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平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点强调的理论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它是治国方略、社会制度、发展方向、前进道路、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的思想基础，关乎中国人之精神风貌，中华民族之兴衰成败。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生活方式深刻变化，各种价值观念激荡碰撞，各种社会思潮鱼龙混杂。在思想文化领域空前复杂情况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构建符合客观规律、富有精神内涵、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向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它是一项系统、艰巨的任务，没有深刻的哲学思维，不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与价值观存在的问题，没有可操作的现实路径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更新哲学范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基础

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是政治纲领，也是价值目标。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阐释，从社会、经济、文化角度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公平、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等也被归纳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这些价值目标表达了现阶段我国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也为新时期的思想教育指明了方向。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倡导还存在空泛性，低水平的重复多，有深度的探讨少。由于现实生活与人们的愿望存在一定反差，“政治虚无论”还存在影响，普通民众对价值目标的认同仍显得茫然甚至麻木。一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和论证，比如，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建构过程，上述价值目标是否还需要完善?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现存社会价值的总结，那么多元的且都合理的价值目标之间，如何相互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有哪些异同?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精神怎样既富有凝聚力，又不沦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科学技术已经对人性和伦理提出了挑战之时，时代精神怎样体现与过去时代的区别?具体内容包括哪些?如果说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场景中的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容器，那么怎样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规范，而不是外在的说服教育?启蒙运动以来，自由、富裕、民主、文明、公平等就是世界范围的价值追求，但是经过工业革命和现代性的洗礼，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遭受挫折，怎样正视与解释价值目标的历史遭遇?如果说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价值目标本身是否需要反思或者赋予新的内涵?更进一步追问，价值目标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说人不是固定的，那么人类的自我认同是否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而更新?人性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根据对人的重新理解来确定新的价值目标?

上述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来思考和解答。根据辩证法，哲学可以而且应当在人们想当然的地方提出疑问，从而打破思想禁区，推动社会发展。当社会时空背景发生根本转换，传统哲学范式无法解释并解决现实社会产生的问题时，就需要进行哲学范式的创新。人类社会一切危机(包括价值危机)的解决，都需要通过哲学世界观的更新来完成。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同时也处于非常艰难的文化转型过程中，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对哲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客观地说，社会实践走在哲学理论的前面，中国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然而，中国哲学的影响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相称，“翻译学术”、“埋头于故纸堆中的学术”自有其意义，但是并不能满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黑格尔曾评价当时的德国哲学界是一盆冷饭，一炒再炒，重新端出，以飨大众，这种工作对于世道教化不无裨益，却与哲学的功能相距甚远，这种评价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哲学状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打造理论基础，所需要的是复杂性、辩证性思维，这种思维具有现象学还原的特征，它不为既定的思想框架所束缚，不仅是面向现实，而且与现实融为一体，在面向未来的总体流变中抽象出新的思想。依靠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深入认识自然演变、社会发展，以及人自身的规律，这是复杂与辩证性思维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将带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的更新。能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核心价值体系理应包含新的价值观念，以赋予原有的价值目标以新内涵。

二、客观评判现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在对价值现状正确判断的基础上。价值现状，包括价值理想、信念、信仰，以及道德、文化、公民素质等的现实情况，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原点和参照。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下，一些人只认物质价值不认精神价值，只认个人价值不认群体价值，只认眼前价值不认长远价值。面对社会上存在的赝伪泛滥、贪污腐败、犯罪率上升、见死不救等现象，一些人惊呼“价值危机”、“道德滑坡”。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当前价值方面存在的问题只是表面现象，从深层次上看，我国公民的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道德不再与经济捆绑在一起。人们追求利益，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恰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种观点认为转型时期的道德处在“爬坡”状态。“道德滑坡论”与“道德爬坡论”是关于价值现状的比较典型的争论。

价值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切非历史的、非辩证的观点，以及非此即彼的结论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大系统中来考察，才能正确判断价值观念的进步与否，这同样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支撑。根据辩证法来判断价值现状有以下几个要点:首先，坚持社会历史标准的优先性。存在决定意识，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生产力是根本，经济是基础;道德、政治等各种价值观念归根到底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要接受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检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信奉道德至上论的“传统道德”转到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现代道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变化。过去的远大理想被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业行动。从道德心理和行为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懒”向“勤”、由“依赖顺从”向“独立自主”、由“单一”向“多元”等的变化看，不妨说价值观念是不断进步的，道德处于爬坡状态。

