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向阳

（湖南文理学院 芙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围绕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问题有过许多论争。争论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探索进行的肯定或否定，割裂了这两个阶段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性，以一个阶段否定另一个阶段。针对人们认识上的这种误区，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科学论断，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这一论断与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的“不争论”论断一样，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实现永续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一 “不争论”与“两个不能否定”都是对实践条件性的正视

坚持实践、尊重实践、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认识根源。在这一认知观念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坚持实践和尊重实践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理论探索和反思的结果。坚持并尊重实践，一方面是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是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2]另一方面，要尊重实践在推动认识发展中的作用，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

但人类的实践往往因为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在实践的方式与路径选择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并使实践的结果呈现着多样性的特点。如何看待实践路径、方式与结果的差异性，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因此以自己所认可的实践路径、方式与结果进行排他性的选择与评价，否认他人的实践路径、方式与结果，从而陷于没完没了的论争之中。这种争论的主要表现：一是以某些经典理论为出发点，对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路径和方式加以否定；二是以一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路径和方式否认另一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或盲目模仿他国模式，或要求他国效仿本国模式；三是以本国某一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路径和方式否认另一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这三种现象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都曾出现过。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曾有人依据经典理论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进行否定；在探索中国建设道路过程中盲目照搬斯大林模式和改革开放后拿西方的发展模式来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当代中国社会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或以改革开放前的实践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或以改革开放后的实践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实践。这种置实际情况于不顾而简单地以自己所认可的理论、模式去否定正在进行的实践，于解决实际问题不仅没有多少价值，而且会干扰人们的认识，制造出思想矛盾和引发不必要的争论。这种否定本身也体现出了他们内心的不自信，即担心正在进行的实践会否定自己所认可的理论及某种实践模式。

这种否定的错误在于它忽略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忽略了人类社会实践是最终结果一元性与实践方式、发展阶段多样性、差异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铁的必然性”的规律的同时，也强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其实践方式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发展水平上同样也呈现着阶段性的差异；“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实施，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3]。而这种变异和差别的具体程度，“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4]。忽略条件的差异，要求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采取同一种模式、方式开展实践，必然会破坏和阻碍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惟有根据自己所面临和拥有的具体条件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路径与方式开展实践，才能发展起来、强盛起来。列宁探索俄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征程中，根据条件的变化，否定了“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等教条主义的观点，率先在俄国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列宁的成功就源于其对条件的把握，正如列宁所总结的那样：“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5]357-358俄国革命是“特殊性”的产物，每个国家也都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5]358，若不以“特殊性”条件为前提，不尊重实践的条件差异盲目套用经典理论、盲目套用他国模式或者盲目套用历史经验，都必然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实践到底受着什么样的条件制约这是一个无法在实践之前能够完全回答的问题，对制约实践的条件只能在实践之中去认知、把握和分析。正是认识到这一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反复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鼓励人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那种追求“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想在实践之前将所有的问题完全弄清楚、将所有的条件完全把握到位是不现实的。由于对条件的把握不充分，想在实践之前就将问题论证清楚、争论清楚同样也是不现实的，所以邓小平相应地提出了“不争论”的论断。1992年年初，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后引发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一些争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释了他的“不争论”观点，强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6]374实践证明，邓小平“不争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当时中国陷于争论之中，就必然会使改革开放的步伐停顿下来，就会丧失机遇，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邓小平“不争论”的观点也启示我们，由于客观条件本身有一个不断展开和演变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实践的当下无法完全把握条件、无法穷尽条件；由于旧有的条件不断变化、新的条件不断出现，因此实践必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如何看待有缺陷的实践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能否简单地因为问题和缺陷的存在就否定实践本身，全盘否定某一阶段、某一时期的实践探索，是一个关系社会实践成败的大问题。解决这一认识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否定很容易让人们割裂历史，导致认识上的分歧和思想混乱以致于导致社会不稳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出现过两股逆流，一个是坚持“两个凡是”，其实质就是坚持“文革”的错误；一个是借口否定“文革”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其实质就是要割断历史。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就成为当时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其超人的智慧与勇气，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多次强调指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6]304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就是认识到实践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实践是有可能存在缺陷和产生问题的，我们不能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否定前人的艰辛探索。

同样由于条件的限制，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问题，有的人因此拿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缺陷和出现的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本身，对此习近平强调指出：“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习近平的讲话坚定地继承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邓小平的“一个不能否定”即“不能否定毛泽东”发展为“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两个不能否定”就是强调要尊重实践，不能因为实践中出现的缺陷就否定实践本身。

二 “两个不能否定”体现了“三个尊重”

“两个不能否定”的提出为我们科学地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要求我们在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必须体现“三个尊重”。

