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强利，叶兰仙△，张玉堂，刘建斌，荔志云，杜欣柏，马显明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精神科，兰州730000；2.兰州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兰州730000；3.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西宁810000）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由急剧、异乎寻常而严重的创伤性事件引起的严重的精神障碍，以反复发生闯入性的创伤情景再现、持续的警觉性水平增高及对创伤相关情境的主动回避等为主要特征，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痛苦和显著的社会功能受损。PTSD的自杀率为普通人群的6倍并PTSD的共病率高［1］，以伴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尤为常见［2－4］。本研究主要对玉树地震后一周年PTSD发生率、影响因素及伴发焦虑、抑郁分析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1年5月10～24日在青海玉树对地震后一周年的550名受灾人群进行采样，排除既往有精神病史者，实际有效问卷为51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27%。其中男276名（53.80%），女237名（46.20%）；年龄18～68岁，平均为（35.73±12.49）岁；18～34岁青年组261名（50.88%）、35～55岁中年组202名（39.38%）、55岁以上老年组50名（9.74%）；未婚137名（26.70%）、已婚346名（67.45%）、丧偶30名 （5.85%）；文盲 372 名 （72.51%）、小 学文化 70 名（13.64%）、初中文化26名（5.07%）、高中及中专文化24名（4.68%）、大专以上文化21名（4.09%）；有躯体损伤42名（8.19%）、无躯体损伤471名（91.81%）；有亲人丧失37名（7.21%）、无亲人丧失476名（92.79%）；社会支持满意度低292名（56.92%）、社会支持满意度高221名（43.08%）。

1.2 研究工具 所用调查量表及诊断工具：（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躯体损伤、亲人丧失、社会支持满意度等。（2）PTSD检查量表平民版（PCL－C）：采用17项版本，是国际公认的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PTSD筛查问卷。每一条目均按1～5分5级评分标准，将各条目评分汇总后得到总分。总分为17～85分，分数越高，PTSD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当受试者总分大于或等于50分，则表明有明显的PTSD症状并诊断为PTSD［5］，为筛查阳性。（3）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两个量表均含有20个项目，每一条目均按1～4分4级评分标准，将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再乘以1.25以后取得整数部分，就得到标准分。SAS、SDS标准分大于或等于50分并由两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医生确诊后为有焦虑症、抑郁症。（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等三个维度。判断标准：一般认为总分小于20分，为获得社会支持较少，满意度低；20～30分为具有一般社会支持度，满意度一般；30～40分为具有满意的社会支持度，满意度高。

1.3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调查时间：2011年5月10～24日；由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工作者组成。向被试者介绍测评目的和具体方法，在获取被试者知情同意后进行问卷调查。所有测试使用统一指导语，并且由自愿者进行翻译，以分批、团体方式进行，答卷当场收回。

1.4 统计学处理 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的统计方法有χ2检验、Logistic回归、相关分析等，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PTSD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2.1.1 单因素分析 本样本结果显示：513名受灾人群中检出PTSD 59名，占11.50%。女性PTSD发病率高于男性（P＝0.032）；中年组PTSD发病率高于老年、青年组（P＜0.01）；丧偶组PTSD发病率高于已婚、未婚组（P＜0.01）；不同文化程度对于PTSD发生来说无差异（P＝0.058）；有躯体损伤组PTSD发病率高于无躯体损伤组（P＜0.01）；有亲人丧失组PTSD发病率高于无亲人丧失组（P＜0.01）；支持满意度低组PTSD发病率高于支持满意度高组（P＝0.038）。见表1。

2.1.2 多因素分析 以PTSD是否诊断为因变量，以一般资料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不是PTSD的发生的影响因素（P＞0.05），而性别、年龄、婚姻、躯体损伤、亲人丧失、社会支持满意度是PTSD发生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女性、中年、丧偶、躯体损伤、亲人丧失为危险因素，支持满意度高为保护性因素。见表2。

表1 PTSD组和非PTSD组影响因素方面的比较［n（%）］

续表1 PTSD组和非PTSD组影响因素方面的比较［n（%）］

表2 PTSD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2 PTSD、焦虑症、抑郁症及其共存的检出率和相关性 513名受灾人群中检出PTSD 59名（11.50%），焦虑症77名（15.01%），抑郁症79名（15.40%）；其中 PTSD伴发焦虑和PTSD伴发抑郁均为36名（7.02%），PTSD同时伴焦虑和抑郁19名（3.70%）。PTSD与焦虑症相关系数为0.464（P＜0.01），PTSD与抑郁症相关系数为0.456（P＜0.01），焦虑症与抑郁症相关系数为0.380（P＜0.01），三者彼此呈正相关。

