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峰，李啸华，杨红荣，夏 葳，祝延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上海 200080，jiangyf2010@sina.com)

器官移植作为挽救终末期器官病变及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自20世纪50年代开展至今，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临床运用。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首例肾移植手术以来，器官移植数量不断攀升，至2006年，我国每年器官移植数量已超万例，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但是，在我国需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不断上升的背后，是器官资源的严重短缺。有数据表明，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约为150万，而其中仅有不到1%的患者能够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2]尸体和活体是器官的两大来源，其中尸体器官是目前国内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但是由于受传统伦理观念和死亡判断标准的影响，尸体器官捐献工作在我国受到极大制约，从资源方面讲，每年可用肾源仅4000余个，并且还大量涉及器官来源的伦理问题。[3]而作为尸体器官的补充，活体器官移植在技术上已趋成熟，其具有器官质量好、排异发生率低、受者存活率高等诸多优势，并逐渐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4]但是，活体器官捐献与获取同样面临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比如供体知情同意与捐献意愿、供受双方风险和利益评估、经济利益导向评判以及器官供需商业化防范等等。[5]因此，加强活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审查，对于规范器官移植管理、保障器官移植质量、维护供受双方利益，尤其是供体权益，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