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中国大陆文学至今是一笔糊涂账，这段文学史因文学与政治的胶着关系而显得晦暗不明，当时的文学体制处在权力魔杖的森严控制之下，它是政治的影子，是创造精神的枷锁。尽管许多文学史著作对这一时期的文学采取回避和搪塞的策略，语焉不详的“空白”成了逃避历史真相的遁词，但是，黑色劫难下的人格表演和精神选择使这一段历史成了集体无意识的狂欢节，日月无光的文化场景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特殊的考试，一切肮脏的和不屈的灵魂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文革”应该是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准备期，后续文学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避、掩盖、忏悔与反思使之既成为文化黑洞，又成为一座精神博物馆。更为重要的是，“文革”期间写给抽屉和心灵的文学延续了五四的精神血脉，这种在惨痛中走向觉醒、把苦难作为营养的精神创造是反抗黑暗的精神闪电。基于此，在“重写文学史”的文化视野下，“地下文学”①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书中的“地下文学”特指“文革”中地下创作当时未公开发表，且与当时公开文学在精神观念上大异其趣，具有一定反叛性的创作。和“潜在写作”②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陈思和认为，“潜在写作”是与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相对的概念，它既包括“自觉的创作”，也包括“作家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