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方案”的反乌托邦文学
2013-02-18黎新华
江西社会科学 2013年1期
■黎新华
一
加拿大人类学家隆纳·莱特(Ronald Wright)在《进步简史》中曾表达了对进步主义的深刻忧虑。他认为:对“进步”的无限追求,将诱使人们陷入无力自拔的“进步主义陷阱”。遗憾的是,人们通常看不到这隐身的陷阱,却总是追逐着可以带来显在效益提升的进步机制,同时又不得不想尽千方百计解决由此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进步主义”的“进步”标杆是“生产效率”,而人类生产效率的第一次大规模提升源自农业的发明。从那时起,为解决人类对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的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人类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进步”观念的引领下,不断创建着新的物质生产和社会运行模式,并据此构想了许多关乎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设计方案。这种创设和构想在文学上的典型表达,就是贯穿西方文学史的乌托邦创作。
“乌托邦创作是关于一种完美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空想描述,它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梦想。乌托邦——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对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过上值得一过的生活,并摆脱了匮乏和痛苦的理想社会的重建。”[1](P151)古希腊时期,关于“黄金时代”、“亚特兰蒂斯”的美丽传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普鲁塔克的《莱科古斯传》、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等等,建立了作为理想社会的早期乌托邦图景,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 1516)则作为第一部近代乌托邦小说奠定了后世乌托邦文学的写作范式。后来的乌托邦文学创作者,无论是写作《太阳城》的康帕内拉,还是写作《新大西岛》的弗兰西斯·培根,都沿袭了莫尔的路线,构想了存在于另一种空间或时间中的乌托邦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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