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程，戴小兵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1956～1965年湖南洞庭湖地区灭螺工作研究

杨鹏程，戴小兵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与血吸虫病的流行密不可分。湖南洞庭湖区的钉螺分布面积广，密度大。建国初期的1956～1965年间，疫区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组织动员群众开展灭螺工作，对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起了关键作用。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洞庭湖区；血吸虫病；钉螺

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与血吸虫病的流行密不可分。湖南洞庭湖地区的钉螺分布面积广，密度大，建国前从来没有进行过灭螺工作。建国后，洞庭湖疫区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组织动员群众开展灭螺工作，对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起了关键作用。

一 调查螺情

调查钉螺的分布状况及其生存环境是血吸虫病疫情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初，受多方面条件所限，调查钉螺只能采取重点地区抽样调查。例如1953年10月、1955年9月，血防人员两次对汉寿县内湖洲、湖汊、沟港随机抽样，查出有螺面积32.13万亩[1]。1950年至1955年，先后查出慈利、石门、临湘、望城、益阳、沅江、南县、汉寿、常德、安乡、澧县及益阳市、津市等湖沼地区，分布着肋壳钉螺[2]192。疫区主要分布在洞庭湖滨和湘、资、沅、澧四水尾闾，钉螺分布很广，密度达每平方米5～600个[3]。

1956年起，查螺力度逐步加大，同年8月底，湖南召开第二次全省血防工作会议，确定当年下半年的工作方针为“继续积极全面做好战斗前的一切准备，以调查钉螺和治疗研究为中心任务”，查螺从重点地区抽样调查改为疫区全面普查，采取“由近到远，由垸内到垸外，由下游到上游”的方法调查钉螺分布密度和感染率，1956年共调查18个县（市）的237个乡，发现有钉螺分布的乡177个，有螺面积308.8124万亩[2]192。后来，又进行了多次普查和重点调查，到1965年止，累计查出有螺面积4 532 204亩，基本查清了钉螺的分布密度、范围和面积。1956～1965年湖南省钉螺普查情况见表1。

由表1可知，钉螺普查工作1958年达到第二个高潮，此后新发现钉螺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既有此前查螺成绩斐然的原因，也有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的低潮因素。

二 灭螺措施

1956年以前，主要结合洞庭湖水利工程开展灭螺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灭螺措施，积累经验。1956年起，灭螺工作成为综合防治的中心环节，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成立生产灭螺联合指挥机构，加强对灭螺的具体指导。县、乡、社层层设立领导机构，设立专人专管生产灭螺工作，掌握其开展情况。第二，从上而下层层训练骨干，培养技术指导人员，采取县训练社干、乡训练队干和就地会议训练方式，基本上做到社社有领导，队队有专人，自上而下形成系统，他们成为灭螺工作的支柱。如1956年9月23日至10月18日，澧县组织160名医务人员及乡村干部，培训1 000名疫区青壮年参加灭螺[5]618。第三，开展宣传教育，进行充分的思想发动。灭螺是群众性和技术性相结合的工作，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使灭螺工作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第四，加强技术指导。围垦与垦植只要加强技术指导，就可以达到增产、灭螺的双重效果，是湖区结合生产灭螺的主要办法。第五，因地制宜。每年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规划。第六，抓住冬耕冬种和兴修水利的有利时机，采取短期突击和经常性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灭螺。如常德县“1957年抓住收晚稻和翻耕板田以前人畜空闲的有利时机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先围后垦、先垦后围、不围而垦、铲草积肥，辅以药杀等办法的灭螺运动，韩公渡乡在‘英雄大战冲天湖，增产灭螺两不误'的口号下，仅用7天时间，掀起了有声有色的‘灭螺突击旬'的大运动，翻耕了3 434亩，铲土埋螺1 200亩，均种上了秋冬作物”[6]。第七，把灭螺任务落实到生产队，实行“五定”责任制（定地段、定质量、定工分、定人员、定时间），并在群众中培养灭螺积极分子，依靠他们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和技术指导。第八，不能结合生产灭螺的地方，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动员群众拿出部分义务工，进行非生产性的土埋灭螺，或进行药杀。

三 灭螺方法

洞庭湖疫区采取了多种方法灭螺，主要是结合水利工程灭螺、结合农业生产垦殖灭螺、化学药物灭螺及其他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50年代初主要采用开水烫、人工捕捉、撒生石灰、撒茶枯粉等民间土法小面积灭螺。如1951年10月19日至24日，岳阳血吸虫病防治所在黄沙湾动员当地居民175人，共费时1 547小时，捕到钉螺895 076个[7]。1954年2月，岳阳血防所派员至南津港，“在钉螺密度较高的重点地区内割除湖草，并在约60多亩的有螺地带撒布石灰1万多斤，下半年又结合集材场在该地利用废木材进行开水灭螺工作”[7]。

