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1 引言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问世以来，几乎所有的语言学研究都沿着他指出的方向探索、前进。纵观20世纪初至今的各种语言学流派，可以说没有一派不从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中受到启迪和吸取营养。虽然索绪尔生活的年代还没有认知科学或者认知语言学，也不存在像“认知”(cognition)、“心智主义”(mentalism)、“神经心理学”(neuropsychology)等这样的理论和概念，但从《普通语言学教程》看，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已经具有明显的心智主义倾向(Beaugrande 1991:6-31)，这从他对语言学研究的定性便可见端倪:“语言研究因此分为两部分。最基本的部分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语言的本质是其社会性，独立于语言使用个体。这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学研究。次要部分把语言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包括发音，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一种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al)研究”(Saussure 1983/1993:19)。本文尝试从索绪尔的符号观、语言观和系统观3个方面对其语言学理论做出认知语言学解读。

2 符号观:能指和所指

索绪尔指出，语言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分类命名集，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Saussure 1983/1994:65-66)。因为首先它假定有先于词而独立存在的概念;其次，它没有告诉我们名称是声音的还是心理的;最后，它会使人误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有简单明了的关系。索绪尔把语言(langue)视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叫它符号学”(Saussure 1983/1994:15)。

索绪尔从认知的角度理解符号的性质，提出语言符号联系的并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sound patterns)，后者指的是人们实际听到的声音在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不能把词语的音响形象与声音本身混淆，音响形象正如与其相联系的概念一样是心理的”(同上:12)。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自己的言语活动，这种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就清楚了:“我们不必运动嘴唇或舌头就可以对自己说话或者默诵一首诗歌”(同上:66)。索绪尔把外部话语的物理声音与其声学形象的心理性质区别开来，表明语言符号是一种由音响形象和概念两方面构成的心理实体;索绪尔把前者叫做“能指”(signifier)，把后者叫做“所指”(signified)，把两者构成的统一体叫做“符号”(sign)。索绪尔批评以往许多研究言语的学者几乎总是只关注发音动作，即用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而忽视了言语的听感方面。他认为，听觉印象不仅与发音动作的印象一样直接，而且是语音理论的更加自然的基础:“我们对音位的识别是建立在听觉基础上的。正是耳朵告诉我们某一个声音是b或者t等等……没有听觉印象，人们就无法确定比方说fãl这个语链含有三个单位，而不是两个或四个”(同上:39)。

不同音位的音响形象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每一音位的音响形象都包含一组区别特征(如［+nasality］)，构成一个图式性的音类(schematic category):“正是耳朵听到的语链使得人们能够立即辨别出一个音由另一个音所替代:听觉印象的相似性告诉我们那是同一个音。重要的不是这个音是有八分音符还是十六分音符(它可能是fãl或者 fãl)，而是听觉印象的性质”(同上:39-40)。Langacker对语音的阐释与索绪尔如出一辙，认为无论是从发音的角度还是从听觉的角度语音都是概念性的:“从我所理解的广义上而言，哪怕是语音的发音方面都应被视为是概念性的。考虑一下［i］这个音。从感知的角度，说话者可以用两种方式处理这个音:作为一个由刺激引起的概念事件他们可以实际听到这个音，或者他们可以仅仅想象听到了它，即他们可以激活这个音的听觉形象(就像在静默的思想活动中那样)”(Langacker 1987:78-79)。Langacker和索绪尔对语音的看法至少有两点共同之处:(1)它们是对人们实际听到的声音的抽象，是概念性的，因而是一种心理或认知实体，即使没有物理声音的发生，我们在脑海里照样可以“听到”;(2)音位首先是建立在听觉印象基础上的:“对语链中语音的辨别因而完全依赖听觉印象”(Saussure 1983/1994:40)，它“只是间接地来自于引起听觉印象的声波”(Langacker 1987:78)。索绪尔和 Langacker把语音/音位与人们实际听到的声音区分开来，也就是把语言系统与言语活动区别开来，我们在言语实践中所说出的词实际上是我们大脑里储存的有关词的音响形象和语义语法知识的外化或实现，因此任何语言运用都首先是一种有意向的认知心理活动。

