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胜军

(湖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日本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吸收、学习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文明、人文文化，发展之快大有超越西方的势头。但是日本在实现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那就是成功地将西方对东方的经营、侵略思想和方法运用在对东方的统治之上——将这种在硬的军事实力掩护之下的软实力计划付诸实施，除了日本政府直接地指导并加以督导之外，日本民间团体也积极地配合政府，发挥了积极的功效:在对华进行文化调查、排查摸底方面竭尽了全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日后日本对华进行武力入侵、经济掠夺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文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出发，将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力争再现、解读20世纪初“东亚同文会”［1］在华中地区的活动，阐述近代日本在对华文化认知转型方面所依托的理论根据和行动方针。

一、自我意识的转型、更新和调整

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明治维新最大的成功就是使整个日本民族发生了质的变化。自我意识的更新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法律法规上得到过验证，更从国民的思想上、观念上得到了体现。将一系列法规、政策等实施开来的是日本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为日本不但在国际事物中得到了认可，更从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指导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引领国民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内田康哉①明治到昭和前期的日本外交家。东京大学法科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外务省。1911年任驻清国公使，直到日俄战争前后。后任原敬内阁外相。极力主张焦土战争，被称作“内田焦土外交”。(1865—1936年)在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8月的手记当中，对亚洲的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冠以世界富饶之地的印度已在英国的统治下多年。支那徒称老大，也被欧美驱逐在外……日本虽然可以呈现一时昌盛，能够期待幸福，但是其威力应该依托亚洲才能与欧洲抗衡。”②见内田康哉《亚细亚论》，1890:19－20．作为一名资深的外交官，内田的理论可以说是日本早期对亚洲的认知以及日本在亚洲所处位置的说明。内田充分地意识到日本首先应该在亚洲或者是说在东亚这个范围之内得到人们的认可以及彰显自己的特性和权威。“为了兴亚，日清韩的结合是兴亚的第一步。日本必须作为亚洲的指导者。日本应该作为亚洲人种的盟主。”②为了使亚洲各国承认日本，仰望盟主的地位，作为实现该策略之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首先可能会出现一两个国家间的争斗，对支那而言，应该提倡和奖励日本人移居亚洲各地。”②由此可以看出，内田的论说是日本对朝鲜的入侵以及对清政府开战的理论基础。

虽然“甲午战争热”不乏使日本人为获得战争的胜利以及赔偿的成功而欣喜若狂，同时又有为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的崩溃而感到惆怅，更有为近代化的快速进程而陷入仿徨困惑之中。在日本看来，甲午战争只是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要做东亚的老大，必须要先对付中国，使中国人从心理上不但不排斥日本，更要从思想和言行上接受、尊重日本，承认日本东亚霸主的地位。此外，日本也清楚地意识到在与西方列强的争斗中自己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从1895年至1904年十年间，日本人一直为这种看不见、触及不着的东西所困扰，从而缺乏自信，甚至有恐惧心理。但不久爆发的日俄战争使日本人摆脱了这种心理障碍，找回了自信和自我。虽然明治维新使日本将西方近代文明与日本传统伦理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日本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仅仅是在东方这个试验场上进行的。其实既带有西方学术、言论民主自由的形态，又深藏东方国家的传统色彩的理论实际上贯穿着整个明治时代。这样的社会文化、伦理思想和“精神动力”为日本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与其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有着因果关系。日本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尊重历史和符合逻辑的，并不是所谓的一些日本人基于“民族自尊心和狂妄自大情绪高涨”，从而后来发动“一系列事件”的牵强附会的解释。［3］

青木周蔵(1844—1914年)，日本明治时代外交家。任第一次山县内阁外相，担任与英国修改条约的任务。第二次山县内阁时继续留任外相。为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及废除领事裁判权做出了贡献。在所撰的《东亚细亚列国的权衡》一书中做了详细的论述，“将俄国从亚洲踢出去对东亚人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即东亚各国彼此唇齿相依、利益相关。日清两国之间需要完全永久的协作。”［4］这时的日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俄国是日本在远东进行扩张的最大障碍。青木的论说是明治以来日本对华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面对西方列强对远东的侵略，同文、同种、同教的日中联盟能形成以东洋人的东洋思想为核心的东亚民族主义。当时的日本试图在“构建”一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即(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社会中的群体有一种共同的基础，这种(日本式的)文化基础为所有成员共享。其思想、价值和审美趣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按照日本的价值观，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东方以及所形成的这种格局应该在二十世纪初被打破。

