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00）

一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说的提起

自新世纪以来，学者探讨舜文化，提出“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之说，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延续，是华夏文明本质的表现。上古时代虞舜的思想和政治作为，使古代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以舜为主体形成的道德文化，主要表现在家庭人伦、为人行事、仁德政治诸方面，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东方人类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这种人类自身生产的进化，经历了一个更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直至舜时才得以完善。舜以崇尚孝悌而闻名于世，以全新的道德文化开辟了东方人类社会的新纪元。”这一说法在文献学上的主要依据，是《史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一句，认为这句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舜就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始祖”[1]。

此说提出以后，首先在地方政府中引起了极大反响，舜陵所在地湖南省永州市政府于2003年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舜文化与中华道德文明理论研讨会”[2]，随即宣称：“观点已得到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充分论证和肯定。”[3]时隔10年，已有教师将此说列入高中语文月考试卷，如在“必考题·现代文阅读”中，列有“舜文化”一题，选择答案有：“对文中‘舜文化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一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A.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B.儒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C.儒家文化脱胎于舜帝所创造的舜文化。D.儒家文化是舜帝创造的舜文化的核心。”[4]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说，从我国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总体角度给予“舜文化”概念以新的界定和定位，对于我国上古文明，特别是舜帝古史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需要肯定。

但《史记》的有关记载较为简练，仅靠这样一句话而加以推断，证据比较单薄。《史记》原文“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中“天下”一语确有空间的含义，而“始”字也确有时间的含义，从而将舜帝的“文明之德”理解为整个中华民族道德文明之源，乃至东方社会进化之源，用意虽善，但从文献学上说有违上下文意，单文只字，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并且“德”字也不能被泛泛理解为“道德”。古人言“道”言“德”，二者义近而有别。贾谊《新书·道德说》曰：“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可知“道”“德”互为本末体用，“道”为因，“德”为果；“道”为其然，“德”为所以然。“道”在“德”之上，较“德”更高一层境界。“德”仅为第二义，若论上古文明，更当于其上求诸第一义之“道”。

二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说的文献辨疑

（一）先秦古文献所载舜帝之“明德”

就舜帝的一生功业与古文献记载而论，其与“明德”、“文明”具有特殊重要的关联，并由此使得“文明”、“明德”、“舜德”成为舜帝的形象特征，是可以肯定的。

舜帝在我国古文献记载中，最为突出的记录是称道他具备“明德”。这是古史对于舜帝一生言行功业的总评。

有关舜帝“明德”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自《尚书》之后，记载舜典“明德”的首推《左传》。

《左传·昭公八年》：“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此处出现的“明德”一词，亦即《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孔安国传解释为“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充塞四表上下也”，由此亦可得知，“明德”的含义即“文明之德”。

《礼记》中也有关于舜帝“明德”的重要记载。《礼记·表记》曰：“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为此乎？”

此处所载孔子所说的话，虽然没有直接称舜帝“明德”，但是借助《尚书·甫刑》（即《吕刑》）一篇，间接称道了舜帝的“德明惟明”，使用了两个“明”字。同时孔子还列举了一系列政绩，说明舜帝德行之高，后世不可及，惟有舜帝能够如此，潜在有“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的含义。《礼记》引孔子语，文献渊源比司马迁为早，并且记载详尽，恰可与《史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一语互为注脚。

宋罗泌《路史·有虞氏》曾说：“故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天下之明德皆自帝始。故仲尼曰：‘亡为而治，后世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上句引《史记》之文，下句引《礼记》之文，恰是将《史记》与《礼记》二者互释。

（二）“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之语源

《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此上一句云：“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此下一句云：“舜年二十以孝闻。”惟中间“明德”一句，下笔突兀，不与上下文相接。

司马迁为文，均有出处。“凤皇来翔”明显源于《尚书·益禝》之“箫韶九成，凤皇来仪”，但“来仪”以下，并无文字可与“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相对应。考“来仪”以上，《尚书》有“帝曰：‘迪朕德’”一句，或即《史记》“明德”所本。

“迪朕德”，孔安国传解为“蹈行我德”，曰：“迪，蹈。”孔颖达正义：“《释诂》云：迪，道也。声借为导，导音与蹈同，故迪又为蹈也。”“迪”解为“进”、“蹈行”。《尔雅·释诂》：“羞、饯、迪、烝，进也。”邢昺疏：“迪者，以道而进也。”郝懿行义疏：“迪为进之道也。”

《易经》有《晋卦》，“晋”即“进”，亦即“蹈行”，而《晋卦》所言正是“明德”。《易经·晋卦》象传：“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子夏易传》云：“明出地上，大明之道，可进之时也。君子著其明徳，求上知之。”

