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鑫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晚清有这样一类小说，其多袭用旧有的书名和人物而写新的事，如《新石头记》、《新西游记》、《新水浒》等，阿英先生名之为“拟旧小说”[1]，欧阳健先生更之为“翻新小说”[2]，界定虽有不同，所指并无大异。这类小说集中出现于晚清最后十年，据笔者目前统计达130余种之多。根据翻新小说与原著的关系，可将之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纯从形式上借鉴原著者，如平等阁（狄葆贤）的《新聊斋·唐生》、白话道人（林獬）的《新儒林外史》等，在内容上与原著并无关系，笔者将之划为翻新小说的“外围”作品，不做重点考量；一种是形式与内容都有所借鉴，如吴趼人《新石头记》、陆士谔《新三国》等，这一种较具典型性，可以作为“核心”意义上的翻新小说。在这些以经典为对象的翻新作品中，有一部名著“人气”最旺，这就是《水浒传》。据笔者目前统计，晚清共有九种以《新水浒》为题的作品。其中除寰镜庐主人的《新水浒》①外，都属于核心意义上的翻新小说，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二年（1904—1910），每年至少有一种。考察其肇端，竟是一篇无头无尾的《<新水浒＞之一节》，而这篇作品也构成了核心意义上翻新小说的发轫之作，那么这篇小说是何人所作？其创作动机何在？有无下文？又如何促成《新水浒》同题创作的繁荣？对翻新小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中能得到何种启示？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

光绪三十年六月七日（1904年7月19日），《时报》中断了连载的《中国现在记》和《伯爵与美人》，刊载了一篇名为《<新水浒＞之一节》的作品，为第五十二回“黑旋风大闹书场智多星巧弄包探”之一节，概括起来就是李逵打东洋车夫事件，无头无尾，莫名其妙。其篇首有“识语”：“《水浒》千古奇文，作者何敢漫拟。只因爱之过深，不肯自量，戏效一节。所谓画虎类犬，以博一笑，阅者即以犬观之可也。”这透露出两个信息：作者的创作态度是游戏，而选题原因是个人爱好。那么其创作动机是否真的如此简单呢？且看篇末作者补言：“本报自开始以来，间登《中国现在记》及《多情之侦探》小说两种，今日此作，不过偶一游戏而已，非别又加添也。自明日起，仍如前例。如有喜阅此稿者，则请投函本馆。俟该两种登完后，续登此稿。作者又记。”则可知作者为《时报》主笔之一，而其创作动机除游戏外还有“投石问路”的意图，看看读者对此作的反应如何，归根结底是为吸引更多读者。以小说作为招揽读者的重要手段是《时报》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该报几个主笔中，是陈景韩、包天笑二人负责小说栏，两人又都喜游戏、翻新之作，晚清的《时报》小说中，陈有《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新西游记》、《猪八戒》等，包有《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新黄粱》、《<新水浒＞之一斑》、《<新儒林＞之一斑》等，都有此倾向。但这一年稍后包天笑方在《时报》发表第一篇小说，两年后方加盟《时报》馆②，故可排除。这样陈景韩的“嫌疑”更大，但还缺乏足够证据。

而这篇小说确实引起了一定反响，《时报》六月二十三日（8月4日）《黄面》结尾附言处有“再日前《新水浒传》投函诸君，俟后统复”的话，但此后一直无消息，直到翌年三月初十日（4月14日），在《白云塔》后《小说余话》栏目中开始连载《<新水浒＞题解》，作者署“冷”，即陈景韩，其在“叙言”中说：“《新水浒》不敢作，作必被人笑杀。不敢作《新水浒》，作《<新水浒＞题目（解）》，无聊极矣。虽然，过屠门试大嚼，虽不鼓腹，亦复称心。题而解之，勿可已也。”这便是对上年读者来函的“统复”。联系到陈景韩的作品喜标“新”字，连译作都另拟标“新”之题，如《新红楼》、《新蝶梦》，又创作有《新西游记》、《新中国之豪杰》等，而从《<新水浒＞之一节》的风格看也与陈景韩一致，可知该篇应为陈景韩戏作，这也是目前所知陈景韩的第一篇创作小说。

之所以选择这篇小说来开启他的创作生涯，除上文所述迎合读者的考虑及其个人偏好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形式易于成文，在创作经验尚不丰富的情况下不妨以此游戏之作练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