既然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现象，那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一种语言里的每个词的发音为什么是这样的，有没有什么理据?词的发音和其代表的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是否具有相似性(iconicity)?这样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有哲学家在思考。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绝大多数词语和其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arbitrary)。既然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而产生的整体，我们就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Saussure 1983/1994:67)。索绪尔把符号的这一特点视为语言学的第一原则。不过，索绪尔也注意到语言中存在一些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有一定理据的现象，例如拟声词和感叹语等。但他一方面认为这些例外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不足以挑战或瓦解任意性这一原则，另一方面区分了绝对任意性(absolute arbitrariness)和相对任意性(relative arbitrariness):“并非所有符号都是绝对任意的，在有些情况下，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抛弃任意性这一概念，有些因素使得我们可以区别不同程度的任意性。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有理据的……一切都不可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有理据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可想象的”(同上:130-131)。

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索绪尔区分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事实上，绝对任意性应该指的是单个语言符号内部的音响形象与它所代表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任意性这个词还需要解释一下。它不应该使人觉得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人的自由选择(……)这个词的意思是，能指是不可论证的:就是说，它跟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在现实中它与所指没有任何自然的联系”(同上:68-69)。正如Thibault指出，从语言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在逻辑上不可能与系统外的现实具有任何的自然联系”(Thibault 1997:277)。而相对任意性指的却是一种句段关系，即符号与符号之间或者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关系或联想关系。看一看索绪尔举的一些例子就清楚了:dix(10)，neuf(9)，vingt-neuf(29)，dix-huit(18)，soixante-dix(70)等等(Saussure 1983/1994:130-132)。分开看，dix，neuf和 vingt-neuf都一样，但是dix-neuf(19)却是有理据的。另外，法语中的poirier(梨树)会使人联想到poire(梨子)，其后缀-ier又会使人联想到cerisier(樱桃树)，pommier(苹果树)等等。索绪尔由此认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限制任意性并为语言符号提供理据。

认知语言学家所关注的相似性主要是索绪尔的相对任意性所涉及的那些由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提供理据的符号组合和其表达的概念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单个符号(如拟声词)的能指(音响形象或者书写形式)与现实中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Langacker与索绪尔一样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象征的”(Langacker 1987:11)，而且语言的这种象征本质不限于单语素符号，词汇、短语和句子结构也都具有象征性。但他同时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容易被夸大……一个明显的但很少被注意的事实是由多语素构成的语言符号(包括绝大多数的短语)内部是可以分析的，因而不是任意的”(Langacker 1987:12)。Ungerer和Schmid称为结构相似性:“谈到结构相似性意味着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语法，或者更广义地说，是语言成分的排列。经常提到的相似性原则有语言材料的序列相似性、距离相似性和数量相似性”(Ungerer＆ Schmid 1996/2001:251)。简言之，“语言结构的相似性就是语言结构直接应召人的概念结构”(沈家煊2004:104)。这其实就是索绪尔所说的相对任意性。

认知语言学中关于语言相似性研究的另一理论来源是19世纪美国哲学家Peirce关于符号种类的3分法。Peirce认为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有3种关系:(1)如果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物理上的相似性，例如一个物体和其照片或图片，那么这个符号(照片或图片)就叫做“相似记号”(icon);(2)如果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物理上的相近性，例如烟和火、雷和闪电等，那么这个符号(烟和雷)就叫做“索引指号”(index);(3)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即必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来学习掌握，例如黑臂章与哀悼，那么这个标记(黑臂章)就叫做“象征符号”(symbol)。这一分类表明，Peirce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符号，在他区分的3类符号中，只有象征符号内部才具有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那种任意关系。所以，Peirce对相似性的探讨远远超出音响形象与概念的范围，其相似符号也涵盖语言结构与世界结构之间的相似关系。如果说索绪尔的相对任意性关注的还是由具有认知和心理基础的句段和联想关系所产生的符号理据性，那么Peirce的相似性已经不局限于语言符号的语音形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了，而主要是语言与思想的关系，甚至语言与现实的关系。

