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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污染”对大学生信仰教育作用的“消解”及其遏制

2012-12-22李军松王冬

理论导刊 2012年10期
关键词:教育者信仰马克思主义

李军松,王冬

(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天津300222)

“信息污染”对大学生信仰教育作用的“消解”及其遏制

李军松,王冬

(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天津300222)

在全新的信息时代,各种传媒所构成的庞大的信息网络正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信息论与“信息污染”运动规律的角度分析,大学生信仰教育处于多元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激荡的信息汪洋大海之中,不可避免地遭受着“信息污染”的侵扰,弱化消解了信仰教育的作用。当务之急在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从信息优控、教育者优化传播和受教育者科学认知入手强化大学生信仰教育的作用,尽可能将“信息污染”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乃至消灭于萌芽状态。

大学生信仰教育;信息污染;消解;信息优控;优化传播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传媒构成的庞大的信息网络正强烈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学生信仰教育也深处多元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激荡的信息汪洋大海之中,相对闭合的教育环境不复存在。大学生不仅接受着来自教育者的影响,也会主动在外部环境中接受教育和寻求自我教育。然而,信息量和传播渠道的剧增,以及教育者与大学生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都有可能引起教育活动偏离预期目标,导致信息异化,滋生“信息污染”现象,从而使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实际效能或作用总体上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一、“信息污染”释义

“信息污染”问题是自从有了人类历史,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以来就客观存在的。然而,对于什么是“信息污染”,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学者们更多地从“信息污染”现象的成因和后果之间的关联性作为切入点进行阐释,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六个:邱五芳、金武刚、李维海、张怀涛和倪延年一致认为“信息污染是指信息资源中混入干扰性、欺骗性、误导性信息的现象”。在他们看来,“信息污染”现象的产生源于外部环境中不良信息的渗入。韩丽凤、柳青认为“信息污染是指无价值与错讹的信息泛滥并造成危害的现象”,[1]点明了“信息污染”现象的产生是由于过量的、得不到有效控制的不良信息存在的结果。谭水华则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信息传播过程诸多环节或要素的影响作用,认为“信息污染”是指“信息服务业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采集和传递未形成规范和制度,信息流通不畅,信息加工基本处于低级阶段等等,由此引致的信息失实、重复、过载、堵塞、误导而造成的信息混乱、失灵、甚至失效现象”。[2]徐光复、鲍林涛从信息量与信息处理能力的角度提出,“由于信息量的急剧增长、信息处理过程中所造成的误差导致各种意见、判断选择不可避免地出现偏离事实的现象称为‘信息污染’。”[3]李志义从一般意义的信息传播入手,指出“社会信息流中的信息由于蛰伏着与生俱来的不完全性、可伪性、时滞性等可污因子以及受人类在信息生产、加工处理、传递与应用等各环节中诸如物欲驱动等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它正带来与其正效用近乎平行的负面影响———信息污染。”[4]此外,他还就具体信息传播活动中信息污染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界定,“信息污染,是指在人们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虚假、冗余、过剩、老化、淫秽等不良信息,影响了人们对有用信息的吸收利用,甚至造成对人类的危害和损失的现象。”[5]

可见,关于“信息污染”的定义,从学者们各自的表述来看,既存在差异,也有着共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对“信息污染”现象做出更加准确的界定。首先,学者们普遍认同“信息污染”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信息污染始终离不开信息传播,离开了信息传播,信息污染就失去了滋生蔓延的土壤。其次,“信息污染”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是有规律的,“信息源的虚假、信息传播中的异化、信息接受者对信息内容理解的歧义都是“信息污染”运动的一般规律。”[6]最后,“信息污染”表现为对传播活动的危害性。人类的传播行为,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或者要促进某种结果的实现,信息的传递必须与特定的传播目的密切相关,一旦不相关或甚至背离传播目的的信息被接受,则会造成信息传递障碍,带来负面效能——“信息污染”。

二、“信息污染”对大学生信仰教育作用的消解

大学生信仰教育,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特定的社会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是一种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行为和过程。从信息论与“信息污染”运动规律的角度分析,在现实状态下,“信息污染”现象客观存在于大学生信仰教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消解着信仰教育的作用。

