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如春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笼罩性影响之下，甚至可以套用霍布斯鲍姆“漫长的十九世纪”说法，我们今天仍然置身“漫长的九十年代”，仍然没有脱出九十年代的迷惘与困顿，没有走出九十年代的疼痛与希望，依旧处于九十年代已然呈现的诸多问题域之中。因此，对于九十年代文化思想的解读与再解读，对于今日中国仍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①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知识分子，主要指涉的是在中国大陆语境下的具有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思想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纯知识型、技术性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状况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的意图是要就王家新教授叙事长诗《回答》及其他一些文本为典型个案，较为深入地探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文化身份认同的一些危机症候，以为当下的思想文化讨论提供一份镜鉴。

之所以选择王家新的诗歌《回答》作为分析样本，主要在于:凭着职业的敏感，诗人往往成为历史的先知先觉者，较早体悟到时代的精神状况，担当与承领时代的爱与哀愁，并书写、记录与时代密切相关的精神文本;王家新是九十年代提倡与践履中国诗歌“知识分子写作”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而《回答》一诗则是以极富个人化的方式较为复杂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精神状况的知识分子典型思想记录式的自传性文本。

通过《回答》这个典范性的文本，我们可以在三个维度上展开王家新的九十年代认同叙事:其一，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姿态;其二，相对于全球化语境的认同取向;其三，相对于商业社会语境的认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