《晋卦》的卦象为进升君子之明德，“迪朕德”犹言“进升我（天子）之明德”。二者正相对应。

又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引尹氏曰：“《大学》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于天下国家。”以《易经》之语解《大学》。此语无异于说：虞舜之道，在“自昭明德”。

《尚书》“迪朕德”为舜帝与禹的对话，故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另有变换语句的表述，写道：“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将“道吾德”（即“迪朕德”）与“舜德大明”作为因果关系加以记载。《夏本纪》之“舜德大明”与《五帝本纪》之“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的含义并无不同，可证“明德”一语确实源于《尚书》“迪朕德”。

（三）“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之含义

1.“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一语的阶段性含义。《史记》始于《五帝本纪》，表明五帝同为一体，所谓：“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实际上，司马迁《史记》本身便多次记录帝舜以前远古帝王各有其德。譬如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高阳有圣德焉。”高辛“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大戴礼记·五帝德》同）。“帝尧者，能明驯德，以亲九族。”此外总论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

帝舜上承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下开夏禹。其中尧、舜、禹三代的衔接各有困境，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有起有伏。如尧帝时有“四凶”，舜帝时亦有“四凶”，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浑沌。少纻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舜帝“流四凶族，迁于四裔”（《左传·文公十八年》及《史记·五帝本纪》）。舜帝“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天下才得以平定。此外，尧帝时，其子丹朱不肖，“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而舜子商均亦不肖，“禹亦乃让舜子”。

结合《五帝本纪》上下文意，“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一句应当是说，在经历了“四凶”以及不肖子的困境之后，天下重新归于治理。也就是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并非是指自文明开辟、有史以来而言，而是一个阶段性的评语。这样理解方才谨慎，不致于失之偏颇。

2.“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一语的空间性含义。“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的语义重心不是“始”，而是“天下”。

宋黄伦《尚书精义》卷八引张氏曰：“由而行之之谓迪。‘迪朕德’者，言天下之人皆由舜德而行之也。”

《尚书》、《史记》记载帝舜“明德”，都提到当时一个特殊现象，即“凤皇来仪”、“凤皇来翔”，而凤凰所要说明的是乐舞。具体所指，即舜乐《箫韶》。《箫韶》之乐舞是帝舜“明德”的标志性景象。

《尚书·益稷》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孔安国传：“立政以礼，治成以乐，所以太平。”又曰：“吹笙击钟，鸟兽化德，相率而舞。”孔颖达正义：“百兽相率而舞，鸟兽感德如此，众正官长信皆和谐。”

《史记》曰：“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德龄曰：“‘禹’字当作‘夔’。”司马贞索隐：“招音韶，即舜乐《箫韶》。九成，故曰《九招》。”

道德成立的标志是乐，乐成立的标志是凤凰，而凤凰等等异禽瑞兽所代表的乃是四方。《说苑·修文》说：“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也。”《尚书大传》说：“舜好生恶杀，凤皇巢其树。”《白虎通义》卷五说：“德至鸟兽则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

《尚书·益稷》载：“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孔安国传：“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苍然生草木，言所及广远。……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

孔颖达正义：“充满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苍苍然生草木之处，皆是帝德所及。——帝答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叙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

《诗经·小雅·北山》中典型的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吕氏春秋·慎人》中，被记载为“舜自为诗”。马骕引《尸子》解之：“舜之方陶不能利其巷也，及南面而君天下，蛮夷皆被其福。”（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五）

而“海隅苍生”与“溥天之下”，在舜帝当时，一个代表性的标志，是西王母的来朝。

《大戴礼记》说：“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来献其白瑖。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

西王母代表西极之地，亦可谓之西荒、西海。《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马骕《绎史》解《尚书》此节，第一引《宋史·符瑞志》：“舜即帝位，蓂荚生于阶，凤凰巢于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黄之马，西王母献白环、玉珘。”第二引《洛书灵准听》：“西王母受益地图，凤凰仪，黄龙感，朱草生，蓂荚孳。”（见《太平御览》卷八十一）第三引《孝经援神契》：“虞舜德盛于山陵，故山车出。山车，自然之物也。山藏之精，与象车相似。舜德盛，山车有垂绥。”（见《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三）第四引《尚书大传》：“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瑖。”第五引《尚书帝命验》：“西王母于大荒之国，得益地图，慕舜德，远来献之。”表明马骕所理解的《尚书》文本，与鸟兽相感与四方来朝有关。

《四库总目·史部》亦云：“舜德之宾王母，禹迹之被流沙。”

上文所说《周易·晋卦》意在表明“进”与“明德”的关系，具体所指，乃是天子与诸侯的关系。

《晋卦》卦辞云：“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彖传云：“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其中即以天子接引康侯为例。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曰：“四为诸侯，五为天子。”引荀爽曰：“阴进居五，处用事之位，阳中之阴，侯之象也。”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认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周武王之弟，称康叔。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亦云：“康侯，周武王之弟，名封，故称康侯或康叔。”