1.信息源的虚假。在生产和社会交往规模十分有限的传统社会里,学校环境相对封闭,大学生信仰教育是单向与劝服性的,被认为信源利用传播可以使受众观点发生改变,因而,教育内容总是被放进受控的条件下。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把握是建立在对教育者所提供信息的认知和自己所获取“第一手信息”的基础之上的。然教育者最终传递的信息与他对自己角色、态度以及价值观等的感知和信息的搜集、处理能力密切相关,可能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掺入个人的,甚至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大学生从社会实践与社会交往中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在广度和深度上存在着天然的缺陷,这也会影响到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尤其是当下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得所有传播具有公众性和开放性,整个大学生信仰教育活动被纳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并且环境本身已经成为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使得信源虚假可能加大。外部环境就像一台巨型的,比学校教育更加强有力的教学机器,社区、家庭以及书籍、报刊、电视、网络等到处布满了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源不断地向教育者和大学生发送着各类不同性质的信息。在人们无法亲身去感知这个浩大无比、不可捉摸的现实世界的情况下,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虚拟环境”发挥着教授价值观的作用。然而,“虚拟环境”何其复杂,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造就了媒介化社会,也造成了我们感官的彻底麻木,已然不知道这些环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尔勒预言,“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反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利用网络等大众传播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极力传播“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社会主义灭亡论”等信息,侵扰教育者的传播行为,腐蚀大学生的思想,动摇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2.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异化。所谓“信息异化,是描述人们创造了信息,但信息在生产、传播和利用等活动过程中受各种因素干扰,导致信息丧失原有内涵,反客为主演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反过来变为支配、统治和控制人的力量这种现象”。[7]大学生信仰教育同样也会因为诸多因素,包括人的主观原因的和信息自身发展的客观原因的影响,使得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失去本真而异化为背离传播目的的信息,一旦这样的信息为大学生内化吸收,对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危害是毋庸置疑的。一是人的主观原因,即信息主体对信息应用不恰当。信息本身没有罪过,罪在人对信息的误用、滥用和恶用。表现为:信息生产者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制造出大量无用、重复、非法和有害的信息,妨碍教育者和大学生对价值信息的选择,甚至造成对客观现实的认知误导;教育者因个性结构、自我印象、群体规范和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忠实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学生受到信息需求、信息能力、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丧失控制信息的能力,滋生信息恐慌、信息依赖、信息崇拜、信息毒害和信息犯罪等现象。二是信息自然特性容易导致异化。信息的可伪性、发散性、递减性、复加性和时滞性决定了信息在生产、加工、传递的过程中容易导致失真、错位、无序、冗余、缺损、过时等。另外,信息与各种传播媒介在时空结合上的紧密与疏离关系也决定了信息将受到多大程度的机械干扰和自然干扰,信息异化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如由于机器的原因所造成的信息传播阻碍,信息堵塞、信息消失、声像失真等。

3.大学生对信息内容理解的歧义。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大学生“在接受教育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具有主动性。”[8]大学生的主动性即选择性,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传播内容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根有据”地选择性接收,并做出自己的解释,这种重新建构的意义将会影响他们对信仰的选择。重新建构的意义由于受大学生的个性结构、先验观念或预存立场、心理结构、与教育者的心理距离和感情倾向等因素的制约,绝不是对教育者发出信息的简单复写,而是使原始信息变得更加复杂。大学生往往只注意到某些信息或者信息的某些方面而忽视了其他,而且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式对立感悟和加以解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部分信息不能传达或及时传达到大学生那里,或是遭到大学生的抵制,或者出现对信息理解的偏差,甚至歪曲性理解。正如德福勒所说,在发出和收到的信息之间,含义完全的一致是罕见的。若这些残缺的、理解偏差的信息内化为大学生的所思所想,则其对大学生信仰教育的负面消解作用将是长期的、顽固的、不易消除的。

可见,所谓“信息污染”对大学生信仰教育作用的消解,就是指大学生信仰教育过程中每个要素和环节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来自外部环境的障碍、侵扰,也有内部要素缺失及要素之间的信息流通不畅所导致的信息过时、堵塞、无序、冗余、错位、失真、渗透等,从而影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巩固。要看到,这种消解作用将是长期的客观存在。

三、大学生信仰教育防“污”增效的对策思考

虽然“信息污染”对大学生信仰教育作用的消解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信息污染”现象面前,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无能无力的。当务之急在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强化大学生信仰教育的作用,尽可能地将“信息污染”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乃至消灭于萌芽状态。