第一、尊重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成就，即为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借鉴。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围绕着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时就有过争论，针对当时有人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6]292成功经验与反面教训都是我们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财富，因此失败的教训也应该得到尊重。虽然失败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国家的发展，但基于对实践的条件的认识，社会实践的探索和自然科学实验的探索一样，都难免会出现失误、会犯错误。如何看待探索路上的失败和失误，是将其视作后续探索之路的借鉴，还是简单地加以否定，体现的是评价者的认识态度、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不能对人类历史上的探索进行简单否定，这也是对历史的最基本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滑向历史虚无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以史为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只有坚持尊重历史，才能尊重人民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第二、尊重改革开放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对改革开放前探索的扬弃和超越，要尊重改革开放后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不能因为改革开放过程出现了某些问题而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同样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实践；同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实践一样，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实践既有成功，也有失败。通过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使中国富起来了，全面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诸如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有些问题甚至严重到了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地步。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是我们当前在思想认识领域必须首先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而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同样有人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他们简单地将改革开放前后的问题进行对比，以改革开放前腐败的相对较少的历史阶段否定腐败相对严重的改革开放后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前环境问题的相对较少的历史阶段否定环境问题相对严重的改革开放后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前贫富差距极小乃至没有的历史阶段否定贫富差距相对较大的改革开放后的历史阶段。这种简单的、单项的比较只看到了某个问题的一面，而忽略了改革开放后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道路整体上取得伟大成绩的另一面，严重地犯了以偏概全、以部分否定整体、以个别否定一般的毛病。为正确引导人们的认识，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

“两个不能否定”就是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抓住改革开放后的问题不放，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前没有这些问题，就认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比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实践要正确。面对这些新问题，我们既要正视问题的存在，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也要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形成是受着客观条件制约的。在改革开放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由于对受实践条件成熟程度的限制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把握的不够，在新的实践中出现新的问题在所难免。只要我们能正视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而不是坐而论道或怨天尤人、无所作为，就一定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因为，世界总是处在矛盾运动之中，解决我们的新问题是我们实践的常态，因此，不能期望我们和我们的前人一劳永逸地解决实践中的一切问题。

第三，尊重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伟大实践的一脉相承性。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不是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探索实践，在具体的模式选择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上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我们在肯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存在差异基础上，看到差异背后存在的共性。这种共性表现在：其一，领导者相同。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探索实践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其二，所走道路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探索道路上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三，目的相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共性也可以总结为“三个没有变”，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变，坚持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没有变。“三个没有变”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党，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完善的结果；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所走的道路都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道路在具体模式上的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结果；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程度呈现着差异，这种差异也是积累程度差异的结果。

三 坚持“两个不能否定”的关键是把握实践的条件

“两个不能否定”虽然探讨的是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但就其理论品质及其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来看，其价值不仅仅在于为我们提供评价历史的方法论，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参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实践中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的理论指南和方法论指导。它启示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尽可能准确把握条件对实践的制约作用，充分利用条件的许可大胆探索。中国革命和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每一次成功的探索都是建立在对条件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条件，根据条件的许可选择了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并使中国人最终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建设自己伟大国家的征程。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条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条件所创造的发展机遇，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两个不能否定”要求我们必须尊重条件对实践的制约，充分利用条件的许可。当前，我国继续改革开放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和巨大，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丝毫不比没有发展时少和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不断创新，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解决之道。新的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实践模式和路径必须根据世情、国情和民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决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过去的模式，必须注意到任何成功的实践模式都是受条件制约的。比如说，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推动力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的必然选择，对于启动改革是有重大意义的，也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落后的农业生产力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条农村改革道路的选择是与当时的农村生产力低下和兽牧耕种相适应的。但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特别是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明显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了，新的生产力条件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农村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方式，追求农业的规模效益就必须实行土地流转以利于集中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由此可见，从集中经营走向分散经营，又从分散经营再次走向集中经营，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条件的变化。生产方式本身并没有优劣，在生产过程中以哪种方式来组织生产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条件，而不是由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否定来决定的。

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必须注意把对具体实践模式的否定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发展区分开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发展为目的的实践。但由于条件的制约，具体的实践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对于错误的实践模式我们应该予以否定，对于有缺陷的实践模式我们应该予以修正。但对具体实践模式的否定并不是对实践者的否定和对实践行为本身的否定，我们仍然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现实中，之所以出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互否定的现象，其错误就在于将具体的实践模式视为制度或者体制的必然结果，把对具体模式的否定等同于对制度、体制的否定，等同于对实践本身的否定，以个人的好恶确定对历史的评价标准，从而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因此，这种认识是十分有害的。

“两个不能否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探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指南，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坚持实践和实践的条件性，对于我们解决发展起来后中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习近平.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 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EB/OL][2013-03-0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01/c_114856977.htm.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9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8.

[5]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