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科豪 程样国

曾有学者提出，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的社会组织是宗教，其次是大学。似乎大学不存在所谓的“生命力问题”。其实，这里的“大学”是指“类”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大学，一定存在着“生命力问题”。我国在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大学的生命力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从内在逻辑上说，高等教育的“强”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命力”、“教育教学质量”、“治理结构”等因素上。其中，大学的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自身生命力外化的一种形式。大学的治理结构不仅支撑着大学的教育教学质量，而且更维系着大学的生命力。由此观之，以生命力建设为视野来研究大学治理结构，不仅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现实需要，更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现实呼唤。

一、大学治理结构及其对生命力建设的价值

大学的“治理结构”和“结构治理”是对同一个对象的两种不同的分析。“治理结构”是指以实现大学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为目标，以利益相关人的责、权、利相互制衡为原则，体现大学内部以及外部各利益相关人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而“结构治理”是指根据大学的学术性本质，着眼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目标，按照责权利相互制衡的原则，对大学现有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的思想和行为。从生命力建设视野观之，大学是否需要进行结构治理，取决于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是否阻碍了大学生命力的维系和提升。这便是大学治理结构对于大学生命力建设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般而言，富有生命力的大学治理结构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就自身实质而言，大学治理结构体现了大学的学术性本质。大学是什么?美国著名教育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认为，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1]。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P8)大学是以探索、追求、传播、捍卫真理和知识为目的，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的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力和推动力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组织。大学是国家的学府，是提供教学和科研条件并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大学的学术性本质，决定了学术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应该成为大学各种利益相关人和各种办学行为共同遵循的教育规律。

第二，就内部关系而言，大学治理结构处于良性运行的状态。大学内部包含着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如何准确定位这三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决定大学治理结构运行状态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起源于1810年德国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提出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办学思想，被视为大学共性的基本价值和制度特征”[3]。我国高校的领导和决策制度、管理和工作制度等，是致力于大学治理结构良性运行的制度安排，具体包括“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术委员会”、“教授治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对于大学治理结构良性运行的制度安排这个层面的探索是个无止境的过程，为了使大学治理结构更加良好地运行，实践的探索必须坚持下去。

第三，就与生存环境关系而言，大学治理结构要与高等教育前沿保持密切联系，做到与时俱进。所谓“生命之树常青”，反映的是主体适应环境的能力。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生命主体依然保持生命的存在;另一方面，不管环境如何发展，生命主体始终处于发展的前沿。对于大学而言，“生命之树常青”，不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发展，都必须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保持自主地良性互动，并且在高等教育领域始终走在前沿。因此，大学的治理结构不能自我封闭、反向排斥、互不兼容，而必须融入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态环境之中，并始终在前沿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大学治理结构的滞后及其成因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的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变成大众教育。相比之下，大学治理结构却出现滞后现象，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的角色定位相对滞后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1年的26．9%。1998年印度大学生数量是中国的两倍，2007年中国大学生数量是印度的两倍。2010年，我国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亿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2010年的8930人。[4]我国教学体制改革也随之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长期以来政府既是高校举办者又是高校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以政代教”、“政校不分”等现象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包括“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该如何管”等根本问题尚未有完整而清晰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大学内部利益相关主体的角色定位滞后于大学本身的发展需求。当代高等教育形势复杂，既有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又有大众化中包含着的精英教育的倾向;既有国内教育的变革需要，又有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形势的发展要求各高校必须建设事业的共同体、发展的共同体。但目前而言，大学内部利益相关主体的角色定位滞后于大学本身的发展需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高校的根本制度，但在实践中对于“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具体职责的划分却缺乏清晰的规定。实际运行中，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往往是发生碰撞和矛盾的。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界定不明导致大学的党政权责不清，党委书记与校长常处于博弈、牵制状态，这种状况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高校的领导体制行政化，办事效率低下，直接影响大学的正常运转。因此，这些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使书记和校长“定位准确，目标一致，同心协力、追求卓越”。其次，大学党群和行政管理主体是大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职业化和专业化。由于主客观等原因，大学内部管理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化、官本位倾向。我们反对这种行政化和官僚化倾向，同时也反对否定管理机关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片面观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要求高校内部管理主体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相比之下，目前的高校党群和行政管理主体则相对滞后。最后，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重要办学活动，两者之间必须并驾齐驱、相互促进。大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学与科研，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大部分高校教学与科研的角色定位不准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协调。重教学、轻科研或者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屡见不鲜，很多大学片面地为了追求建设所谓的“研究型大学”，简单地以“以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晋升和绩效的依据”，直接导致大学不重视教学，教学地位、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下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第三，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定位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前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的学术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渐淡漠。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因之而来的，大学受社会取向的影响也日益严重，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错位的关系，即大学从专业的设置、课程的安排到价值取向都过度向社会倾斜，而失去了大学本该有的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二是我国大学相对滞后于世界高等教育形势的发展。高等教育形势的发展对于高校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导向性作用，衡量大学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符合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在我国，大学不遵循教育规律、封闭办学、滞后于技术发展等现象时有发生。

