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学霞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071002）

“朝会”又称“朝参”，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嘉礼内容之一，为诸侯、大臣属僚等朝见君主，协助君主决断国家大事的一种集会形式。唐代时，“朝参”变为“常参”［1］（P618），每日或隔日举行，逐渐制度化。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皇帝才会停止或者取消朝会，即为“辍朝”或“罢朝”。《唐会要》卷25引“太常寺奏文”曰：“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官薨卒，皆为辍朝。其间有未经亲重之官，今任是列散者，为之变礼，诚恐非宜。自今以后，文武三品以上，非曾任将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礼者，余请不在辍朝例，其余并请依元救。”［2］（P472）由此可知，唐代明确了辍朝资格的标准，即：只有曾担任过将相，或被皇帝亲近、加恩过的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才能享此殊荣，非“加恩礼者”，皆不能享有辍朝资格。目前，对宋朝的辍朝制度已经有了较为全面而详细的研究，但与北宋对峙的辽朝的辍朝制度尚无人进行系统研究。历代中原王朝均以都城作为其政治中心，皇帝定期举行朝会，与大臣共商国事，处理政务。而辽朝是由游牧的契丹人建立的政权，终辽一世，契丹皇帝四时捺钵，“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3］（P373）。在保留着本民族特色的同时，也逐渐吸收了中原王朝的一些制度和文化。这样导致辽朝的辍朝规定既有继承中原汉制的一面，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因帝后丧而辍朝

顾名思义，所谓帝后丧是指皇帝和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去世后，新皇或在位皇帝因丧而停止上朝处理政务，以示哀痛和缅怀之意。其中，皇帝去世又可称大行丧。

由于《辽史》缺漏较多，故关于大行丧，新皇帝辍朝的记载不多。可以明确的有两条，一是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公元983年）春正月戊午朔，以大行在殡，不受朝”［3］（P108）。二是道宗耶律洪基“（重熙）二十四年秋八月己丑，兴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哀恸不听政”［3］（P251）。

关于太皇太后、太后去世，《辽史》并没有直接在位皇帝辍朝的记载。但据《辽史》中“（天显八年）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崩，（太宗）遣使告哀于唐及人皇王倍……二月壬申，祠木叶山。戊寅，葬太皇太后于德陵。前二日，发丧于涂殿，上具衰服以送。后追宣简皇后，诏建碑于陵”［3］（P35）的记载，虽未明确说明辽太宗是否免朝停政，但既然是亲自为其祖母发丧，免朝是必然的。

此外，据《辽史》记载：

（统和）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不受贺……癸酉，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宫于乾州涂殿。［3］（P167）

该史料虽然也未明确有“辍朝”字样，但圣宗皇帝既是为去世的皇太后“奉安”发丧，自然会因故推迟或暂停处理政务。

二、因大臣去世而辍朝

帝后丧以外，一些大臣去世时，皇帝为了表示哀痛、缅怀和尊重也要罢朝停止处理政务，但具体情形各异。根据《辽史》《辽代石刻文编》［5］《辽代石刻文续编》［6］等记载制成下面简表进行研究。

表1 辽朝大臣去世皇帝辍朝简表

通过上表，关于辽代的辍朝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享有辍朝资格的人在辽初所占比重比较小，非有大功者无此资格，中后期人数有所增加，特别是圣宗、道宗两朝。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辍朝制度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皇帝们渐渐地发现其在控制宰臣、维护皇权、实施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辽的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臣僚们为了死后享有辍朝资格的殊荣，生前必定会竭忠尽智，以期得到皇帝的恩宠，这样对皇权的巩固和国家政局的稳定极为有利。

第二，具体辍朝的时间有1日、2日、3日、5日和7日之别。由此可以推断，辽的辍朝制度一定也如唐朝一样，是有其具体标准的。只是由于史料短缺，无从作具体的考察。不过，由上表可以明确的是，这可考的21人中享有辍朝7日的仅仅3人：耶律隆庆﹑耶律宗愿和耶律弘世。耶律隆庆是景宗皇帝第二子，圣宗皇帝的弟弟，他身世显赫、战功显著，圣宗曾赐予他铁券，官拜大元帅，因而享有辍朝7日的殊荣，死后还被追册为皇太弟。耶律宗愿是圣宗之子，曾担任辽建雄军节度使、中京留守、北大王、上京留守等职，皇帝闻其讣告，“震悼至恸，辍朝七日”［6］（P148）。耶律弘世字康时，契丹名阿琏，字讹里本，兴宗第三子［6］（P192），“从车驾秋猎，以疾薨”［3］（P992）。他是道宗皇帝的亲弟弟，兄弟情深，他去世后道宗为其辍朝7天。值得注意的是，这3人都是皇子，且死后皇帝都为其辍朝7日，由此可以推测，辽朝圣宗后皇子去世的辍朝资格应为7天。

