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再兴

(上海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44;怀化学院中文系 湖南 怀化 418000)

“人民”/“人民性”的语义曾经逐渐发生过极大的改变。在此，我们不妨回溯这组语词在时光和历史中的旅行，以及它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摇曳不定的身影——“人民性”文学和相关论争，大致考察一下它们哪些意义已经失落，哪些意义又在发生，而今它在中国当下的文学中又面临着怎样的“意义”处境。

一、经典表述中的“人民性”与文学

在别林斯基那里，早年对“人民性”的用法和他之前的普希金差不多，主要着重于这个俄文词汇的“民族性”含义(如1835年的《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但“人民性”在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却有了深层的变化，他写道:“大自然是艺术底永恒的楷模，而大自然中最伟大和最高贵的对象就是人。农民难道不是人吗?——可是，在一个粗鄙而没有教养的人里面，有什么令人发生兴趣之处呢?——怎么没有?他底灵魂、智力、心灵、热情、和性癖，总之，一个有教养的人所有的一切。”〔1〕在这里，“农民”作为一个劳动者，虽然粗鄙、没有受过教育，但在“人”的意义和人的“内容”上，被认为是平等的个体。到了杜勃罗留波夫，这一词义则更进了一步。他对人民性有着独特的阐释，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他借评论普希金，留下了一段大家熟知的文字:

我们(不仅)把人民性了解为一种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语汇，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的本领……在普希金的作品里，这一切都有:他的《水仙》是最好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