语言和思想或现实是什么关系?索绪尔反对把语言视为一种分类命名集，这也就否定了客观主义把语言仅仅看作表征现实的工具的思想。我们使用语言并不是仅仅去表征一个事先已经被分类并贴上标签的世界，而是通过我们大脑里储存的语言系统根据语境的需要来介入并有选择地表征世界:“从心理角度看，离开了词语表达，思想只是一团模糊的没有形状的浑然之物……预先确定的思想是没有的，在有语言结构之前一切都是混沌的”(Saussure 1983/1994:110)。声音也是一样，“声音实质并不更为固定、更为坚实”(同上)。语言对思想的主要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提供物质的语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语音的手段，使两者的结合必然在各单位之间产生相互补充的界限。本质上混沌的思想在这一分解的过程中变得明确。这样发生的既不是思想的物质化，也不是声音的精神化，而是这样一个颇为神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思想-声音’有了区分，语言在这两个浑然之物之间形成并有了自己的语言单位”(同上:110-111)。

索绪尔的这种颇具语言相对论色彩的语言观与认知语言学中坚持的主观主义意义观何其相似。Vygotsky指出，“思想和词语即使在开始也不是出自同一个铸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在两者之间看到的对立要比一致更多。言语结构并不仅仅是思想结构的镜像，因而不能把它像工具架的套子一样套在思想上。言语不仅仅是用于表达已经成熟了的思想，而是在表达思想的过程中对其进行重新的组织编排。思想不是被词语所表达，而是被词语所完成”(Vygotsky 1987:251)。索绪尔和Vygotsky谈论的均是语言和思想而不是语言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他们都认为语言影响、介入、完成思想。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主要用于解释语言系统是如何把丰富多样却又难以名状的混沌思想变为能与他人分享的标准可控的概念集合的。Langacker同样主张语言和思想无法分割，语言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方面，对语言结构的任何描述都应该联系“我们对认知过程总的了解”(Langacker 1987:12)。他进一步认为意义不是客观给定的，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即便是那些描写客观现实的语言表达，其意义也是如此:“最关键的是，这意味着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并不以任何独特的或者机械的方式取决于它所描述的客观情景的性质。同一个情景可以用各种各样语义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这些方式体现了对该情景不同的识解或构建方式”(同上:107)。因此，“与语言意义相关的是我们对现实的概念化(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同上:114)。事实上，意义本身就是概念化，应该从广义上把它理解为心理经验(同上:99)，这就是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语义原则，而正是这一原则引导着认知语言学中关于语言相似性的研究。

3 语言观:语言和言语

Joseph在阐释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时指出，语言是观念和符号之间的心理纽带，我们的语言恰恰存在于集体的意识中(Joseph 2012)。这就是说，语言总是呈现两面性:“语言既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缺一不可”(Saussure 1983/1994:8)。这里所谓“个人的一面”其实就是“心理的一面”，而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理或认知现象。由于语言既是社会的也是心理认知的，人们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研究语言都会面临尴尬的局面:要么只选择语言的一个方面研究，忽略其他，导致以偏概全;要么把语言的所有问题都纳入研究视野，同时采用多种方法，使语言研究变成大杂烩。索绪尔认为唯一的办法是“语言学必须把语言结构作为其主要关注的对象，把所有其他的语言现象与此相联系”(同上:9)。

Beaugrande指出，索绪尔的语言观具有明显的心智主义倾向(Beaugrande 1991:10)。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基于人脑的现实存在，它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在研究语法中的那些抽象实体时首先可以从联想方面来考虑，“这样就把联想系统和语法联系起来了……正是这些联想在我们的脑海里把各种词族、词形变化范例、构词要素:词根、后缀、词尾等等确立起来……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于语言当中，但是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的。研究这些实体很困难，因为人们永远无法确定说话者的意识是否总是走的像语法学家的分析那样远。但最基本的一点是，抽象实体最终总是以具体实体为基础的”(Saussure 1983/1994:136-137)。索绪尔是这样总结语言系统的特征的:(1)语言系统是一个清晰确定的实体，语音和概念在这里结合。语言系统是语言活动的社会部分，它独立于任何个人，只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间的一种契约而存在。(2)语言系统与言语不同，是可以被独立研究的对象。(3)人类语言是异质的，但某一特定语言系统却在本质上是同质的。这是个音义的结合体，音和义都具有心理属性。(4)语言结构和言语一样具有现实性，一样经得起研究。语言符号虽然具有心理属性，但却不是抽象物，出于集体共识的音义结合所构成的语言是基于人类大脑的现实(同上:14-15)。在这4个特点中，前两个强调语言的社会实在性，后两个则强调语言的心理实在性。语言系统独立于词语的物质内容，包括语音/音位和词语等在内的“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抽象物存在于语言中”(同上:137)，任何语言成分都是由其特点而非其物质属性构成:“一个物质单位只因其意义和功能而存在”(同上:138)。