3 讨 论

玉树地震后一周年513名受灾人群中检出PTSD 59名，占11.50%。汶川地震后3月北川义诊接待的灾民PTSD发生率高达61.4%［6］；张北尚义地震后9月距离震中不同距离两个村PTSD发生率分别为19.8%、30.3%［7］，就总体而言为24.4%。自汶川地震后国内关于PTSD的研究很多并且发病率的报道差别很大。（1）地震的震级不同，汶川8.0级，张北6.2级，而玉树7.1级；（2）研究点虽都在地震区域但离震中的相对距离不同；（3）宗教信仰不同，张北、汶川以汉民为主，无信仰者居多。而玉树79%都是藏民，99%信奉藏传佛教，对于死亡淡然面对，有轮回转世、登临极乐世界的理念；（4）震后采样时间不同；（5）汶川地震在危机干预中总结了丰富经验，为玉树危机干预提供了有效方法。

Altindag等［8］关于1998年土耳其南部地震后13个月PTSD检出率为23%；John等［9］对2004年12月东南亚地震引发海啸幸存的青少年调研，70.7%发生急性PTSD，10.9%发生延迟PTSD。Piyasil等［10］关于2005年3月印尼苏门答腊岛地震引发海啸后一年儿童PTSD检出率为7.6%。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PTSD检出率差异甚大，直接比较意义不大，毕竟跟国内外文化、灾害种类、轻重程度、暴露时间、选用量表、采样时间、人群等不同相关。

PTSD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女性PTSD发生率高于男性，与大量研究中男性暴露创伤事件的危险性高于女性［11］，但女性更易出现PTSD这一结果相符。性别差异不仅与生物学差异有关，而且跟男、女在社会家庭中的角色、地位等不同有关；男性与生俱来被赋予社会重任，要有骨气而不懦弱；而女性显得柔软和脆弱，更易表现出内心的真实感受。中年组PTSD发生率高于青年及老年组，这与张宁等［1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与中年人所担负的社会家庭角色有关，创伤事件前已有一定的事业与社会地位，创伤事件带给他们的损失相对来说更大，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还要面对创伤事件后的重建及再塑造等。丧偶组PTSD发生率高于未婚、已婚组，这与张锦黎等［13］所得丧偶、离异和分居者较易发生PTSD的结果相符。说明良好的婚姻、幸福的家庭可以减少PTSD的发生。此研究文化程度不是PTSD发生的影响因素，再者不同文化程度对PTSD发生无差异，此研究与低教育水平者对突发事件更易出现负性认知，PTSD发生率高不相符［14］；这可能由于玉树藏区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与受教育程度高对比性差有关。有躯体损伤、亲人丧失组PTSD发生率明显高于无躯体损伤、无亲人丧失组，这与Kuo等［15］研究相一致，表明身边亲人伤亡越惨重及躯体损伤越严重，对心灵的创伤越严重，PTSD发病率越高。社会支持满意度低组PTSD发生率高于社会支持满意度一般、高组，这与鞠永彩［16］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说明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社会支持满意度高能明显减少PTSD的发生。以上提示在灾后心理重建中应特别关注女性、中年人、丧偶及有躯体损伤和亲人丧失者，应加大对受灾人群的社会支持力度。

本研究PTSD与焦虑症、抑郁症呈正相关，关系密切，相互影响。陶炯等［4］在震后6个月发现PTSD合并焦虑症的为13.6%，PTSD合并抑郁症为8.5%，PTSD与抑郁症、焦虑症的共存率8.1%。毛文君等［17］发现PTSD中合并抑郁症的共存率为56.1%，PTSD中合并焦虑症的共存率为18.7%，三者之间共病率高。虽然PTSD、焦虑症、抑郁症的共存率的研究报道不尽相同，但都较高，说明灾后带给受灾人群的不仅仅是失去家园和财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灾害本身带来的紧张恐惧、失去亲人的伤痛及难以描述但复杂而悲伤的心理，所以共患率高。可见，灾后在重视PTSD的同时，焦虑症、抑郁症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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