第三，在表中所列享有辍朝资格的21人中，耶律氏成员占半数以上。如耶律曷鲁，其与辽太祖阿保机情同手足，一生以保护和辅佐阿保机为己任，可谓是肱骨大臣。再如耶律屋质其人，历仕4朝，勇于任事，善于调停，曾经参与平息了辽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两次大乱，对辽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历任惕隐、右皮室详稳、北院大王等要职，是继耶律曷鲁之后辽朝史上“以于越得重名者”［3］（P694）第二人。再如耶律休哥、耶律仁先等人，他们都曾是辽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都是有“大功德者”，因而即使除去他们身上贵族的光环，以其功享有辍朝资格亦是实至名归。

第四，由表也可知，汉族官员亦占一定比重。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契丹辽朝政权是契丹贵族在汉人帮助下建立的，所以从契丹建国伊始，许多汉人就受到太祖阿保机的重用，如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王郁等。随着幽云十六州的并入和科举制度的推行、完善，更多的汉人士大夫进入契丹政权中来，并在辽中晚期政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室昉就是其中之一，他“幼谨厚笃学，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3］（P1271）。他于太宗会同初年登进士第，历仕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朝，数被“延问古今治乱得失”。统和年间，他与韩德让、耶律斜轸共同辅政，改革时弊。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去世后，圣宗为其辍朝两日。此外，邢抱朴也是辽朝众多汉族官员中影响比较大的人物之一，他博学多才，曾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奉命纂修《实录》，他以擅长处理刑狱、不徇私情闻名，曾平反许多冤案，官至南院枢密使，因而死后享有辍朝资格［3］（P1278－1279）。还有诸如耶律遂正、耶律宗福，他们都是辽朝改姓耶律的韩姓大族的后代。

可见，在这众多享有辍朝资格的臣宰中，中后期的较辽初多，番汉大员均占一定比重，大臣们“赢得生前身后名”的重要标准还是取决于其对国家之功绩。这样，对于辽朝皇帝们来说，他们既可以在契丹贵族面前彰显其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权威，同时又笼络了广大的汉族士大夫，因而他们自然会积极运用这一制度来达到其促进教化的目的。

三、他国君主去世辍朝

除了以上这些宰臣们去世后，皇帝要辍朝以示尊崇和缅怀外，他国君主去世，辽朝皇帝也会为其辍朝。如《辽史》记载：

（会同五年六月）乙丑，晋主敬瑭殂，子重贵立。戊辰，晋遣使告哀，辍朝七日。［3］（P51－52）

石敬瑭在位期间，为了保住自己皇帝的位子，努力维持着与辽的不平等关系，竭其所能地谄媚、讨好辽朝，死后方享有辽朝方面辍朝7天的待遇，可见辽朝对其也够重视。不同于后晋对辽的屈辱关系，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曾发生大规模的战事，两国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和平共处。当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这里虽未明确出现“辍朝”字样，但辽圣宗、辽兴宗崩逝后，宋朝都曾为其辍朝7天，辽朝出于外交礼节，为宋朝皇帝辍朝是必然的，加之辽为后晋石敬瑭辍朝7日，那它为宋朝大行皇帝辍朝至少应为7天。

四、其它特殊情况下的辍朝

在中原汉族王朝，逢有皇帝或皇室成员生病，或者是暑寒阴雨天气，或天现日食，或国逢祭日等情况时，都会因故辍朝。只是这些情况下的辍朝偶然性比较大。辽朝皇帝也同样，除了因遇有丧事而辍朝外，还有很多特殊情况也要辍朝，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具体有：

第一，逢有重大节日、重要节气因举行宴饮而导致酒醉等，也会出现不上朝的情况。如《辽史》记载：穆宗在“（应历十八年）五月丁亥，重五，以被酒不受贺。”“十一月癸卯，冬至，被酒，不受贺。”“（应历十九年）自立春饮至月终不听政”。此外，除宴饮节庆外，因单纯的“被酒”不上朝的例子在《辽史》中也不乏见。

第二，遇有战事时也罢朝。辽太祖曾于神册七年（公元922年）春正月甲辰朔，以用兵免朝［3］（P6）。

第三，大臣、皇族成员生病或去世。如《辽史》载：“（应历十七年）秋八月辛酉……以政事令阿不底病亟，不受贺”［3］（P85）。再如，天祚皇帝的外祖母梁国太妃去世后，“仆闻，上哭之恸，素服辍亭（停）朝三日”［6］（P257）。

第四，出现特殊天象时亦要辍朝。在中国古代，天赦星出现时，就意味着逢凶化吉、解人灾祸。故而皇帝会因此赦免有罪之人，进而停止朝贺，以示重视。辽朝皇帝亦不例外，如穆宗“（应历十四年）八月……戊申，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贺，曲赦京师囚”［3］（P82）。