在索绪尔时代，人们通常把语法分为两部分:形态学和句法学。句法关注的是语言单位的功能，而形态学只关注其形式。例如，形态学告诉我们在英语里代词you的属格形式是your，而句法才告诉我们这个词的这两种形式的用法。但是，在索绪尔看来，这种区分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比较了you这个名词的不同形式的功能之后，这些形式才能成为词形变化的范例。同样，只有这些功能中的每一个都对应着一定的声音符号它们才属于形态学的研究范围。可见，形式和功能是有连带关系的，把它们分开是很困难的:“在语言学上，形态学没有真正独立的研究对象:它不能构成一门与句法学不同的学科”(同上:134)。从认知和心理的角度看，形态学、句法学和词汇学相互渗透，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预先划定的边界，语言状态中的任何要素都可以通过句段理论和联想理论来加以解释。例如，曲折变化在说话者的大脑中是典型的联想关系，而所有句法事实，即词的组合，都属于句段关系。索绪尔的这种语言认识与认知语言学颇为相似。今天的认知语义学也认为词法、句法不是自主的，而是受功能、语义、语用等因素制约或支配的。语义与人的主观认识以及无限的知识系统密切相关，是主客结合的(文旭2004:61-62，67)。另外，索绪尔与乔姆斯基一样认为人类具有一种综合的语言能力，其物质基础是大脑，但其运用具有社会性质:“所有这些都令我们相信，在各种器官发挥作用的背后存在着控制符号的一种更加一般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叫做语言能力(lingyuistic faculty)”(Saussure 1983/1994:11)。正是这种能力在作为系统的语言的组织中起着主要作用。

索绪尔对语言使用的这种社会认知观充分体现在其对言语交际的阐释上。Thibault指出，索绪尔对语言的认知心理观念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Thibault 2012)，与Brentano开创的行为心理学(Brentano 1874)如出一辙。与当时传统心理学中强调脑体对立，大脑只是通过感官被动接受外部世界的信号这种传统的经验主义思想不同，Brentano等行为心理学家认为，感觉并非不经过心理活动就被简单地放入我们的大脑里，人的认知活动总是有目的有指向性的，而且大脑会把认知行为中获得的各种基本心智要素，如感觉、意象和情感等组合联系成表征和思想。这种观点强调人的大脑和认知能力在语言运用中的能动作用。行为心理学的这种思想体现在现代的认知语言学里，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认知语言学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层次，那就是“认知”。认知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语言系统是由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能力决定的，而语言系统又是人类认知的必要组成部分(Langacker 1987:12-13)。

Thibault在谈论索绪尔的语言观和言语观时频繁提到索绪尔使用psychic这个词，指出其含义突出的是“意向”、“功能”、“价值”和“关系”等(Thibault 1997:139，143)。索绪尔把言语交际视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他用一个循环图(circuit)来描绘言语交际的过程。循环的起点是说话者A的大脑，在这里概念或思想与声音匹配，“这纯粹是一种心理现象”(Saussure 1983/1994:12)，然后是一个生理过程，即大脑把信号发给发音器官，声音从A的发音器官穿过空气到达受话者B，这是一个物理过程，最后B经过一个相反的过程理解话语的意思，这又是一个心理过程。Thibault在谈到索绪尔的言语交际循环图时指出，索绪尔使用的psychic这个词的含意是，个人的意指活动是有意图有指向性的，语言中符号的具体价值依赖处于言语交际中的个人相互指向和指向整个交际的方式(Thibault 2012)。Harris认为，索绪尔对言语交际的理解实际上是建立在17世纪John Locke的关于言语交际的心理学阐释上(Harris 1987:205)。索绪尔借用了这一古典的心理学理论中的两个最基本的观点:(1)言语交际是把思想从一个大脑传送给另一大脑的过程;(2)这一过程成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听话人最终接受的思想要与说话者的思想相同。

