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阳生

人们对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企盼，终于在已经落幕的“两会”上成为现实。据国务院提交人大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2012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计划为3781亿元，地方预算教育支出17800亿元，总支出按国民生产总值的4%将超过2万亿元。

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还是一份意味着更大压力的责任？对此，很多人大代表不客气地指出：“要把钱投到教育的软件和‘人身上，而不是建房子、买设备。”“教育投入应该有‘明白账，让家长、社会知道这些钱是怎么花的。”“关键要看这么多钱怎么用，能不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其实，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是学校、社会和民众的共同期盼。但是，这种期盼又是充满矛盾的。就高等教育而言，自从教育改革以来，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及其结果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相反。运行模式的畸型变异，教学质量的急剧下降，学生就业的严重不足，高额贷款的严峻风险，都警示着人们，我国的高校正面临着办学机制的异化、教育定位的缺失、教学目标的迷惘和投入产出的相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高校，越来越像前十年那些破产的国有企业，“缺钱银行借，还款下一届，政府来买单，品质大滑坡”。

仅就与教育经费相关的现象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是债台高垒，积重难返。早在五年前，也就是上一届政府履新之际，我国高校的贷款状况就已经到了濒临深渊的地步！据北京大学《高等院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称，截至2005年底，全国高校贷款额总额达2500亿元，且有扩大趋势。如果计入工程建设方垫付的资金，保守估计，全国高校债务应为4000亿元。其中，央属的76所高校贷款总额已高达336亿元，校均贷款额4.4亿元，平均年度增幅达到76%。到了2011年末，这种趋势更是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仅以高等教育并不领先的山东省为例，78所公办高校银行贷款199.3亿元，校均2.6亿元。

二是本末倒置，避实就虚。巨额的贷款支撑下，高校的教育质量不升反降。许多大学除了多了几栋气派的大楼，多了几处豪华的花园，还是没有大师，还是没有培养出实用的人才。或是像羊拉屎一样到处是校区，如果有难以承担的债务就“拆西墙补东墙”；或是兼并弱小，卖地还债；或是卖了旧楼再盖新楼。设计寿命为100年的“西湖第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建成仅13年就被实施爆破，然后又去重建新楼。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认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则认为：“大学之大，乃求是‘研究之大。”正好举出了当前我国高校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层面。

三是被动应对，盲目扩张。“钱不够，靠扩招”的做法，是学生和学校为教育大众化共同付出的代价。一方面，不少高校的债务往往是由于被动应对招生规模的扩大，不惜代价地贷款征地、扩建新校区、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完善基础设施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债务被自觉不自觉地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收费年年涨，质量天天降”已成为难以摆脱的怪圈。受教育者付出的是“精英学费”，得到的却是“大众教育”，毕业后不仅到不了“精英岗位”，就连维持生计的职业都“一票难求”。老百姓在如此高的投入下对高等教育抱有更高的期望是无可非议的。而大学生就业的现实，又让老百姓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华而不实怨声载道。甚至可以说，高教投入越多，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四是领导错位，政府负重。据报载，山东省省长姜大明近日对政协委员们吐露：“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高校的债务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发展。”“现在不少高校校长都背着一身债，满脑子想的就是债务，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去想办学的事儿。”这一说法，可以说是对高校管理体制和领导职能的绝妙讽刺。先借债，再找政府要政策，久而久之，政府就是再加大投入，也会不堪重负。不难设想，一位高校校长，脑子里成天思考的不是如何提升教学质量，培养有用人才，想的是如何通过重组资产、扩招收费来化解债务，想的是如何把高校办得更像产业、更像企业，追求的不是人才培养最优化而是筹款牟利最大化。上行下效，这样的校长，怎么能带领全校上下引起对人才培养的普遍重视？据调查，在９８５高校、２１１工程院校这类所谓“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中，教授不上讲台，已经是多年的顽症。

光靠政府投入，对缓解高校债务只能是“杯水車薪”，甚至会导致高校的“金融崩盘”。从根本上解决痼疾的良方只能是：优胜劣汰，正本清源，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管理氛围、急功近利的政策思路和本末倒置的办学机制的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