三、大学治理结构重塑的原则及路径

对于大学治理结构的具体认识，学界见仁见智，但是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根本目的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重塑大学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一些原则。对于这一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有着非常详细的说法——“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5]。

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生命体，有意识、体格、活力和情绪。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亦有生命体的这些基本特征。在生命力视野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武装大学的意识结构，用体制机制改革和人力资源建设来强健大学的体格，用发展的基本事实和内在逻辑来提升大学的活力。具体而言，生命力建设视野中，大学治理结构重塑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重塑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意识结构”，使大学办学理念始终保持“先进性”。每个社会组织中都有其内在的意识结构，其功能是生成和调控组织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理念。大学的意识结构往往只局限于学校领导班子这个层面上，有的还只是主要领导的思想观念。在生命力视野中，大学的意识结构的重塑目标是建立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机构。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意识结构，应该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整个高等教育前沿的专业机构，以及由这个专业机构所牵引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由这一意识结构来引领大学治理结构的重塑，可以确保学校的办学行为始终遵循教育规律，始终保持理念的先进性，始终走在高等教育前沿。

第二，重塑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增长极”，使大学的办学活动焕发出先进的“生产力”。学科是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增长极。让所有的学科都成为学校的核心增长极，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结合学校的实际，努力打造具有自身优势并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增长极，是生命力建设中的关键。这样的增长极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增长极”。

我们认为，生命力视野下，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增长极至少必须具备三个因素:一是具备学科建设的基本要素，包括学科或专业带头人、前沿的知识或技能以及完善的装备;二是进行合理的学科布局。在学校的学科群种类中，每一种类学科群至少必须有一个核心增长点;三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变成大众教育的背景下，高校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学科积极向上的势头可以让核心增长点始终保持核心的活力和地位，并焕发出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三，重塑大学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使得大学的体制机制能支撑更高的“生产率”。这里所说的重塑大学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学的利益关联人要准确定位。就政府的定位而言，政府应该定位为大学的指导部门和服务部门。在政策制定上，政府要充分赋予大学足够的参与度，充分听取大学的意见和建议。在管理模式上，要给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不仅仅是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执行机构，更应该是大学政策的制定者和参与者;就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定位而言，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不仅仅是学校的“行政总管”、“参谋部”、“指挥部”，同时更是学校的“后勤总管”、“服务部”、“咨询部”，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是大学的服务机构。行政管理部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同时，更应将工作的重点转到如何为教学、科研服务上来，把管理和服务结合起来，既要积极发挥管理的职能，又要切实提高服务的效率;就教师和教授的定位而言，教师是大学结构治理的主体，而教授是教师中的佼佼者，是教师的代表，也是一所大学学术成就的代表。在大学的结构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教师和教授的主体作用，在培养人才、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建设和管理学科梯队等方面，应该更多地参考教授及相关教师的意见，赋予他们更多的管理权和决策权，要确实体现“教授治学和学术自由”;就学生的定位而言，在大学生活中，大学生是学校的主人，他们在校园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校大学生是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成员。在大学结构治理的过程中，在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应该给学生赋予更多的知情权，在大学的管理上赋予学生更多的参与权。

二是大学的结构治理必须理顺关系。大学必须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和新趋势，积极转换工作角色，科学进行功能定位，正确处理好结构治理中的关系转换问题，向现代大学制度迈进。

就大学的内部关系而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方面，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核心是“把好方向、抓好大事、出好思路、管好干部”[6]，对学校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和决策责任;另一方面，“校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在党委的领导下，全面负责学校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党委必须“尊重、支持校长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7](P184)，不可包揽具体事务。校长则要尊重党委对学校重大行政问题和重要事项的决策权，主要是负责落实、执行党委的决议，把党委的决议贯彻落实为行政措施和行为，提高执行制度的严肃性与自觉性。行政管理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将重心下移，牢记行政管理部门与教学、科研等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更好地将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更好地为高校培养人才服务，为推动高校科学发展服务。

就大学的外部关系而言，要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在重塑大学的治理结构时，要积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充分发挥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大学和政府之间应该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另一方面，大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部门，它通过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促进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因此，在承认大学受社会影响的同时，必须使大学在社会发展中保持独立性，真正使大学在社会中发挥正常的功能。

[1]卢晓东．大学的功用[J]．读书，1996，(7)．

[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1997．

[3]周永源．大学制度建设研究——以权力结构与组织结构为视角[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4]袁贵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J]．求是，2012，(12)．

[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N]．人民日报，2010－07－30．

[6]顾海良．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03，(18)．

[7]韩景阳．高校党的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