索绪尔在区分语言和言语时指出，“把语言本身和言语分开，我们同时也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Saussure 1983/1994:13-14)。但索绪尔并不否认语言系统具有个人的一面，因为它被铭刻和储存在个人的大脑里:“作为一种集体现象的语言被整体地铭刻于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就像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本同一部词典。于是，语言为每一个人所拥有，又为所有人所共享”(同上:19)。索绪尔把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表示为:1+1+1+1…=I(集体模式)。语言的这种“集体模式”意味着语言是一种图式知识，是一个“类型系统”(a system of types)，其中的各种类型在言语实践中由个体说话者实现为“标记”(token)。由于言语实践受个人的意志和语言能力的制约，所以系统中的各种类型在每个人那里所实现的标记都是不一样的。换言之，没有两个人的言语行为完全相同，但同一语言共同体中的所有言语行为实现的都是同一语言类型系统。

语言和言语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一种语言在我们头脑中的积累只是无数言语经历的结果。正是言语最终导致语言的发展形成。从倾听他人说话而获得的印象限制和修正我们的语言习惯。于是，语言本身和言语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前者既是后者的工具也是其产品”(同上:19)。个人的语言习得是经由无数次的言语实践来完成的，而言语实践则成了语言的社会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契合点，或者某一语言共同体和参与言语活动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界面”(interface)。只有在这样的言语活动中，个体成员才能够把语言积累和铭刻在头脑里，并与此同时运用已经获得的语言资源来生成和解读言语。

从索绪尔对言语实践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以及人的语言能力的动态性和适应性的强调可以看出，他当时已经意识到今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认知语言学观点，即语言对人的大脑和认知具有塑造作用，而言语在其中起着关键的媒介作用。言语活动使得个人逐渐习得一种语言系统，而在此过程中语言系统又促进并修正着个人的认知能力和个性发展。意义塑造大脑的方式与个人参与社会符号关系和言语实践具有直接的关系。个人大脑储存的语言知识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构成个人语言宝藏的那些丰富的既相互联系又总是处于变化中的联想模式只是作为一种意义潜势而虚拟地存在于个人的长期记忆中，直到在言语实践的互动中才得以激发产生实际的话语:语言“是共同体成员通过言语实践积累的一种资源，是潜存于每一个大脑，或者更精确地说，潜存于一群人头脑中的一个语法体系”(同上:13)。因此，语言不仅仅是说话者储存在大脑中的一种抽象物，它具有现实性和物质基础，音和义的结合是在具体语境下说话者的言语实践中发生的。在此意义上，索绪尔的语言观和意义观就像认知语言学一样兼有语义“内在论”和“外在论”(王寅2004)的双重特点。

4 系统观: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以关系为基础，任何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和差别都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即“句段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句段关系指“话语中使用的词一个个地连接在一起，彼此在语言线性特点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关系”(Saussure 1994:121)。这些以长度为基础的组合叫做“句段”(syntagmas)。联想关系是指“在话语之外具有某种共同之处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中联系起来，构成各种集合，集合中的成员之间形成各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线性的顺序上，而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它们是每个人内部语言宝藏的一部分”(同上:121-122)。句段关系是在场的，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成分为基础，而联想关系却把不在场的成分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索绪尔是这样说明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别的:“从这两个角度看，可以把一个语言单位比作一个建筑物的一部分，例如一根柱子。柱子一方面与它所支撑的轩椽形成某种关系。这一由两个在空间上共存的单位组成的结构令我们想起句段关系。另一方面，如果这柱子是多里亚式的，它就会使人在脑海里把它与其它的建筑方式(如伊奥尼亚式、科林斯式等)相比较，而这些都不是在空间上同时出现的。这是联想关系”(同上:122)。

Beaugrande指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带有明显的心智主义色彩，其中的联想关系令人想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联想的理论(Beaugrande 1991:22)。亚里士多德把记忆视为一个主动的过程:“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个人虽然一时想不起某件事，但经过思索他是可以做到并发现要搜索的事情。他成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经过很多思考直到激活了某一类事物，结果就想起了所要回忆的事情……原因是他们迅速地从思想的一点运动到另一点，例如一个人从‘牛奶’想到‘白色’，从‘白色’想到‘白雾’，再想到‘潮湿’，最终想起了‘秋天’，结果秋天就是他所试图回忆的”(Aristotle 1965:329)。这段话告诉我们，思想对应着现实中我们所要回忆的事物，而记忆则是指向现实事物的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活动。

