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述论

2012-12-22许蓉

理论导刊 2012年10期

关键词：文盲苏维埃俄国

许蓉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46）

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述论

许蓉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46）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他充分认识到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在苏俄农村做好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列宁的这些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构建和谐平安乡村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列宁；农村；文化建设

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农民阶级文化的匮乏。对此，他主张必须在农村开展文化建设，并具体论述了开展农村文化建设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根本途径，形成了其农村文化建设的宝贵思想。列宁的这些思想，补充并实际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建设理论，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对苏俄农村文化落后性的认识

在苏维埃俄国，由于历史传统、城乡差别等多种因素，致使苏俄农村文化异常落后。列宁认为，农村的这种文化落后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文盲问题严重存在。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清醒地认识到阻碍俄国进步的因素，不仅是经济上的落后性，更在于农民文化上的落后性。虽然早在沙俄时代也曾出现过一些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但是广大工人与农民却被剥夺了最起码的受教育权利，全国约有3/4的居民是文盲。列宁认为，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1920年，按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中统计，每一千名男子中不识字人数占60%，每一千名妇女中不识字人数竟占75%。而且绝大多数文盲是农民。针对此，列宁感叹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309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无产阶级与农民掌握最丰富、最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建成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农业国家，是很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谈不上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列宁认为，农村社会中严重存在的文盲现象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首先，农民缺乏理解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1922年，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和俄共（布）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本来是一项旨在维护农民利益的正确的、可行的政策，但由于农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差，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怀疑与否定。为此，列宁告诫广大农民：新经济政策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而且更意味着文化上的进步。因而需要农民不断学习，并且强调把学习当作一项严峻的任务。“学习什么呢？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2]195列宁认为，只有农民群众人人都识字，才能提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才能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从而积极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其次，农民缺乏参与政治的能力与热情。列宁指出：“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2]200意思是说，政治作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种复杂现象，是人的思想意志通过自身的政治行为在政治领域内的反映与表达，他强调苏维埃俄国的农民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才有能力、有资格、有觉悟参与其中。而由于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这就使他们严重缺乏参与政治的能力与热情，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够获得多少个人利益。可见，在列宁看来，文化素质低下的广大农民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

再次，农民缺乏振兴农业的科技知识和经验。在苏维埃俄国的农村中，众多农民在分割好的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上播种着传统的谷种，靠饲养牲畜积肥，使用的农具大多陈旧粗笨，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农具也很欠缺，更别说现代化的大机器了。在这种现实面前，列宁把实现全国电气化看作是振兴农业经济乃至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举措，而农村中文盲的大量存在成为阻碍农业技术革新的最大障碍。他说：“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1]301还强调，农民文化素质低的现状不改变，就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落后性，结果就会失去农业和粮食这个基础，那么，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

第二，旧文化对农民产生的消极影响。旧文化是指沙皇农奴制时代遗留的封建传统文化与革命初期的俄国资本主义文化，主要包括宗教偏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观念等一系列文化现象。众所周知，旧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作为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一旦形成是很难轻易被改变的。列宁曾多次提及旧文化的这一特性，强调旧制度下的心理、习惯和观点对人们的深刻影响，从他们在“吃母亲奶的时候”[1]306就已经开始吸取了。因此，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不单纯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而且旧有的文化传统、习惯习俗等许多历史形成的古老传统在农民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列宁认为，这种旧文化对农民阶级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首先，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观念在农民群众中滋生蔓延。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通过旧学校培养出大量具有资产阶级道德观的知识分子。列宁认为，这些人都是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他们自私自利的观念、习惯很容易在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滋生蔓延，尤其被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群众所接受。比如，“如果一个农民单独占用一块土地，拥有余粮，即他本人及其家畜都不需要粮食，而别人却没有粮食吃，那么这个农民也就变成剥削者了。他剩余的粮食愈多，获利就愈大，至于别人，就让他们挨饿去吧，‘他们愈饿，我的粮食就卖得愈贵’。”[1]304这样农民受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就形成了“我赚我的钱，其他的一切都与我无关”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和习惯。

其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的存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一直在俄共（布）党内和农民群众中有所反映。它使俄国广大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的偏见，即认为除了大俄罗斯民族以外俄国的其他民族都是大俄罗斯人的私有财产或世袭领地。沙皇制度卑鄙地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大俄罗斯人习惯于把其他民族都看成一种下等人，‘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腐蚀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除的”。[3]158这种旧的偏见必然对社会主义时期农民阶级的心理和情绪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

