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飞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置身于全球文化工业的情境中，艺术如何担当起将沉沦的个体从物化的文化氛围中解放出来的重任，这是我们以及这个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正如尼采所言，“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1〕当我们通过吴子林选编的这本《艺术终结论》，再次集中审视黑格尔、阿瑟·C.丹托等人的“艺术终结论”或是J.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的时候，我想不仅仅意味着对艺术(文学)和时代的尊重，更意味着对人类自身存在危机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努力建构精神未来的尊重。

在我看来，“终结”二字似乎已成为某种传染性的理论修辞策略，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艺术的终结”、“文学的终结”、“文学理论死了”等诸多命题，在表达一种决绝的评判姿态和制造话题效果的同时，更暴露出评判者内心的犹疑、焦虑和片面的深刻。更重要的是，这种“终结论”话语权始终在欧美那里，然后伴随所谓的“全球化”进程向世界各地蔓延，对于非西方世界比如中国来说，这种外发性的撒播的理论是颇值得警惕的，无论如何，“终结”一个对象或宣判对象的死亡是容易的，而使对象避免终结、走向新生则是不易的。在编者看来，“终结”一词有着“复义”的性质，即它既有取消、结束之义，又与开始、再生相互联系在一起，而死亡、终止则是对它的误读。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不是要宣判艺术的死亡，而是为艺术指明走向“真理”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