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相当于两种不同形式的心理活动”(Saussure 1983/1994:121)，两者都是语言运作机制所不可或缺的:“以这样的方式构成的句段组合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空间上的线性组合帮助建立联想关系，而联想关系又在句段分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上:127)。就是说，当我们从不同的联想系列中选择各种成分，按一定的方式把它们组合成句段时，正是句段关系把各种各样的联想系列召集在一起，使我们的选择结果在时空上形成一个单一的有结构的事件。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既有区别又相互依赖，构成个人语言和言语活动最根本的心理基础:“现在这种双重系统在话语中的作用就清楚了。我们的记忆储存着各种类型和长度的复杂程度不一的句段，当需要使用一个句段时，我们就把各种联想组合召集起来，从中做出选择”(同上:128)。

索绪尔建立在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基础上的系统观颇具连通主义(connectionism)的意味:“观念唤起的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形式，而是一个整体的潜在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人们才能获得构成那个符号所需要的对立。符号本身没有自己的固定意义”(同上:128)。20世纪80年代连通主义产生之前，在人工智能领域，人们把大脑视为一个各种知识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组合体，每一子系统执行一种具体的认知功能，并通过操作离散的准语言符号(quasi-linguistic symbols)来加工信息，这些符号的相互作用由明确编码的规则支配。连通主义者则把认知解释为对无数的基本单位的弥漫式的激活，从而信息加工活动遍布整个认知系统，根本不存在分工不同、各司其职的模块、离散性的符号，也没有明确的运作规则(Wilson＆Keil 2000:186)。连通主义的这种思想与索绪尔关于联想的观点不谋而合:“由心智联想形成的集合并不局限于那些具有某种共同之处的要素，心智还抓住每一场合所涉及的那些关系的性质，从而有多少种关系就产生多少个联想系列”(Saussure 1983/1994:123-124)。有时形式和意义同时引起联想，有时只有形式或意义引起联想。任何词都可以在人们的头脑中唤起一切可能与它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其它词。

联想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句段立刻令人想起成分要有固定的顺序和具体的数目，而一个联想集合的成员却即没有具体的数目也没有确定的顺序……任何一个给定的词语就好像是星座的中心，其它无数相联系的词语从这个中心向外辐射”(同上:124)。这基本上就是现代连通主义所提出的认知模型的两个特点:不完整性和联结成网。当然，在“没有确定顺序”和“没有一定数量”这两个联想特征中，只有第一个是稳定的，而第二个并不总是这样，例如名词或动词的词形变化就是有限的。另外，索绪尔也意识到，所谓“没有确定的顺序”也只有在“语言”中是这样，在“话语”中却并非如此:“语法学家把它们如何排列纯粹是任意的;对说话者的意识来说，主格绝不是名词的第一个格，各种要素可以按照不同的场合以任何的顺序出现”(同上:124)。这表明联想的动态性和语境依赖性。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联想的发生和其运作方式是由语境决定的。一个成分与其他成分之间的联想关系没有固定单一的标准，它可以在记忆中根据不同的标准进入各种不同的联想系列。当然，人的大脑“还要有一个联想和协调机能(faculty)。只要超出了孤立的符号，这种机能就会发挥作用。正是这种机能在作为系统的语言的组织中起着主要作用”(同上:13)。这种机能可以说是个人的内部语言和他所经历的外部言语之间的界面(interface)。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思想之一是概念在大脑中不是以孤立的单位存在，而是依赖由背景知识组成的语境(文旭2004:67)。Langacker把这样的语境叫做“认知域”(Langacker 1987)，Lakoff称为“理想化的认知模型①”(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Lakoff 1987)，而许多像范戴克这样的语篇分析者则把储存于大脑中的属于某一领域的所有相关的认知表征统称为“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认知模型基本上是开放并相互联系的，它们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文化为我们形成认知模型所必须经历和体验的所有情景提供背景和限制。虽然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都是针对“语言”(langue)而言的，但这里的语言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不同，它并不是可以独立于语境而用来生成合格句子的内部语法。从前文中关于言语交际循环的讨论可以看出，索绪尔把“语言”视为语言使用者大脑中储存的关于具体语境中如何进行言语交际的知识，而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体现的是语言在具体的语境中的运作方式，即说话者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调动其语言资源的方式:句段关系是指在具体的话语中什么成分和什么成分组合，联想关系是指说话者在特定语境中所能做出的语言选择。

