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煦 袁鑫

在我党成立初期，由于斗争经验的缺乏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加上一些领导人的个人野心，曾发生过数次影响深远的路线斗争。经过几次激烈的较量，中国共产党最终成功抵御了种种错误思想的侵蚀，不断走向新的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第一次路线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是导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观原因。他主张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即党权、政权、军权以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陈独秀认为，当时党的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他主张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使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同时，“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防止国民党的右倾，完全否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作用。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连续让步，使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

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指责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11月，因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党籍。1942年，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第二次路线斗争：瞿秋白、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正式將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瞿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三任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领导下，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接受了国产国际代表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宣称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的前程，“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们提出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政策。否认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形势，认为敌人的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现在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党的总策略是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瞿秋白的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第三次路线斗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

罗章龙，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1931年，他在反对李立三和王明中企图夺取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使中共面临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最为严重的内部分裂危机。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目的是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明送进中共领导核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参会人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不同意王明上台的不予通知，由于代表达不到法定人数，他又允许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这样就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王明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米夫和王明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引起了罗章龙、何孟雄、陈郁等人的不满。四中全会闭会的第二天，罗章龙、何孟雄等参加四中全会的13名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发出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并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还推选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等五人组成了临时中央干事会，即“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即是后来人们通称的“第二中央”。

193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罗章龙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着，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罗章龙被指责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开除出中央。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后，便不再过问政治，曾任教于河南大学、西北大学。解放后，又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1995年，罗章龙寿终正寝。

第四次路线斗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人左右。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不赞成中央的方针，提出红军西进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的主张。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并要求把部队指挥权集中于中革军委。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返回红四方面军后，在杂谷脑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对中央派来的慰问团实行封锁，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有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主张，指出这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9月9日，随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命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非法组织，率部北上。共产国际也反对其另立“中央”。无奈，张国焘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的路线。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静宁以北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地完成长征。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随后，他帮助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反共工作，彻底叛变。中共中央在他叛变后，开除其党籍。70年代，张国焘离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第五次路线斗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从1931年至1935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4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这次会议，没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妥协。10月，共產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王明等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他们认为，立三路线是在“左”的词句下掩盖着右的实质，宣称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整个地反对；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被迫进行长征。

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党内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