文化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必然会促使资本的快速发展。日本由于资本发展尚未达到很高的程度，由资本积累转化成军事积累的时机尚不成熟。对清国的认知尚不全面，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处于一种朦胧状态，好多谜底尚不能揭开。必须要对清国进行完全彻底的调查和研究、探讨和分析方可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

二、调查班及调查的目的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清楚地意识到，在东亚除了有必要发动一场战争之外，完成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至关重要。将中国从东亚文化霸主的宝座上拉下来，取而代之，继而重新诠释、再造东亚文化是摆在日本面前的首要任务。甚至是制定“亚洲宪章”的任务都历史性的落在了日本的肩上。

对中国的再认知必须要基于对华的进一步了解之上。因此对华进行调查，将收集来的资料加以分析、整理、研究是解决症结的关键部分。日本外务省除了直接地参与对华的调查之外，民间团体也积极地配合日本当局开展此项工作。东亚同文会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团体。该组织遍及中国各地。除了进行所谓的文化交流、联合办学、共同经商之外，更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开展对华的调查。为此，该组织成立了专班。从政治、经济、思想、甚至外交、军事方面入手开展长达几年的调查、取证。他们深入到民间，将诸多表现该地区文化特征的东西记录下来，登记造册，上报给外务省，以便作为日本在制定对华方针政策时的参考。

笔者去年夏季在日本逗留了几个月。此次在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收集有关20世纪初日本与华中地区有关系的档案材料，以此作为研究课题。外务省所藏的东亚同文会对武汉等地进行调查的报告书共有五卷本。每卷平均有400～500页不等，为篇章结构，每卷大约有四编，每篇有七章，每章内有四至五六节不等，以此类推，内容翔实。笔者在翻阅这些资料时感到震惊的是调查的内容广泛、细腻、缜密。各种数据以及事件的发生地、日本人的名字和中国人的名字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这种周密的调查、严谨的部署无疑在为日本国家提供情报的同时，也为日本在该地区宣传日本文化、实施日本式的经营和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为日后的武力侵略、经济扩张奠定基础。此外，还收集到与湖北有关系的其他档案材料数册。现将其中有关东亚同文会的调查档案介绍如下，篇章结构如下:

第一编:地理及经济，包括有七章。其中第一章是都邑的形势，第二章是气候，第三章包括三节，第一节是人口(第一款汉口支那市区人口，第二款汉口居留地人口，第三款武昌人口，第四款汉阳人口)、第二节是人情(第一款湖北人情第二款汉口人情、第三节是风俗(第一款阶级第二款宗教第三款出生及丧葬第四款婚姻)……第七章是工业。

从以上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东亚同文会对武汉地区的调查进行地十分周密。从人文地理到风俗习惯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内容详实、充足，调查范围广，形成了结构严谨的书面报告。人员配备、时间安排之合理、行动之缜密都令人感到惊讶。东亚同文会武汉驻在班分为两组，每组有几个班组成。一组前往华中地区南部;另一组前往华中地区北部。南部派出了铃木格三郎(调查班班长)、舟崎菊右朗、榎元录次郎等五人，组成了两个班组，一组前往沙市(现荆州市的一个区)，一组前往武汉。汉口驻在班日志详细地记录了该组织的活动日程，“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9月7日前往沙市，9月13日到达沙市。9月12日，木村生病。9月13日，到达汉口。等待常德班组。9月18日，木村病情稍好，马上乘坐汽船向汉口出发。9月22日，到达汉口的木村住进同仁医院。”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7月9日，京汉、西安、粤汉三班一起启程去南阳。7月14日，与前面的三个班一起在日本人俱乐部楼上会见了山崎付领事之外，聆听了前辈们的讲话。7月15日开始各自的调查。8月31日将调查班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前往宜昌;另一部分前往常德。”①参见《铃木格三郎日志汉口驻在班东亚同文会清国调查之件(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1901:4．由此可见，日本对华中地区的调查是有计划性的。

东亚同文会对华中地区的调查开始于1901年，该地区也是日本开展整个对华调查与探访的比较早的区域，并且是以全方位的形势展开的。这些资料当中包含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主要是外务大臣)签发给日本驻武汉、宜昌、沙市以及湖南常德等地的指令。住在该地区(主要以武汉为中心)的日本人在开展对华工作时均在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馆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的。形成了一个机构、团队，有组织、有步骤地对武汉、宜昌、沙市等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取证。