1.源头治污,实现信息优控。信息不过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本身并没有危害性,也不可能形成信息污染。然而,一旦与传播目的相关,与受众需求的满足相联系,信息立即就会变得不可思议,表现出一定的有用性、价值性,有好坏之分,优劣之别。因此,在信息量空前增加、信息冗杂的信息社会里,大学生信仰教育必须从源头治污,认真地解决好信息源发送出的信息的质和量的问题。信息的质是指信息的有用无用、有利有害问题,信息的量是指信息的不足与多余、充足与过剩的问题。质量适当的信息才是合目的性的,才是有价值的;相反,则会滋生“信息污染”,弱化、消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作用。

(1)加强社会信息监控,包括信息的生产、加工处理、传递、利用和反馈等环节的管理与控制。首先,应在各级政府部门设立信息质量监控机构,对进入社会流通的信息进行审查,同时强化大众传媒对信息源质量的监督,限制低质、虚假信息的制作与出版,实现信息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其次,组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包括高校教师、校园网管、图书馆采编员等,对杂乱无章的海量信息进行甄别辨伪、加工整序、去伪存真,方便人们了解和利用,杜绝在信息加工处理过程中产生新的污染。再次,加强对信息传递过程的管理,这尤其至关重要。信息干扰、信息失实、信息堵塞、信息缺损等许多类型的信息污染,都是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产生的。因此,高素质、有责任感的信息服务业队伍,先进快捷的现代信息技术,严格的信息市场准入制度等,才能把质量粗糙、内容雷同、虚假不实等污染性信息拒之门外,不让有害的信息进入传播渠道。

(2)提高信息竞争力,让马克思主义在信息堆中凸显出来,形成相对的“强势”。“受众在传播活动中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受众可以灵活、自由地选择媒介和接受信息。”[9]一般来说,大学生会青睐更有竞争力的信息,会有意无意地注意那些与自己原有观念、态度和价值观相吻合,或自己需要的、关心的信息,同时回避或排斥与自己观念不一致或与自己无关、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刺激强度高,对比强烈,重复刺激,新鲜少见的信息,越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因此,大学生信仰教育必须在信息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一是要大力传播积极的、有助于社会前进的正面信息,在内容上要有“新”成分。二是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改变传统的那种“我说你听、我打你通”“一根粉笔一块板,一张嘴巴讲半天”的教育方式,在形式上“靓”起来。把抽象枯燥、不易为大学生所深入理解的价值信息,化为具体的、有情趣的、生动的、为大学生所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东西,从而适应新形势,增强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抵消“信息污染”的危害。

2.优化传播,减少信息异化。信息社会里,一方面人人都在传播,都可以参与传播,另一方面不可能人人都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和职业素养,也很难确保他们所传递的信息都能把大学生的信仰引到马克思主义上来。在教育者话语权渐失的时代,“传道、授业、解惑”之功能只有立足于传递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方能减少信息异化,帮助大学生正己修身,自觉抵御外界腐朽思想的侵蚀。

(1)优化理论素养,把好信息关。虚实相交、真伪难辨、良莠混杂的社会格局,存在着许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欺上瞒下,军事行动中的尔虞我诈,社会交往中的虚情假意,文化传承中的错解误读”[10]等社会信息。教育者处于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第一环节,不仅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和传播内容的发出者,还实际上充当了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把关人”角色,必须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信息进行客观的认知与合理的评价,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大学生答疑解惑,尽可能地减少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与误读。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才能增强对社会信息的判断和反馈能力,教育传播中的社会信息才能得以优控。”[11]