再次，宗教信仰在农村中的残留。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所倡导的思想上的安慰和对死后幸福生活的憧憬，时刻侵蚀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尤其是贫穷落后的农民。列宁对宗教的看法是，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是剥削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精神工具。这是因为，沙皇利用农民阶级对宗教的信仰，宣称自己是上帝在尘世间的再现，是农民唯一的庇护者和拯救者，而一切人间不公和邪恶都是那些贵族老爷们所为。这样沙皇也就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找到了最根本的精神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虽然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并且表面上也用无神论取代了宗教信仰，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宗教的崇拜。特别是在农民生活的生命共同体——村社中，人的思想观念、劳动伦理、风俗习惯和法律秩序都带有浓厚的宗教特征。农民生活的主要内容似乎是完成宗教仪式和履行对上帝的诺言。例如，农民的劳动道德观就深受东正教信仰的影响。“农民认为，不庆祝村子的节日也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对村社的侮辱。村民用所有人喝过的圆碗向不参加庆祝活动的农民敬酒以表示对他的最大侮辱，……节日期间，酗酒也成为人民的一项宗教义务。”[4]329这种宗教信仰在农村的残留，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民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最后，小农意识的心理和习惯。列宁认为，沙皇农奴制时代，农民长期进行着自给自足的重复生产。在这种封建小农业生产条件下，农民形成了因循守旧、懒散怠惰、整日沉湎于幻想的人生态度和落后的文化心理。列宁把这种中世纪的、以“农民文化”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称为“奥勃洛摩夫习气”。①早在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受一家一户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农民阶级的这种消极文化心理就已非常严重。到了十月革命后，列宁发现，“奥勃洛摩夫习气”在农民群众身上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并且还日益侵蚀到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在1922年3月的《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中，他说：“俄国完成了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引者注），但奥勃洛摩夫们仍然存在，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5]12正是俄国人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和其他许多旧习气，妨碍着农民、工人、共产党员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建设者。

二、关于在苏俄农村开展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工农政权。在实现了国家的政治变革后，列宁把夺取政权后如何做好农村文化建设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这主要是由当时俄国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所决定的，而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巨大障碍就是俄国农村的文化异常落后。这不仅不利于普及农业生产技术，而且也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列宁对此问题非常重视，他认为，“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5]367-368并且说：“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5]364列宁希望苏维埃政权要不断地在农村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使农民群众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在此基础上农民才能懂得合作社的好处，并踊跃参加合作社，从而推动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列宁晚年一再号召要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促使农民成为能写会算的文明商人。只有做好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也才能实现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第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稳步前进。俄国十月革命后实行了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得多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贫苦的农民通过浴血奋战才得以建立的，而随之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也就成为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但是，由于俄国农民阶级自身文化的落后性，严重制约了苏维埃政权性质的体现和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对此，列宁深有感触地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性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6]150因为苏维埃机构在理论上宣称全体劳动者都有权参加，而实际上文化落后的广大工农群众根本无法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各项工作，再加之执政党自身又缺乏管理国家的知识与经验，这样，苏维埃机关必须利用旧有公职人员来管理国家，结果导致沙皇时代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国家机关内部蔓延。如列宁所说：“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6]154而一些工农出身的优秀分子，“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5]379在这种现实面前，列宁强调指出，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因此，要建立真正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大力开展文化建设，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群众知政、参政、议政的能力，才能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其它不法行为作斗争，也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进程。

第三，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到1922年苏维埃建设已历经了五年的风雨历程，在保卫政权、恢复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农民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1923年列宁在《日记摘要》一文中曾忧虑地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5]356-357尤其在农村，农民群众受到腐朽思想意识的束缚，不理解和不接受具有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为改变这种状况，列宁特别指出，发展农村教育，普及知识，是农村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只有提高农民阶级现有的教育程度，才能“消除肮脏、贫困、斑疹伤寒和各种疾病”，才能使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从而在此基础上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三、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措施

鉴于苏俄农村文化的落后性及改变这种状况的紧迫性，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大措施。

第一，大力开展扫盲活动。列宁认为文盲是农村各项建设的大敌，必须将扫除文盲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开端。针对俄国农村的“文化贫困”和文盲众多的情况，在他的提议下，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及时做出了开展扫除文盲和国民识字运动的决议，并把它作为全党的重要任务来抓。1919年12月26日，列宁签署了《关于扫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间的文盲》的法令，要求共和国全体居民年龄从8岁到50岁，凡不能读不能写的，必须学会识字。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了全俄扫盲工作非常委员会，统一组织、具体领导群众性的扫盲运动，还在城乡各界开办了各种类型的识字学校，在红军中也成立了扫盲大学。1920年全国大约有20万人从事这项工作。到1921年10月，列宁在谈到扫盲工作时还曾风趣地说：“要是能够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本身彻底扫除掉，那会是这些奇迹中最大的奇迹。”[2]196在列宁看来，苏维埃政权应该从各方面帮助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包括创办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艺术工作室等让农民自学自修。通过扫盲这项运动，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头三年，已经有数百万人会看书写字，农村中的文盲大量减少，扫盲工作初见成效。