20世纪初的世界，权利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日本资本积累的剧增、自我意识的更新、对世界格局的再认识都使日本国民清楚地意识到“个体和群体受制于他人意志或既存社会秩序的限制”［5］是何等的痛苦。日本对华的调查研究，目的就是要从大陆文化中找出可以被己所能用的部分，填充自己文化中的不足，从而获得使自我文化能够可持续发展、延续的动力。

三、调查班对华中地区的文化认知

在第三章当中，对武昌、汉口以及汉阳的人口及分布情况做了记录，此外，对湖北人情、汉口人情、风俗、阶级、宗教、出生与丧葬、婚姻、衣服的样式及原料、种类、银行、矿藏、工业、制造业、贸易、款项、鞋帽、资本家以及资本家的种类及资本的运作、职业、劳动者、租借地、居民区以及日本住留民的情况都做了详细的调查和备案。“汉口坐落在湖北省扬子江(现长江)、汉水(现汉江)的交汇处。交通四通八达，商业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隔江而望，与武昌相对。相挟汉水，与汉阳相望。可以直通湖南、四川;汉水直通河南、陕西。汉口坐落在湖北省长江、汉江的交汇处。交通四通八达，商业上占有重要的位置。”②参见《东亜同文会ノ清国内地调査一件汉口驻在班之部(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所藏，1901:7．

对汉口的商业调查做的很细腻。“汉口的仓储业状态与上海及奉天(现沈阳)相比几乎相同。对欧美各国而言，其发展的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他们自古以来就有仓储业的组织。最发达的时期是开港后从上海而来的贸易。汉口之地是九省之会，自古以来商业就繁荣，前景乐观。虽然欧美人来袭，从事贸易活动，但仅仅经历了数年。其后该地的发达程度也历经了初期阶段。就汉口而言，现在仍然将租借地作为经营的重要场所。外国人相当地关注这些地方的发展，试图经过几年之后，将这些地方发展成与上海平行的贸易通商区域。该地的仓储业的发展全部由汽船公司兼有。仓库业的繁荣促进了该地区商业的繁荣。各个船运公司拥有大量的仓储;可以及时快捷地将货物囤积起来，并且随时可以发往各地。”③参见《东亜同文会ノ清国内地调査一件汉口驻在班之部(3)第一编商业机関第一章仓库业第一节総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1901:15．

武汉人的饮食、衣着、风俗、思维方式也是东亚同文会调查的重点。“米饭和面是该地方的主要食品。早晚两顿，早饭从九点到十点。晚饭从四点到五点之间。此外是商家的话，晚上从十点到十二点之间为喝粥时间。这种习惯与北方早晨喝粥或者吃点心的习惯截然相反”。①参见《外务省各国事情关系杂撰支那部分汉口(1)》，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所藏，1901:14．

日本人对湖北的人情及官场进行了特别细腻的调查。“汉口是中国内地的一大贸易场所，自古就叫做吴镇。湖北省的幕僚基本由外省派遣，或者由满人或者广东人担当。因为湖北人其人情皆无，性格、语言差距很大。此外，各个官宪权限分明，彼此间关系暧昧。官吏间的交往频繁，但多为虚无之交，好像是能够互相帮助，其实是彼此结党营私，一朝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就反目为仇。”②参见《东亜同文会ノ清国内地调査一件汉口驻在班之部(1)第一节湖北的人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蔵，1901:7，18．“现代支那人的礼服、官服、以及平民服装各自都有一定的形式。看今日的服装，无论从装饰上看，使用上看，以及卫生上看，衣服都是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东西。比如说。男女都穿戴的筒袖，前襟以及号码宽大。可以将男子的头部及胸部直接地装进去。女人的裤子或者裙子幅面宽大，盖住腰部。因此不显示出腰部的线条。简而言之，支那人的服装自然地裹住人的身体。做法与西方的截然不同。”③参见《东亜同文会ノ清国内地调査一件汉口驻在班之部(3)第五款衣服》，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蔵，1902:9．对衣服的布料，调查中说:“从传统的角度看，支那衣服就一直以棉布为原料。一般常用的衣料是全麻的一种布料。汉口方面的住民为了夏天时通风好，通常使用麻做衣服。后来逐渐地采用桑蚕。用木棉做衣服几乎在全国普及。汉口地方也用绢丝作为衣服的原料。”④同上第19页．

