因的创作思想、创作个性以及当时的现实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模影零篇》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是林徽因最后的小说作品。当时，林徽因寓居北京，正值 《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且兴盛之际，作为丛刊的编委会成员之一，林徽因热心投入编辑和创作之中，对文坛现状有着清晰的认知，但她并不认同创作的主要指向为农村和农民题材，而将目光聚焦在普通个体无常的人生命运和现实遭际上。而此时的中国，也正处在抗战风雨即将来临的死水微澜期，转型期社会诸多弊病如杂草般丛生，家庭、恋爱、婚姻悲剧时时发生且多以小人物的悲剧状态呈现。林徽因在作品中寄寓的感怀和伤痛显然保有个体和集体的双重印记，故事充满柔情和感伤的悲剧意味，在温婉柔曼中又不失艺术个性，具有个体鲜明的时代烙印。

四、“诚实”与 “真”：一种秉承内心理念的创作指向

《模影零篇》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味和人文理想色彩。这正是林徽因一以追求的文学创作理念——立足自身情感体验，叙写乡土中国芸芸众生里的各色人等，聚焦普通人在多重生存悖论下的个体存在。事实上，作为 《大公报·文艺副刊》发刊词的 《惟其是脆嫩》一文，就真切展示了林徽因文学创作关注现实、超越现实的思想倾向——“难道现在我们这时代没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喜剧悲剧般的人生作题？难道我们现时没有美丽，没有风雅，没有丑陋、恐慌，没有感慨，没有希望？！难道连经这些天灾人祸，我们都不会描述，身受这许多刺骨的辱痛，我们都不会愤慨高歌迸出一缕滚沸的血流？！”［1］15。

林徽因坚持认为：“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主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作品需诚实于作家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1］46她强调创作者要有逼真的、体验过的感情。这样，在创作时才不至于流于浮泛和虚假，才可能创作出具有个性的文艺作品，推动文艺的健康发展。这种秉承 “诚实”和 “真”的文艺创作理念，使得林徽因既未陷入左翼绝大多数作家所固执认定的文艺工具论的偏颇，又没有走入京派作家所追求的文艺美化和教育功能的窠臼，使得她的文学创作得以不被各种流行的主义所牵引，是她创作出高质量作品的重要原因。

新文学在经过第一个10年的自由发展之后，各种文艺思潮逐渐交锋、融合和分化，受文化传统、启蒙思想和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30年代文坛创作主流是与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文学创作主导观念的左翼文学风头强劲，逐渐占居文坛主流，大多数作家都在聚焦和书写社会重大政治事件，而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在文学观念上也都各自富有独特的见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作家在表达对文化的批判性主题，并希望借此形成新的民族生命力和战斗力。这些文学创作和文艺争论给予了当时的作家以相当大的影响，尽管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思维的局限。而当时的社会状况依旧严峻，面对满目疮痍的生存窘境，五四时期所极力宣扬的自由、人权等观念在30年代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并未得到应有的体现。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受到猛烈冲击之际，社会显得慌乱无措，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极容易被忽略。诸多现代作家此时聚焦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个体命运和情感世界相对欠缺深度的关照和书写，有时甚至为了表现宏大的主题不惜牺牲个体的存在价值，一些女性作家如张爱玲、苏青等，在默默书写着个人化的人生体验时则不自觉地隔绝于外在世界。这种书写在新时期以来的 “先锋文学”、“个人化写作潮流”和 “女性自由写作”中有着明晰的继承。这基本构成了新文学自创建以来在个人同集体、自我存在与社会关系对立主题书写上的范式。林徽因在书写个体与群体之间，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她既没有沉入一己的狭小天地顾影自怜，也没有投入宏大的政治叙事中遗忘个体。她继承了传统文化积极入世的精神，秉承 “诚实”和 “真”的创作理念，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表示了强烈的关心和担忧。

不可否认，文学是个体心灵的絮语，但它离不开社会的滋养，偏执一向的写作有可能达到片面的深刻，却不应该是作家正常的写作状态。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学作品，往往既是个人情感经验的真切书写，又具有深远的关怀和温暖人心的力量。鲁迅的小说如此，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是如此。文学创作欠缺个体关怀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现实批判，就难以形成震撼人心的文学情感，其书写的深度和广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也难以实现文学的高远境界。女性作家的写作也是如此。

我们呼唤文学的健康、良性发展，期盼文艺推陈出新、蒸蒸日上，呼吁文艺批评应该坚守理性、平等、自由的原则。在这方面，林徽因的小说创作及其文学思想确实体现出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文化进程中，林徽因反对文学对现实的生搬硬套，强调不能为了现实的鼓动而进行简单的书写，更不能放弃了文学和审美。这些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个人话语可能会被遗忘和忽略。但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林徽因的选择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她的文学创作既关注个体内心，又将聚焦的目光投向家庭之外的整个国家，并努力建构一种关心个体精神和家国进程的人生理想，是相当艰难，也是弥足珍贵的。这对于今天女性写作的启迪意义不容忽视。

［1］林徽因.林徽因全集：散文·小说·书信 ［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2］李勇.从古典 “美人”到当代 “美女”——称谓、认同与文化走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23.

［3］［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 ［M］.陈鼓应，孟祥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68.

［4］申霞艳.家国情怀的现代转换［N］.中国文化报，2012－10－23（4）.

［5］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 ［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129.

［6］余华林.女性的 “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53.

［7］吴成.非常时期之妇女［M］.上海：中华书局，1937：58.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Spirit and Patriotism——The Creation
Individua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LIN Hui－yin＇s Novel：Setting Zero Article as an Exam p le

BAN Ye－xin
（Administrative Office，CPPCC Suqian Municipal Committee，Suqian 223800，China）

Zero Article reflects LIN Hui－yin＇s creation personality——that is coupling closely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reality with individual survival state，expressing individual loneliness and life difficulty from modernism dimension and social criticism and strugglewith life from realistic dimension，emboding the attributes of humanity and rational consciousness，highlighting the individual spiritand patriotism of the author.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reasons，modern writers are often perplexed by th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 spirit and reality，but LIN Hui－yin＇s novels have perfectly solved the problem and showed its unique value.

Zero article；novel；individual；family and country；LIN Hui－yin

I206.6

A

2095—042X（2013）04－0084－05

10.3969／j.issn.2095—042X.2013.04.019

（责任编辑：朱世龙）

2013－04－16

班业新 （1983—）男，安徽巢湖人，硕士，宿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现代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