第二，结合水利工程灭螺。主要指围垦灭螺和堵塞湖汊灭螺。围垦灭螺是指在洲滩上筑堤挡住洪水，使堤内不再被水淹而能定居和开发，并兼收大面积灭螺效果的一项农田水利措施。1951年湘雅医学院陈祜鑫教授等在南洞庭湖区调查疫情时，发现湘阴县杨林寨一带的3万多亩洲滩原系围垸，清代雍正及乾隆年间，先后在该洲滩修建了“民新”、“复兴”、“太和”、“黄土”、“东合”5个围垸。到清末，“太和”、“黄土”、“东合”三垸因大水溃决失修而成为当时的数万亩有钉螺湖洲，而“民新”、“复兴”两个围垸，仍完好无缺，其垸内经仔细搜查，没有发现钉螺。由这一对比事实得到启示，有钉螺洲滩经过围堤垦植后可以消灭钉螺；而已经无螺的围垸，若溃决失修，任其冬陆夏水，自然荒芜，则钉螺又会扩散繁衍，成为有螺洲滩[8]。同年5月，陈祜鑫教授到岳阳县作血吸虫病史调查，根据胜塘乡第四村筑堤、建闸、垦湖的民间经验，撰写了题为《从改良水利着手，可以消灭血吸虫病》的论文在《健康报》发表，最先在国内提出“围垦灭螺”的方法[9]。

围垦灭螺的经验，经过省血防办认可之后，在省内普遍推广。如澧县1955年10月，政府组织梦溪、如东、大围1 300人对重点疫区黑鱼湖（今永丰乡）实行围垦，在垦区机耕灭螺17 324亩[5]618。1958年冬，岳阳县成立君山围垦灭螺工程指挥部，由副县长李明任指挥，县委组织部部长罗寅阶任政委，从毛田、黄岸、广兴洲等区、社调集本部民工2万多名，经一冬春，投入180多万个劳动日，移动土石方350多万立方米，修大堤40千米，排灌机埠4个，围垦面积13 400亩，消灭有螺面积75 673亩[10]68。1964年冬，湖南省投资兴建南津港南湖堤坝，岳阳县组织3万民工，历时7个月，修筑大堤1 900米，并兴修单孔排水匣一座[10]68。围垦灭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杨林寨农场未垦前有螺面积7 500余亩，1953年春，通过围堤翻耕种植，至年底压缩到175亩，即97.7%的地面已经消灭了钉螺。建新农场围堤后未垦前有螺面积共计35 000余亩，1956年春，翻耕种植后，至年底钉螺面积压缩到11 714亩，1957年又继续压缩到4 000亩，1958年仅剩900亩（主要是几处草湖边和一些漏耕荒地、洼地等处）[11]75。1956年至1959年内，全省围垦湖荒建立了君山农场、建新农场、屈原农场、钱粮湖农场、洋桃湖农场、茶盘洲农场、黄盖湖农场、松阳湖农场等，扩大耕地面积约100万亩，杂草丛生的钉螺孳生地成为盛产粮棉的基地。1956年到1963年湖南省有螺面积的削减，主要是大围大垦成绩。

堵塞湖汊灭螺是在湖汊口筑坝挡住洪水，将坝内渍水所形成的内湖养鱼发展生产，堤内水线以上的荒地成可耕地，原来不保收的甩亩成为保收良田，兼能灭螺的一项生产性农田水利措施。如沅江县于1956年下半年，出动劳力3 000多人，用工59 000多个，完成土方15万立方米，一举围堵了琼湖，消灭钉螺面积875亩[12]。1958年8月到1959年4月，澧县组织民工在涔水上游的钉螺疫区建成王家厂水库，水淹灭螺2 900亩[5]618。

第三，结合农业生产垦殖灭螺。主要包括不围垦荒灭螺、矮围垦种灭螺、铲草皮灭螺、洗沟灭螺及土埋灭螺。

不围垦荒灭螺是在未曾筑堤的洲滩上，于每年10月至11月洪水退去后开垦有螺荒地种植小春作物的一项农业措施。因为此法的关键在于犁和耙，二者不可缺一，后来改称犁耙法。1958年冬华容县结合灭螺，调动7个公社6 000多劳力对全县江湖沿堤1 500米以内的外洲5万多亩有螺面积进行了不围垦荒灭螺[13]58。放马洲是岳阳城郊附近洞庭湖的大荒洲，1956年10月起开垦3 327亩播种油菜。曾择定犁10～20厘米深、耙1～3次的37亩，作为垦荒灭螺效果长期观察的实验区。在未翻耕前，钉螺平均密度每平方米内高达126.6只，平均死亡率为6.83%。当年翻耕种植后钉螺平均密度每平方米1.53只，死亡率高达94.5%。1957～1958年即找不到活螺[11]75。