第二，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列宁在《日记摘要》一文中根据有关资料提出，俄共（布）要想在苏俄农村开展文化建设，使农民做到人人识字，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这样才能在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列宁提出，必须加强对农村初级国民教育的经费投入。如他所说：“没有国家政权机关，没有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就不可能把教育工作开展起来。”[7]175但是，当时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状况还很困难，国家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拨款还不够多。列宁一再强调要削减其它开支来使整个国家预算首先来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比如，1921年9月2日，当他看到财政人民委员会的汇报信中说到剧院的经费开支高达290亿时，就着重把这一数字标了出来，并写道“岂有此理”的批评语。1922年1月，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列宁强烈要求削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大剧院的经费，“从这里节约的几十亿中至少拨出一半来用于扫盲和建立阅览室”。1922年11月，列宁还要求把修造大型舰只的费用节省下来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按照列宁的意见，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削减了修造舰只的经费，增加了对教育事业的投资。此外，针对庞大和臃肿的苏维埃国家机关浪费了大量经费的现象，列宁特别指出，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中，还有许多经费可以并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那些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构一律撤销。

第三，发挥人民教师对农民的教育功能。教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也是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关键力量。对于那些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不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教师，列宁认为，他们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只要长期耐心地团结、教育和帮助，绝大多数人能够转而拥护苏维埃政权并成为团结、教育农民的有力支柱。他说：“应当不断地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脱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5]358-359而要完成这一工作，必须提高教师的地位。列宁把这一点看作是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应做的“主要的事情”，并认为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5]357也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利用人民教师来争取、教育农民阶级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因此，列宁强调指出，应当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并且，在列宁看来，要想做好这一点，就要提高教师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由于战争的破坏，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处境，全国人民处于饥饿状态中。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也特别要求增加教师的粮食供应与生活用品的发放。他在1921年就直接起草或签署了《关于农村学校的伙食安排》《关于文教单位的房舍保证》《关于改善学校和其他文教单位的供应措施》等许多法令。

第四，加强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旧制度下，由于黑暗的社会制度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城市给予农村的总是消极的、落后的文化影响。针对此，在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政权就通过向农村派工作队的方式，不仅把国家正确的方针、政策、法令传达给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还把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带到落后的农村，对农村实施了积极的思想影响和文化渗透。列宁在逝世前充分肯定了城乡之间友好互助的这种形式，但是认为这项工作还做得不够。他说：“如果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就可以加强起来。”[5]360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列宁提出了以下两点意见：一是组织城市工人团体经常下农村。列宁认为，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可以定期下乡有组织地开展文化教育工作。这是因为，相对于文化状况比较落后的农村而言，城市的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工人的政治素质较好，由工人组织的文化团体经常下乡可以把先进的思想传播到农村中，不断提高和加强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修养。就此列宁认为，关于农村的文化建设，“经常下农村的做法在这方面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在进行，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发展。”[5]359还说：“在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工之间建立交往，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他们之间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5]359-360二是城市党支部帮助农村党支部来推动农村的文化建设。党支部是苏维埃俄国加强文化建设的基层党组织领导单位，具有调配一定人力、物力、财力的权限。由于城市党支部较之农村的党支部而言，在工作基础、财政能力和组成人员的思想素质、政治觉悟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此，这种方法在当时对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确是有效的。如列宁所说：“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5]360对此，列宁是充分肯定的，并要求俄共（布）把这项工作坚持做下去。

第五，教育农民学会文明经商。列宁在晚年提出，“小农占居民绝大多数”的俄国要走向社会主义，首选的经济形式是合作社。而由于合作社与市场流转相联系，具有“买卖机关”的性质，因此要使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这也就意味着苏维埃国家必须教育农民具有从事现代经济运行的本领，按列宁的说法就是使农民学会“做商人”，并且是学会“做文明商人”。他特别指出：“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做买卖，那就是说有本领做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虽然在做买卖，但这离有本领做个文明商人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5]364不仅如此，苏维埃国家教育农民学会文明经商还是改造他们身上旧有文化心理和传统习惯的一种有效途径。这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习惯、民族心理发生变化的动力与基础。奥勃洛摩夫习气、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观念、宗教信仰等都与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紧密相联。而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俄国现代社会随着商业、货币、交换价值等市场经济因素逐渐发展起来，以往残存的家长制的、古代的经济痕迹则会随着这些新经济因素而没落下去。因此，现代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无论是对完成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文化重建还是对于农村的文化建设，都具有根本性质的意义。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极力主张要让农民学会文明经商，其目的也就是想要通过现代市场经济过程来冲刷农民身上残存的各种旧文化的污泥浊水。

注释：

①“奥勃洛摩夫”是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以消极无为、庸碌懒惰为特征的个性心理和生活习惯，因此，后来列宁就以此来指代旧俄罗斯文化典型。

[1]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5]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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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2）010-006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