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都以图式知识的方式储存于我们的记忆里，它们是语言使用者在具体语境中根据需要可以调动的一种资源。句段关系与说话人在此前从言语实践中所获得的典型组合的基础上对话语活动的组织有关，它们按照说话人此前所参与的言语活动的各种语境在大脑中形成各类模型。因此，句段关系这个概念并不是指说话者所处的具体的言语语境，而是指个人头脑中关于其所属语言共同体中各种话语活动的认知模型。话语之外的联想关系也是语言在我们的长期记忆中被储存的方式，这一思想表明了语言的常规惯例是如何建立在由说话人从言语实践中获得的各种语言成分之间那些有规律的联系上的。某一特定的语言常规惯例并不会脱离语境被独立地存入我们的记忆中，而是以联想的方式分布于整个联想关系网络，其中各单位之间的“连接强度”(connection strengths)是与在这一连接上所能获得的信息相适应的(McClelland et al 1986:32)。用连通主义的话说，这种知识并不是以离散规则的形式分门别类地按不同区域储存在我们的记忆中的，而是广泛分布于整个关系网络里数量巨大的语言成分之间所形成的各种联系中(Smolensky 1988:13)。

索绪尔在下面这段话里解释了在言语实践中句段是如何动态地从各种联想集合中产生的。“我们的记忆里储存着各种各样复杂程度不同长短不一的句段。在使用一个句段时，我们就召集各种联想集合以便做出选择。所以，当一个人说出‘marchons!(我们步行吧!)’时，他会不自觉地想到各种联想集合，它们的交汇点就是marchons!这个句段……在每一个系列里，说话人都知道应该变化哪个因素以便获得适合于他所寻求的单位的差异。如果要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那就需要调动其他的对立来产出不同的价值，从而产生另外的形式，例如‘marchez!(你们步行吧!)或者 montons!(我们上去吧!)’”(Saussure 1983/1994:128)。索绪尔在里涉及3个重要的理论问题:(1)联想关系体系;(2)语法体系;(3)前两者在言语中的运作方式。索绪尔清楚地区分了我们大脑记忆里所储存的句段类型和我们在言语交际的语境中如何把这些类型实现为实际的话语。就是说，语言系统中的单位(或句段)在我们的记忆中是按范畴以图式知识的方式储存的，言语中实际出现的句段是说话者按说话意图和具体语境的需求从由各类句段所激活的联想网络中逐一选择的结果。总之，语言知识由说话者从其参与或经历的社会认知活动尤其是言语实践中获得，经过大脑的加工按范畴以图式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需要时以连通的方式加以调用。

联想关系的这种作用方式与神经心理学家Warrington和Weiskrantz提出的认知媒介记忆系统(cognitive mediational memory system，CMM)(McCarthy＆Warrington 1990:325-7)颇为相似。这个概念是他们在研究健忘症的基础上提出的，意在表明备忘录是可以在不断变化的事件记忆中被操纵、相互联系和储存的。CMM支持索绪尔关于联想关系的观点:心智活动并不像此前许多理论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简单的输入-储存-输出，个人记忆中储存的联想关系本质上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选择性，是语言使用者个人的一种能够随时适应不断变化的语境需求的动态资源。也就是说，大脑储存的并不是一种随时可以调动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语言资源，而是一种可以根据语境的需要选择性地激活各种具体联系的连接网络。不仅如此，大脑还可以不断创造新的联系、程序和范畴以顺应具体的语境因素。大脑的运作基础是图式性的概括和原形范畴，这些概括和范畴是说话者参与和体验言语实践的结果，它们帮助建构语境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根据新的语境因素不断加以重建或操纵。

5 结束语

今天的很多语言学家都把认知语言学视为一门新的语言学科或者研究范式，并竭力将其与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相区分(Langacker 1987:1，Ungerer＆ Schmid 1996/2001:F13)。但是，通过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一些重新解读表明，索绪尔当年的许多关于符号、语言和言语的论述都预示了当今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观点。这不足为奇，如果语言在本质上既是社会的也是心理和认知的，那么语言研究就必然要顾及到这种两面性。如果说索绪尔更加关注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语言系统，那么认知语言学则更加重视从语言使用者的个体心理和认知方面来描述和解释语言。正如索绪尔所暗示的那样，很少有语言理论或研究能同时顾及到语言的所有方面而不变成一堆“乱七八糟、彼此毫不相干的东西”(Saussure 1983/1994:9)。

注释

①其他相关的叫法还有前文所说的“图式”、“框架”、“脚本”、“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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