矮围垦种灭螺是指在洲滩上于秋末冬初水退之后，开垦播种小春作物并修筑矮堤挡住4月到5月的洪水，以保春收。此法投资小、经济价值大，亦可兼收灭螺效果。1957年，芭蕉湖、永济垸灭螺围垦工程，由岳阳、临湘两县及湖南省公安厅共同实施。岳阳县调集15个乡的2 700多名劳力，于10月20日开工，11月23日工程结束，低处蓄水，高处垦植，为消灭8 000多亩钉螺分布面积创造了条件[10]68。

铲草皮灭螺。湖沼地区的农民习惯在有螺湖汊或洲滩上，特别是在离房屋较近处铲草皮运回火烧为土灰用作肥料，既烧死了钉螺，又获得了肥料。

洗沟灭螺。洗沟是山区型及垸内型疫区群众在沟边铲下草皮并挖出沟底淤泥的积肥措施，杂草潮湿的沟渠是钉螺适合场所，洗沟灭螺常常与土埋灭螺一起使用。

土埋钉螺。利用无螺泥土把钉螺埋入10厘米以上的泥土中夯实打紧，钉螺不能爬回地面，在泥土中自然死亡。此法无论在哪一种类型疫区都有其实用意义，只需投入一定的劳动力，使用普通农具就能进行，并且灭螺效果良好。如1955年10月，华容县蔡兴乡宋家拐疫沟，首先采用洗沟土埋灭螺法，灭螺效果平均达到97.56%[7]。

第四，化学药物灭螺。是指利用药物，采用化学方法杀灭钉螺，常用的药物是五氯酚钠、碘制剂、石灰氮和生石灰等。曾经使用过的砒酸钙、茶子饼及中药蟾酥、巴豆、番木鳖、闹羊花等，或因对人畜鱼类有较大毒副作用，或因成本太高等原因逐渐被淘汰弃用。

第五，火烧法灭螺。湖区的芦滩，特别是每年都能上水的芦滩有钉螺孳生，而湖区群众有芦苇砍伐之后利用芦渣放火烧滩的习惯，据现场观察，火烧芦滩后，过火处钉螺全部死亡，是一种有效的灭螺方法。

以上这些灭螺方法，可分为治标和治本两大类。治本性的灭螺方法有围垦（包括大围大垦、堵塞湖汊）和土埋。治标性的灭螺方法有药杀、火烧、洗沟，小围小垦、犁耙及铲草皮等。但无论哪种方法，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都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都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

选用灭螺方法时，要从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出发，要从促进生产出发，要从长远利益出发，更要讲究实效，尽可能采用当地人力、物力所能负担，有利于生产而效果良好的治本灭螺方法。比如开水灭螺效果虽好，但耗费太高，易留空隙，故终止使用。药物灭螺由于毒性重，残留时间长，施药方法、工具均不理想，工效低，劳动强度大，容易引起操作者及人畜中毒事故，难于确保安全，一度控制使用。但对于无法围垦和采用其他灭螺方法的地段也只好使用药物，实为不得已而为之。铲草灭螺近期效果较好，但不能彻底解决灭螺问题，故后来未加提倡。火烧灭螺效果较好，后来得以推广。

但在实际灭螺过程中以上方法并不是分开单独实施，经常是多种灭螺方法综合进行。如1952年冬到1953年春完成的南洞庭湖整修工程“由于堵口、筑堤、并垸及裁湾取直，使得胭脂湖、凤凰湖等地的钉螺被围在大堤之内，原是湖草丛生、受洞庭湖涨水影响的场所，有了大堤的保障，使得能被垦为良田，在开垦过程中，一些地区的钉螺趋于消失及灭亡”[7]。经过1953年的开垦、除草、土填低地、火烧杂草，只有少部分地区仍有钉螺，再经过1954年1月至3月的进一步开垦、土填低地、修筑内堤、压缩内湖、开渠挖沟后，在东合、黄土及太和三个废垸内未能找到钉螺。整修工程完成之后，随着钉螺趋向灭亡，垸内的居民在日常生活及生产中已不再容易感染血吸虫病。1953年5月湘阴第二农场采用的方法是“在钉螺分布地区先用石灰撒布再行垦殖、土填低地、割草堆肥、割草堆烧，以及利用夏秋季天气干燥而使场内地面钉螺趋于死亡等各种措施”[7]。1954年11月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中由于大量割草翻土和冬季冰冻期较长，钉螺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危害程度大大减轻。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和方法，从建国初到1965年湖南省累计发现有螺面积4 532 204亩，累计压缩约2 152 808亩垸外有螺面积，大部分是通过围垦使之变为垸内型疫区后进行灭螺的[2]194。1956～1965年湖南省灭螺统计见表2。