对人口调查、摸底同样重要。“明治三十四年(1911年)日本人74人，英国人195人，美国人194人，法国人82人，德国人78人，其他国家人358人，总计981人。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日本人528人，英国人504人，美国人500人，法国人123人，德国人162人，其他国家人325人，总计2 142人。”⑤参见《外务省各国事情关系杂撰支那部分汉口(1)》，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所藏，1901:17．可以看出，到了1905年，仅仅在四年的时间里，在武汉的日本人增长了五倍之多。以递增的形式增长表明日本对华中地区从开始的初步了解，达到了一个快速的认知，从而进入大量移民的状态。为了更好地把控在该地区的日本住民以及使他们能够为日本国家服务，日本通过法政令对该地区的日本人以及外国人进行严格的约束和限制。“第七条，帝国专管居留地所在地方的该国住民为法人或者为该地方领事官所管辖的该国臣民、人民。作为法人，拥有帝国专管居留地内的土地、房屋，实施占有、或者拥有使用物品以及实施特定的行为时，居留民团具有符合帝国法令及条例的资格。(总计七十一条)外务省告示第十八号下个九月一日开始设立以下居留民团。”⑥参见《在外本邦居留民団(会)関系雑件汉口之部大正九年四月编 本民团关系 法规汇撰 汉口居留民团》，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所藏，1901:35．

日本居留民团虽然为民间组织，但是在殖民扩张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了保护当地日本住民的利益以及人身不受到伤害，汉口日本居留民团成立了居留民团志愿者团队。对要加入该队的人有严格的条件要求。即:志愿者必须为汉口居留民团地域内的住民，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帝国臣民的男子。要具备以下规定的各项资格。一，拥有一定的职业。二，身体强壮者。三，没有酒癖以及其他的粗暴不良行为者。四，没有前科或者按规定受过禁止在留处分者。

东亚同文会对华中地区的调查是采用辐射式的。以武汉为中心向北、向南扩展开来。湖南省也是被调查的对象。“作为湖南的第一商业地，长沙类似天府之邦的西京。常德类似大阪。四通八达，商店林立。仓卷、龙阳、沅江县等都物产丰富。当地更令人感到愉快的地方是中学堂、师范学堂都有日本人教课。当地人好像比较欢迎日本人。离常德一日之程的桃源一带过去是苗族的根据地。时至今日也能够看到遗迹。常德住户(光绪三十三常德警察局的调查)11 333户。人口:男，45 272人;女，27 424人，合计72 696人。在常德居住的日本人职业:日清航运办事处1人。东信海航贸易商3人。伊世洋行2人。福田洋行2人。保真洋行2人。师范学堂(教习3人，家属3人)6人。医师1人。女教习1人。合计18人。”⑦参见《东亜同文会ノ清国内地调査一件汉口驻在班之部(5)湖南省常徳事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蔵，1901:48．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仅引用了原文资料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就有关其它方面的原文资料将另撰文论述。

笔者认为，人情、习惯、思维方式、伦理价值观等代表着民族文化，都直接建构了该民族的上层建筑及社会的意识形态，支配人们的行动，决定了人的处事哲学。日本了解中国，在与中国人接触过程中尽量避免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及造成误解，以获得更多的情报和信息。这样，就会使研究能够顺利地进行、开展，从而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查的结果才会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尽管日本在自我完善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民族修行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国家建设及对外扩张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但是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要征服偌大的中国单凭武力是不能够完成的，伴随硬的军事实力而同时进行的文化认知及渗透是日本做“东亚老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先决步骤。

如今，日本首相野田提出了“亚洲宪章”。虽然是非正式的提案，没有在国会通过讨论，但也代表了野田内阁新的亚洲政策。近年来，日本海外协力队积极地对华中地区派遣队员，从事于医疗、教育方面的工作，也反映了日本新一轮的对华文化宣传和外交政策的一面。特别是近期的钓鱼岛事件应该使我们在新的时期对日本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近几年发生的多起事件表明日本不但要做经济大国，还要做军事大国，同时还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大国。这种流淌在日本民族血液中原质性高血脂势必要进行周期性的释放、减压，以维护自身机体的正常运行。纵观日本近代发展史，将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完美地对接，从而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同时，将西方理论更有效地、成功地运用在对东方的侵略和统治之上无不是以这种模式展开的。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研究，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加深读者对当今日本的正确认识，理性地看待日本人、日本文化以及日本民族，如何加大和加强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应该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1］ 李 庆．日本汉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325－326．

［2］ 马克思恩克斯选集:第一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3］ 李 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3．

［4］ 青木周藏．青木周蔵自传［M］．东京:平凡社，1970:102－103．

［5］ 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周晓虹，徐 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