舜帝时的四方诸侯，应当也包括丹朱、商均等人。《尚书》“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孔安国传以为“群后”指丹朱，孔颖达正义曰：“丹朱之性下愚，尧不能化。”

由以上语境分析可知，“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所表达的主要不是时间概念，而是空间概念。

韩兆琦注解《史记》“凤凰来翔”一语，认为不出于《尚书》，《史记笺证·本纪》说“致异物，凤凰来翔……《尚书》中无此等语，此等想法皆出自汉人”，有误。[5]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问进士策二》“《书》载凤凰之来舜”，唯引《史记》说“按，《尚书》未见此说”[6]，同误。

三 舜帝“文明之德”与大学、中庸之道

（一）大学、中庸之道为舜帝“明德”之正解

舜帝的“文明之德”，又被分析概括，称作“四德”、“八德”。

《朱子语录》卷七十八载朱熹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八德。”又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细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宋黄伦《尚书精义》卷一也说：“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舜之四德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舜帝的文明之德还被后世用来阐释《礼记》之《大学》、《中庸》两篇，从而将舜帝的帝王之道与儒家的中庸之学贯通起来，并且具体说明儒家发展的基本路向：“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此，尧舜之道或唐虞之道，与大学之道、中庸之道合为一体。

譬如《朱子语录》卷十四载朱熹论《大学》即称：“《书》论尧之德便说‘钦明’，舜便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宋范祖禹《帝学》卷一说：“帝王之学，谓之大学。……故学者所以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尧、舜之道是也。帝王之学，所以学为尧、舜也。”

日月之光照为明。《易经·系辞上传》：“悬象莫大乎日月”“遍照天下，无幽不烛，故云明。”因其高明，因其境界，因其灿烂，因其悠久，故称之为“文明”。

从“文明之德”到大学之道、中庸之道，可以视为舜帝“明德”的正解。

（二）三皇五帝均是我国上古文明的主体

我国文明炳焕于世，充于四海，皇帝王霸，号称五千年之久。人文之祖始于伏羲，其后有三皇，有五帝。舜帝承上启下，为五帝之一。特别是五帝后期，尧、舜、禹三帝同朝为治，尤为隆盛。

《易经·系辞下传》中“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明确记载伏羲氏有“德”。伏羲发明八卦，为汉字滥觞，不能说不是文明。

《易经·系辞下传》又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炎帝和黄帝发明耒耜，制作衣裳，都不能说不是文明。

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记载：“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易》曰：黄帝、尧、舜氏作。《书》曰：帝尧、帝舜。”

《白虎通义》又说：“五帝无有天下之号何？五帝德大能禅，以民为子，成于天下，无为立号也。或曰：唐、虞皆号也。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故《论语》曰：‘唐虞之际。’帝喾有天下，号高辛，颛顼有天下。号曰高阳，黄帝有天号曰自然者，独宏大道德也。高阳者，阳犹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其中引用《论语·述而》，全文为“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认为唐虞皆盛、五帝皆盛，并没有舜帝独盛之意。

三皇五帝是我国上古文明的主体，其中炎帝、黄帝二代尤其重要，而燧人、祝融、颛顼、帝喾。治火治历，也各有贡献，“各成法度”，亦所谓“咸有一德”。

《尚书》、孔传称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尚书中候》说：“帝尧文明，荣光出河，休气四塞。”尧以天下让与舜，古者尧舜、唐虞并称，其建树道德尚在帝舜之前。如称“舜是道德之源”，则似乎帝尧便无道德文明可言。而《尚书大传》卷三云：“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尧绪也。”正谓帝舜之所以有道德，乃是由于承顺了帝尧而来。

《大戴礼记》的《五帝德》一篇，由孔子解答弟子宰我的求教而来，文献极为特殊。由其标题可知，这篇文献认为五帝均有其德，所述实际上包括六位帝王，即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史记》说到“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孔子家语》亦载全篇，足以互相印证。

三皇五帝，舜帝乃是其中的最后一位。舜帝以前各个时期的文明，不宜因为提升舜帝的地位而片面否定。

（三）舜其德只是“绍尧之道”

《尚书》载“迪朕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由天子、帝舜一面而言，是以明德引导天子四方诸侯；由天子四方诸侯而言，是被帝舜的明德所引导。

《史记》又载：“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戴”谓蒙受、受惠。德者得也，使他人有得，称之为德。韩兆琦又解“戴”为“拥戴、拥护”[5]，亦误。能使人蒙受其功，乃可以称为“明德”，若须“拥戴”其功，其德何在？

乐舞的建树，本身即包涵有一种继承性，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现的。

《吕氏春秋·古乐》说：“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又说：“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又向上追述说：“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又向下述其沿革说：“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又追溯更早之原始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其中均论及“德”的概念。

