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渭生，文 嘉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西安 710061）

在我国传统农业时代，血缘宗族一直是基层的社会组织。宋代以来的乡村宗族，包括有父系血缘关系的丁口及其族谱、祠堂、祖坟、族产、族规和族房长等。而围绕祠堂的礼俗惯制，主要是按照世次辈份供奉先祖牌位、按规定时间进行祭祀，处理宗族内部事务，执行族规和家法，族人联谊（冠婚寿丧，节日喜庆），设立本族子弟“家学”等。因而，祠堂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和标志。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宗族制度历经民主革命的剧烈冲击，族产被没收，族谱被焚毁，祠堂被征收或拆除，宗族活动被严厉禁止，族权迅速式微、不绝如缕。但是，“崇祖观念”虽然历遭“折腾”，依然魂灵不散、打而不倒。①按：人类社会文化在时间上是层累而进步的，新、旧文化经过整合、扬弃而得以保存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代替。而宗教活动的消亡，必须以宗教观念的消亡为前提。人们的信仰观念没有消亡，相应的活动形式在政治强令禁止下会“暂停”，一旦遇到合适时机，又会“复活”。直到1980年代以后，乡村宗族才得以部分地“复活”（以南方地区为显著），并开展各种活动（宗亲组织、祭祖与年会、修葺祠堂、编写家谱、参与协调族内人际关系、宗族摩擦等）。

从近30余年来乡村宗族“复活”情状，可见其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适应性，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暂且不论其未来的发展前途如何，从政府层面上，首先要用理性眼光（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切不可再搞“十年文革”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