四 经验教训

从1950年到1965年，洞庭湖区的灭螺工作经历了一个兴起、高潮、低潮又逐渐恢复的曲折过程，灭螺工作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经验有四个方面：第一，政府要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消灭钉螺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复杂的任务，尤其是湖南洞庭湖区钉螺分布广，灭螺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只有政府才有能力组织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灭螺，必须要由政府主导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消灭。1956年后，三大改造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相继开展，为政府大规模调动劳动力灭螺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血防部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配合，特别是农业部门、水利部门的积极支持和协助。如制定水利计划时，要充分考虑灭螺工作的需要，在施工技术上，要规定灭螺的操作方法，在检查水利工程时，要同时检查灭螺的效果，做到水利修到哪里，钉螺灭到哪里。如果不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血防部门单独作战则是无法完成的。第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群众是灭螺的主力军，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灭螺就无法完成。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向广大群众说明灭螺的重要意义，同时加强技术指导，让群众掌握技术，使灭螺工作成为群众运动。第四，紧密结合生产，围绕中心，组织灭螺观察网，常抓不懈。在前面所提到的灭螺方法就经济意义来说，可以分为生产性的与消耗性的。生产性的方法是指在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后，既达到消灭钉螺、预防血吸虫病的目的，又达到创造经济效益增加人民群众收入的双重效果。消耗性的灭螺方法是指付出一定人力物力后只能达到杀灭钉螺的作用。前者如围垦灭螺、铲草堆肥灭螺、铲草烧灰灭螺、垦荒灭螺。后者有开水灭螺、药物灭螺、人工捕捉等。灭螺如果结合生产，使群众能在灭螺同时增产增收，就可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围垦灭螺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是洞庭湖区灭螺的主要途径。另外，及时建立灭螺观察网，发现钉螺及时消灭，并经常结合各种农业活动反复治理。

灭螺工作，也有一些教训应当吸取：首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出现严重虚报浮夸现象，工作不扎实，灭螺质量下降。特别在1958年冬，草率宣布12个县、市消灭血吸虫病[14]。致使疫区一些干部群众产生了松懈麻痹思想，“1959年，华容县有胜峰、宋市、护城、终南、景港等5个公社过早宣布消灭了钉螺”[13]58，致使后来疫情回潮。其次，1959年后，血防机构被撤并，血防人员大幅减少，加上1959年到1962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灭螺工作一度停顿，导致钉螺扩散，疫情回升。直到1963年，根据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全面规划，点面结合，分期分批，灭一块巩固一块”的战略方针，湖南重新讨论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疫区各地把消灭钉螺作为重点，采取“由近到远，由内到外，由上游到下游，由高到低”的原则，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开展灭螺。华容县1963～1965年处理钉螺面积12 170万亩，消灭垸内钉螺面积3 392亩[13]58-59。再次，围垦灭螺虽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灭螺方法，但是围湖造田侵占水面水道，使洞庭湖调蓄洪水的能力大大下降，对湖区防洪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末基本停止。而使用药物灭螺时，有些药如砒酸钙虽对钉螺有杀灭作用，但因为毒性重，会对人畜及鱼类产生伤害，对环境产生破坏，不宜推广利用。

1956～1965年湖南洞庭湖地区灭螺工作成效巨大，对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汉寿县志编纂委员会.汉寿县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9.

[2]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医药卫生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3] 《关于湖南省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向中央检查组的汇报》.湖南省档案馆，档案号:212-1-290.

[4] 中共湖南省委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统计资料汇编，1984：54.湖南省血吸虫病研究所资料室藏.

[5] 澧县志编纂委员会.澧县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6] 《常德县灭螺工作总结》.湖南省血吸虫病研究所资料室藏.

[7] 《湖南六年来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概要（1956年2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12-1-290.

[8] 方金城，吴昭武，主编.湖南省防治血吸虫病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211.

[9] 临湘市志编纂委员会.临湘市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561.

[10] 中共岳阳县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岳阳县血防志.1989.湖南省血吸虫病研究所资料室藏.

[11] 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编辑小组.血吸虫病研究资料汇编（1958年）[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

[12] 中共沅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沅江县血防志.1983：50.湖南省血吸虫病研究所资料室藏.

[13] 华容县志编纂委员会.华容县血防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4] 《关于我省八年来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总结及今后防治工作的意见——赵畅同志在全省第九次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湖南省血吸虫病研究所资料室藏.

（责任编辑：田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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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9014（2013）03-0020-05

2013-04-0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等疫灾流行史及减灾防疫对策研究”（07BZS03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项目“湖南疫灾史与防治对策研究”（1011109Z）；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基金项目“湖南历史上的疫灾与乡村社会”（09K078）；湖南省教育厅教研教改项目“加强历史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杨鹏程，男，湖南华容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首届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灾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