(2)优选传播媒介,减少信息损耗。“每种传播媒介都像语言一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教育者应科学地认识媒介、理解媒介,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运用媒介。一是要正确地认识理解各种媒介的功能实现方式。对各种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优势和差异,教育者必须了然于心,然后根据传播内容选择最适当的媒介,才能创造出最佳的教育效果。二是要培养良好的媒介素养,尤其是参与式媒介素养。所谓“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即对媒介信息进行有选择的接受,辨别媒介信息汇总所隐含的意义以及自己如何传递信息”。[12]当前参与式文化环境之下的参与式媒介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众多大学生使用参与式媒介将会对信仰教育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教育者应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在这片宽松的话语空间,与大学生平等自由地交换意见,探讨问题,努力扮演大学生的“意见领袖”。如果不积极利用这些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学生信仰教育将失去参与式媒介这个重要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3)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育者不仅要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更应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坚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评价问题而不借用非科学或者伪科学的手段叫科学精神。要学会做粗活,研究事实,对比事实,积聚事实。对大学生来说,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处理好各种不同思维方法的辩证关系,对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至关重要的。培养大学生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创造思维和继承思维,求异思维和求同思维,反向思维和正向思维,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个体思维和群体思维[13]等科学的思维方法有助于大学生迅速抓住现象的本质,真实而准确地解读信息,消除虚假信息、歪曲信息、夸大信息等不良信息所带来的危害。

3.科学认知,消除理解歧义。信息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往往并不难,难的是分析信息的价值,有效地利用信息。在庞杂多样的信息面前,大学生并不总能完美地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选择接受一些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一些不良信息,其中包含不少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对各种信息的理解也不一定与原意保持一致,尤其当遇到不同于自己看法的信息,往往很自然会误解、曲解这种传播内容。究其原因在于大学生“对自己的思维惯性和某种情绪不予合理控制,而听任其发展到……不适当的程度,发展到与传播者的即存立场和传播意向相背离的地步,那么就会导致对信息本义的胡乱引申和肆意歪曲,影响信息的正常传播和准确理解”。[14]因此,提升大学生的科学认知能力,消除对信息歧义性理解,对大学生信仰教育防“污”增效意义重大。

(1)吃透理论是科学认知的前提和基础。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事物或思想、主义极度尊崇和信服,并把它奉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为准则。但是“没有深入的理解是谈不上信仰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掌握是解决大学生的信仰问题的首要任务”。[15]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就会给社会信息的科学认知带来很多不方便,甚至困难重重。相反,越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吃得越透,大学生越能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自己的“意见”,对所接触到的社会信息越能以马克思主义标准去评价和理解。

(2)学以致用是科学认知的途径和方法。吃透了理论,还需要学以致用。长期的社会学习和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练就良好的信息处理能力,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和教条理解。信息处理能力,是指受众对来自不同信息源的信息进行选择、归类、判断、鉴别、理解等的能力,主要包括信息识别能力和信息理解能力。大学生信息来源多种多样,有来自教育者传递的信息,有自己直接从社会其他信息系统获取的信息,有初始信息,也有高层次的信息,无论哪种都各有不同的价值功用。这就要求大学生要有较强的信息识别能力,去伪存真,对一些无用的、有害的,甚至是大肆传播、散布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和色情等有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内容的信息要能最大限度地加以规避,避免做出不道德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还需要有较强的信息理解能力,明晰信息的本来意图,洞察信息的本质性意义,避免背离信息源客体本性或原意的理解,出现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和对信息交流的歪曲、阻隔或者“以讹传讹”的现象。[16]

[1]韩丽凤,柳青.控制信息污染、改善信息环境[J].图书馆论坛,1996,(4).

[2]谭水华.警惕信息污染[J].理论与现代化,1995,(6).

[3]徐光复,鲍林涛.信息污染及其对策[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95,(4).

[4]李志义.信息污染的治理对策初探[J].情报探索,1998,(1).

[5]李志义.从信息传播谈信息污染的原因[J].图书与情报,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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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俞培宁.信息异化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1,(5).

[8]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吕杰,张波,袁浩川.传播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75.

[10]欧阳康.简论社会信息的复杂性[J].哲学动态,2008,(9).

[11]南国农.教育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213.

[12]蔡帼芬,张开,刘笑盈.媒介素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67.

[13]刘大军.引导大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J].高校理论战线,1988,(3).

[14]邵培仁.传播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338.

[15]钟文渊.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促进青年大学生社会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5).

[16]李军松.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主体素质与信息污染的防治[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

[责任编辑:张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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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2)010-0097-04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信息时代背景下信息污染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作用的‘消解’”(11 J D 710057);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社会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中的媒介涵化分析”(C E Y P 5009)成果之一。

李军松(1977-),男,湖北荆门人,法学硕士,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社会学;王冬(1973-),女,江西九江人,哲学博士,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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