此外如《通典》卷一百四十一《乐典一》说：“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人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六《乐部四·历代乐》说：“黄帝乐曰《云门》，言黄帝之道成名百物，明民共财，德如云出其门。”也说到黄帝与乐、德的关系。

而《春秋元命包》说：“舜之时，民乐其绍尧业，故《韶》者，绍也。”《周礼·大司乐》郑玄注：“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乃至直接将舜帝乐名之《韶》解释为继承。

舜帝继承尧帝，同时舜帝一代政治亦与大禹密切相关。

当舜帝之时，有益、稷、皋陶、大禹、夔，君臣相须而治，共赞其致治之由，奏乐舞，告成功。

《书序》认为《大禹》、《皋陶谟》、《益稷》三篇，乃是“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其中“大禹谋九功，皋陶谋九德”，功德不仅舜帝一人。

孔颖达正义：“皋陶、大禹为帝设谋，大圣纳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礼备乐和。……言舜致教平而乐音和，君圣臣贤，谋为成功所致也。”

《尚书·大禹谟》说：“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段话即历代儒家所盛道的“六府三事”，其中“德”的要素不可或缺。

大禹治水，与四海来宾的关系尤大，《左传·昭公元年》引刘子之语，甚至于直接将“明德”的主语，记为大禹，说道：“美哉禹功，明德远矣！”

（四）后世学者所称远古帝王之德

唐宋以下，学者均有明言指出，肯定舜帝之德并不等于否定以往圣帝之德，不等于说尧帝以上没有德行，也不等于说禹王以下的德行不得与舜帝相提并论，而是圣帝各有其时，各有其德。

如宋李如箎明确指出：“史称明德自虞帝始，非谓尧以上明德不著于天下，正谓虞舜遭人伦之变而克尽其道，使三纲五常之义一定而不可变，谓自虞帝始，谁曰不然哉？”（《东园丛说》卷中）

宋林之奇将历代古舜帝王相提并论：“大抵形容圣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见者而言之，尧曰钦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汤曰齐圣广渊，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温良恭俭让，皆称其德之著而言之也。”（《尚书全解》卷一）

宋张载曾说：“观《虞书》礼大乐备，然则礼乐之盛直自虞以来。”但张载解释《论语》子曰“作者七人”则说：“‘作者七人’，伏羲也，神农也，黄帝也，尧也，舜也，禹也，汤也。所谓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马者也，神农始教民稼穑者也，黄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尧始推位者也，舜始封禅者也，尧以德，禹以功，故别数之。汤始革命者也。”（《张子语录》）

甚至唐柳宗元《贞符》也说：“非德不树，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于帝’，于汤曰‘克宽克仁，章信兆民’，于武王曰‘有道曾孙’。稽揆典誓，贞哉惟兹德。”（《柳河东集》卷一，又见《新唐书·柳宗元传》）

明孙承恩《虞舜帝诗》云：“明德身为范，人文日与开。《韶》鸣灵鸟至，干舞远人来。龙衮辉宸极，南熏惬圣怀。泰和千载遇，稽首咏康哉。”自注云：“舜以明德先天下，制礼作乐，人文日宣，凤凰仪而有苗格，垂衣拱手端己无为，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天下向化，世称泰和之治者，必先唐虞，可谓千古独盛者矣。”（《文简集》卷二《鉴古韵语》）其解读舜帝“明德”，内则曰“身为范”、“先天下”，外则曰“远人来”、“有苗格”，由此而称道舜帝的“千古独盛”，不仅与文献吻合，而且切近儒家人文的真精神，可谓学有根柢也已。

如上所论，圣帝各有其德，才是完备的解释。

《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一语，应当理解为：在有虞氏这一代，舜帝治理天下是从自明其德开始的，天下四方都蒙受到了舜帝的德惠。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之说注重强调舜帝与道德具有密切的关系，有可取之处，但是它不够准确，容易产生误解。实际上，我国先人所理解的“道”“德”，均源于宇宙天地，“道德”之广大、深厚、崇高、悠久，绝不是一人一地可以穷尽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说：“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1]翟满桂，蔡自新.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J].湖南社会科学，2002（1）:93-95.

[2]黄巍，朱永华.全国首届“舜文化与中华道德文明”理论研讨会在永州召开[N].湖南日报，2003-11-09.

[3]永州市政府办公室.永州年鉴[EB/OL].[2006-09-06].http://www.yzcity.gov.cn/art/2006/9/6/art_2525_140199.html.

[4]高三语文备课组.贵州省湄潭中学2013届高三月考语文试卷[EB/OL].[2012-10-08].http://www.ht88.com/downinfo/493477.html.

[5]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53.

[6]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7:29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