其次，对价值标准本身进行反思。一般而言，价值标准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绝对性，指的是在任何世代、对任何种族都适用;另一类是相对性，指的是价值标准的适用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从绝对性上看，价值标准是超验性的，康德将之比喻为“头顶的星空”，由于对它的穷究没有最终答案，信仰上帝(或其他超验物)就成为完整认识结构的必然要求;价值标准也是经验性的，它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如生产力标准。从相对性上看，价值标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我们不能把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价值和道德观念理想化和抽象化，用价值标准的绝对属性来遮蔽它的相对属性。实际上，价值的绝对属性本身也是相对的，需要不断地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们之所以发出“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感叹，正是用过去形成的观念来要求现实的结果。应当看到，随着时空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被传统道德青睐的人类天然的道德心理机制，在现代社会已无法发挥作用。比如，当人的依赖和家族主义观念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时，传统家庭伦理势必会受到冲击。

再次，正视价值危机与道德滑坡等现象，以前进的方式解决问题。坚持社会历史标准，肯定价值观念进步的一面，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为了正视危机，寻求走出危机的正确路径。时间是不可逆的，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人类的价值观念不会倒退，而是在冲突以及兴盛与危机中不断发展，观念的危机与观念的建设相辅相成。从现状上看，无论是绝对性价值标准还是相对性价值标准都存在问题，而依靠回归过去的理想观念来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绝对性价值标准失灵的问题只能通过前进的方式来解决。“恶”始终与人类相伴随，一些道德滑坡现象显然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取消，而只能随着认识的调整，随着人类整体实践的不断向前获得超越式解决。相对性价值标准失灵的问题也要通过前进的方式来解决。一方面要制定具体的政策、制度，使不道德行为付出相应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形成新的价值与行为规范，使人们的道德感有所依托。这些都不能凭主观愿望，只能尊重客观规律，在不间断的实践中来完成。

三、完善信念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念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完善信念体系。信念、信仰、理想是价值观最典型、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信念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关于事物一定会按照某种未来状态发展变化的观念，是人们对某种现实或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信仰是信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是信念的最高层次，是人们的信念的一种对象化表现;理想是以一定的信念和信仰为基础的价值目标体系，这种目标体系以关于个人或社会的未来形象为标志，为人们的价值追求提供自觉的典范或样板，是具体实践着的信仰、信念。信念、信仰、理想是同一序列的概念，是三位一体的价值意识和信念体系，也是支配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高理性，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指向未来。指向未来的观念不是可有可无的一般观念，而是人的一切活动非有不可的前提和“绝对命令”。这一“绝对命令”“为可能性开辟了地盘以反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1](P78)。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是按照一定的信念体系进行对象性活动的，信念体系是否合乎规律，是否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及时更新，决定了对象性思维和实践结果的迥然不同。世界上一些国家虽然资源丰富，却至今未能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不能不说与其信念体系的陈旧、落后有关。目前，西方敌对势力并未放弃对我国实施干扰和渗透策略，因此，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体系，对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于人类生活最独特的作用，在于以理性的方式建构引导人类未来活动的信念体系。从理想的角度看，现实世界仍然千疮百孔，生态恶化、经济危机、局部战争、恐怖主义、贫富差距等问题足以令人忧虑，克隆等高科技带来的人性问题似乎更增加了隐患。经过现代性的洗礼，依赖于血缘、宗教、政治力量的道德信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根据海德格尔的判断，我们的时代处于旧的上帝已经逝去而新的上帝尚未出现的过渡时期。当上帝被宣判了死刑，当希望成为最大的奢侈品，现代人的价值秩序也就失去了统一的终极信念的支撑，一个以感性欲望为主导的时代也是一个娱乐的时代。按照波兹曼的说法，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凡此种种，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不得不考虑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体系的构建必然也是一个世界历史事件，一方面责任重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多少现成的思想资源可以利用。西方文化有缺点，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难以成为救世法宝。

完善信念体系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信念危机的重大根源在于信念中价值因素同真理因素的分离，修改价值因素，完善真理因素，使价值与真理在信念体系中合二而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务之急，为此我们的认识需要在经验与超验两个维度上扩展。经验维度的认识扩展意味着社会理想要从封闭走向开放。一种信念体系一旦确立，很容易被权威化、神圣化、封闭化，当信念体系被异化为狭隘的意识形态，当人们只会用教条去解读社会生活，人与世界的合理交换渠道就会被切断，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须知，人和世界都处于运动的过程中，正是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推动着历史过程，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称:“弥塞亚要求我们此时此刻介入到事物、时间、历史的日常过程。”[2](P249)目标视域的开放性、实践结果的无保证性与时间的流动性是一致的，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期待不应该是静态的人间天堂，而应把它看作更能展现人的本质力量，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3](P243)