五、四时捺钵与辍朝的关系

如前所述，尽管辽朝契丹族统治者吸收和借鉴了包括辍朝在内的中原汉制，但契丹皇帝仍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一年四时捺钵，臣僚等都随皇帝往返于“春水”、“避暑”、“秋山”、“坐冬”之地间，由于元朝史臣对之已不甚了解，所以在《辽史》中特意编撰了《游幸表》。在每年的“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3］（P376）。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北南臣僚会议是在每年冬、夏捺钵时定期举行，其主要内容为皇帝召集北南臣僚开会，集中处理政务。因此，不论是游牧各部的重大问题，还是汉地一切重要政务，都要“取旨”于四季巡行中的政治中心［7］（P599－607，P804－812）——“行朝”［5］（P127－129，360－363），这 是与中 原王朝处理政务方面的不同之处。以契丹皇帝为首的北南臣僚在春捺钵时放鹰春水，或钩鱼、或捕鹅雁，秋捺钵时远赴秋山狩猎，故在春、秋捺钵时契丹皇帝基本上不处理政务。因而在元朝人编修的《辽史》中就常常出现皇帝数日、数月不听朝政的情况。如《辽史》就记载穆宗：

（应历八年）秋七月，猎于拽剌山。迄于九月，射鹿诸山，不视朝。［3］（P75）

（应历十一年）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月，射鹿，不视朝。［3］（P77）

（应历十三年）八月戊戌，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后返。［3］（P78）

（应历十四年）六月丙午朔，猎于玉山，竟月忘返。［3］（P81）

此外，不独是辽穆宗，《辽史》中尚有如下记载：

（天显）九年春正月癸酉，渔于土河。［3］（P35）

（太平四年）二月己未朔猎塔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3］（P192）

（重熙十六年）秋七月辛卯，幸庆州。自是月至于九月，日射猎于楚不沟霞列、系轮、石塔诸山。［3］（P237）

（重熙）二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如混同江。癸酉，猎双子淀……壬辰，如春水。甲午，猎盘直坡。［3］（P246）

（大安四年）冬十月丁丑，猎辽水之滨。己卯，驻跸藕丝淀。［3］（P297）

（乾统）三年春正月辛巳朔，如混同江。［3］（P320）

可见，不论是穆宗之前，还是他之后的诸位皇帝，都遵循着本族固有的四时捺钵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春水”、“秋山”期间并不处理政务，相对于中原王朝制度化了的朝参来说，这也可以说是辽朝的一种特别的辍朝形式。因此，在这特殊的“辍朝”时期内，当遇有丧事时，便宜行事自然不难理解。如“（咸雍）二年（公元1066年）春正月丁巳，如鸭子河。宋贺正使王严卒，以礼送还。癸未，幸山榆淀”［3］（P265）。虽然无从考查辽道宗是否会为来贺正旦后去世的使节辍朝，但时值春捺钵期间，道宗皇帝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失恰当。但相对应北宋也有一例因辽朝使臣丧辍朝的例子：“（元祐七年春正月）甲辰，以辽宁昌军节度使耶律迪卒，辍视朝一日。先是，太常寺言：‘典故无例辍朝。’用节度使葬格，特辍一日。”［4］（P11202）可知，在耶律迪之前，北宋还没有为使臣辍朝的先例。由此可知，辽与北宋处理对方使臣去世的方式是不同的，其中之原因当是辽朝皇帝的特殊生产生活方式——四时捺钵决定的。且在耶律迪病重之时，宋枢密院曾上言曰：“‘辽使耶律迪病且殆。缘通好已来，未有故事，今用章频、王咸宜奉使卒于契丹，北人津送体例比类，预立画一，送馆伴所密掌之，如迪死，即施行。’从之。”［4］（P11200）由此可知，类似情形下，辽朝是习惯用这种“体例”的，即在春捺钵期间，因皇帝要“春水”不处理政务，故对于病逝于辽的北宋使臣就没有比照北宋的礼节而行辍朝，只是以礼送还。这就是与中原王朝相比，辽朝辍朝制度的最为鲜明的特色。

综上所述，伴随着封建化的进一步加深，包括辍朝制度在内的诸多中原王朝的制度和文化，逐渐为辽朝契丹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在辽朝辍朝制度中，皇帝因丧而辍朝占有很大比重，节日庆贺、对外用兵、皇帝个人意愿、天象变化等也是皇帝辍朝的原因。此外，由于在春捺钵期间皇帝要钩鱼捕鹅雁、秋捺钵期间要赴秋山狩猎，并不处理朝政，这是辽朝的辍朝制度与中原王朝辍朝制度最显著的区别。

［1］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3］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3.

［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6］向南，张国庆，李宇峰，等.辽代石刻文续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7］肖爱民.试析辽人意识中的国家政治中心——以辽代的石刻文为中心［A］.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