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程，郑建平

（1.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江西 吉安 343009；2.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进入民国以来，瑞金地区农业经济凋敝，赋税沉重，自然灾荒和匪患遍布，整个社会充斥着衰败的气息，农民生活处境艰难，农村一片荒凉景象。在封建土地占有制下，农村土地高度集中，“据调查，此区（指中央苏区——引者）土地全部之百分之八十集中于地主阶级手里 （祠堂寺庙富农也在内），尤其肥沃的土地是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有。但人口的阶级比例，则以贫农为最多，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2］（P394）。 资料显示，包括瑞金地区在内的中央苏区土地占有关系是极其不合理的。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豪绅手中，加之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使得大量的中农、自耕农纷纷破产，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土地，成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佃农，佃农需向佃主支付很大的一笔地租。据《红色中华》报道，“瑞金县黄柏区上塅乡人周宗仁，全家3口人，不劳动，自己有田50担，完全出租，每年收租25担；有2块山，每年得息数百毛；放典租4担，扣洋100元。黄柏区胡岭乡人刘积何在农村中很有势力，全家3口人，自己有田65担，请长工零工耕种32担，出租33担，收租谷15担；有山3块，每年出息30余元；有塘1口，每年出息20余元；出租房子6间，每年收谷6担；出租厕所1个，每年收租谷30斤；管理公堂4个，每年可收租谷89担20斤”。［3］在瑞金，有些佃主按耕地好坏分上、中、下三等，向佃农索取定额的花利租，一般每亩每年交稻谷1-2担；也有的佃主按收成丰歉，以实际收获量的50%-80%索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