超验维度的认识扩展意味着信仰要从封闭走向开放。超验的信仰是真善美的来源，但如果信仰被封闭在以人为中心的功利系统中，就失去了超验的意义，沦落为迷信甚至邪教。爱因斯坦曾明确地表示:“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是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4](P243)西方当代的宗教与传统宗教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们大都否认或基本否认传统宗教那种主宰人类命运的人格化上帝，而认为宗教信仰不能违背科学。超验维度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在一个以无人开始且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一个有价值的信念体系应该包括对人的局限性与受动性的认识，而不是盲目地陶醉于“万物皆备于我”。有局限性意识的信念因为尊重客观规律而不至于成为“人性化空想”。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是重心性义理，轻物质实践，缺乏对主体局限性的认识，缺乏一个超验维度，其隐患是难以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意义支撑，而且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从这方面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紧迫又任重道远。事实上，确立科学的、先进的信念体系，需要经过几代人自觉的探索、总结和反省，并且要以不断发展的人类的全部科学和文明成果为基础。

四、注重实践: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生活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的，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生活境遇不同，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生活目标的设计也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个体的信念体系并不是一个事先确定的事实，而是人们在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的过程中形成的。任何价值体系的宣传与灌输都是建立在人们自愿自觉接受的基础上，而要让人们自觉接受，就要通过社会生活和实践，让人们认识到这些思想和理论与自己的生存密切相关，能够指引自己的人生历程并在实践中取得预期目的。这样，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才能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扎根于人们的内心世界。此外，价值体系归根到底不是停留在文本中的，它只有内化为人们头脑中的自觉意识，转化为主体的自觉行动，并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这也要通过实践来完成。实践是把理论内化成人们心理的自觉意识的必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最抽象的，也是最具体的，它包含实践环节于自身。用哲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首先要明确这一实践应遵循的原则。从客观规律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是实践的本质要求，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能从抽象的人性或正义等概念出发。主观主义倾向在历史上是很普遍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从“合乎人性的美好愿望”出发来改造社会现实，其实践结果是失败的。20世纪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也提出了实践纲领，如马尔库塞将“现代乌托邦革命”建立在个体的人的本能深处，认为只要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得到全面改造，就会达到用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目的，但其实践结果也不成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实践，其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年浩劫”。近年来，一些“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想家”提出的主张本质上也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试图以“交往理性”解决韦伯提出的“工具－目的理性”的问题。他认为，交往行动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标的行动。通过理解，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协调。虽然这是“最低量的乌托邦”，但仍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即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可以决定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这一前提是不能成立的，交往可以影响生产，但生产决定交往而不是相反。9·11之后的国际形势可资佐证，当前处于经济危机中的美国等国家采取的“社会主义方式的拯救措施”也可见一斑。

其次，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还要拓展实践的内容。尊重客观规律的构建活动与实践融为一体，从各种利益矛盾入手，重视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比如教育、住房、就业、看病，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使人们各得其所、各享其成，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包括的内容。除了这些基本的社会实践，还应进一步拓展实践内容，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落实到人们的行动中。人虽是从动物进化来，但不是机械式的繁衍递增，而是蕴含着一种向上的动力与竞争力，但是这种本能欲望之力并不必然和自动地导向人生理想的崇高境界，只有打开实践的通道，使人们的本质力量有发挥的空间，人的生命才能体现勃勃生机，焕发精神之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既是一个使自然人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使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既是一个对象向人生成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人向对象生成的过程。通过人向自然和自然向人的这种双向生成活动，自在的自然获得了现实性，抽象的主体也获得了现实性。为了打开实践通道、拓展实践内容，发展科学技术是必要的。科学，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等在内，总体上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技术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它从诞生之初，就体现出推进人类物质文明进步、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引导公众超越狭隘的个体生活世界，提高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参与率，以科学技术活动为依托而不是以道德宣传为依托，一方面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使人民的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和谐社会建设打造坚实的实践基础。

[1]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J．Derrida， Marx＆ Jons．In:Ghostly Demarcation．London:Verso，199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