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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重构历史与后现代批评——评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

2013-02-18范小玫

江西社会科学 2013年1期
关键词:后现代历史

■范小玫

一、文学文本对历史的重构

文学和历史长久以来一直相互关联。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不分家之说。在西方19世纪兰克的“科学历史”出现之前,历史和文学被认为同属一门学科。后来文史分开导致了如今文学和历史学两种不同的学科。琳达·哈钦认为将文学和历史分开的做法“现在正受到后现代理论和艺术的质疑。近来,文学和历史的批评阅读更多聚焦在这两种写作模式的相同点而非它们的不同点……它们都是语言的构建物”。[1](P105)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怀特把“历来被认为是主司‘真实’之再现的历史话语与以想象和虚构为基本特征的文学话语之间的隔墙打通了”。[2](P308-309)怀特虽消除了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模糊了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界限,但他并未否认历史事件的真实存在。“问题是,我们今天怎样才能了解过去?了解过去的什么?”[1](P92)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认为:历史存在于包括文学文本的各种文本中,我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体验历史,了解历史。“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3](P673)“所有的文本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4](P22)文本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社会历史性。它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政治权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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