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恒涛

一、红军长征前的贵州社会民族状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和少数民族成片聚居的省份，共有包括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白、回、壮、蒙古、畲、瑶、毛南、仫佬、满、羌18个世居民族”[1](P4)。红军长征经过贵州不仅仅是一支失败军队的突围行动，更主要的是这是一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信仰的军队和组织，它是由共产主义理论的先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主力多半是共产党员，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任命，有清晰的革命目标与方向。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当年转战贵州的历程尽管匆匆，但其影响却是巨大，有如长征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一样。这一点毛泽东有精辟论断，他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长征的伟大意义，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2](P150)正如红军长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一样，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带来了贵州近代社会特别是民族关系的重大变迁。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史实，对此变迁进行阐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