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规范化过程中诗人的身份认同困境
2012-08-15唐小娟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2年12期
唐小娟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中国新诗的发生普遍认为是以1920年胡适《尝试集》和1921年郭沫若《女神》的出版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就此到来,白话文运动首先在诗歌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诗歌这种题材的客观形式决定了它的易于操作,最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成果,因而成为自古以来各种新思想试验的田地;另一方面,与白话新诗的一炮打响,并很快遍地开花,及与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胡适等人的极力宣传并身体力行都是绝对分不开的。胡适把白话新诗看作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突破口,提出新诗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论新诗》)
1921年,郭沫若《女神》出版,为中国的诗歌美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风格:狂暴的、迷乱的、充满原初生命力的阳刚之美。这种面对未来世界的憧憬、歌颂和膜拜体现的是诗人对新的秩序的乐观和信赖。这种情绪不难理解,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一下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背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历了百年的国势衰微、外侮交加,到了五四前夕,中国亡国的危机已经一触即发了。而在这百年当中,无数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作出艰难的探索,却收效甚微。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模式、社会文明思想、语言文字乃至美学思想在这场民族危机里表现得软弱无力,在亡国在即的时候,向西方学习,革旧建新是当时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所能作出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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