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柱

（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广东汕头 515063）

“寺”“士”难料：乡村共同体与士的再造

秦国柱

（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广东汕头 515063）

新修、重修庙宇等已成为当下农村许多地方最重要的公共或家族事务（活动）之一，尤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为甚。美轮美奂与香火燎绕的表象并不能遮蔽农村传统生活共同体趋于瓦解及信任体系崩坏的真实场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商业利益在不断推高各地国民生产总值的同时，也在逐步消解基层政府的权威与行政能力；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乡绅阶层（士）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扮演的角色地位与积极意义正有待于被重新评估。在农村复兴传统书院，或许可以为现代之“士”提供一个全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乡村共同体；寺庙；士；信任；书院；道义经济学

一、引言：尚贤尚智，民争民斗

有报道说全球经济危机暴发以来，《资本论》在它的老家德国及其他一些欧美国家销量增加了不少，一些人重新开始琢磨“资本”及其派生“物”，认为从马克思老人家那儿还是可以悟到些真知。经典就是经典。而此前欧洲一个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的崛起，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有着与生俱来难以调和的冲突与矛盾。与生态环境过不去，归根到底就是与人类过不去。

《道德经》尝言：不尚贤，使民不争。初读并不容易理解，见贤思齐，见智弃愚，一个社会，怎么能不尽可能多树立些方方面面的榜样让普通民众效仿呢？黄老之术终究敌不过独尊儒术，武皇开边情更迫，岂能老死不往来！在当下经济危机与生态环境恶化双重打压之下，少一些发家致富与智慧超群的榜样，也许真是件好事。不怕被指斥“站着说话不腰疼”，笔者以为“经济危机”与“生态恶化”有着天然的负相关。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促进消费），正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成因。当人们还在为化石能源将要告罄而痛心疾首，转眼却又为石油、钢铁、煤炭、电力、汽车销量大减而忧心忡忡。看来，这“经济全球化”真不是虚的，“医得眼前剜却心头”，一条不归路！

资本来到世间，既然每一个毛孔要滴血，这点点滴滴，终于滴到冰川消融山河易色天地难容。资本主义最大的成功，就是让全体地球人几乎都做到了“尚贤尚智”，当然也就造就了史无前例“民争民斗”。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对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昨天还弃如敝履今日却能够卖出天价大为赞赏，认为这正体现了其价值，是件好事！不知道“马先生”所说的价值主要指古人的手艺水平还是古人的生活情趣，或就是一个商业时代的物以稀为贵！

诚如“马先生”所言，许多今天卖出天价的东西二三十年前在中国并不值钱。为什么不值钱？笔者认为是那时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与老祖宗差别并不大，几乎没有差别的生活，那些东西是文物，也是活物，乡里乡亲随手都可以拎出来的玩意儿，凭什么去卖天价？但如果今天问一位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小时候流经城里的河或村头的小溪，还有那屋后的山头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你看他那激动吧！不把你“雷”倒他难过。

古人怎么看待幸福生活？三百年前，张潮的《幽梦影》说：“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笔者深信，在“尚贤尚智”争斗中脱颖而出身心俱疲的“高端人士”如果倾其所有可以换来这幽梦一般的生活，一定是眼都不眨就敲定。只可惜，中华大地遍地是“漏”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上哪“捡”去？马未都倒是捡了许多“漏”，如今也就是可以开一个博物馆，养养眼，与友人一同在想象中陶醉于古人的“幸福生活”，仅此而已！

且做个妄言：与时俱进，知识精英们终会对二百年前士大夫痛斥为“奇技淫巧”的出发点产生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同感，科技带来的“技”与“巧”，真的那么伟大吗？难怪有科学家会说，科学技术（物理）的问题，最终是哲学问题，而哲学问题，最后又成了宗教的问题。启发过马克思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则说过：没有死亡，就没有宗教。看来，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要落脚到生与死！科技提高了人的生存预期，但终于有这么一天，一位美国著名流行歌手将“I won’t to die at hospital”唱上了流行歌曲之榜首，也许，他是去了一回ICU（重症救护），隔着透明玻璃看了里边正在发生的情景吧，受不了那刺激，发誓自己要死决不死在医院，此歌能激起广泛之共鸣，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没有资本主义，也许我们今天仍在以步代车，也就是30年前中国人喜欢调侃的那“11号车子”，速度与“效率”的确是极其的低，但决无二氧化碳与粉尘之烦扰，今天谁还真的上街去“打酱油”？说这话的人，估计是一时急了，对着记者采访的镜头将儿时的记忆脱口而出。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就是老子！

二、兴寺修坟：乡镇富人的自我救赎与草根族的理性选择

论经济总量与局部世相，当下可谓盛世。寺，庙也；坟，墓也，当下亦星罗棋布于中国乡间，尤以闽粤浙桂等南方省份为盛。

中国几乎所有知名庙宇抬头所见之匾皆称寺，如法门寺，少林寺等。秦汉之际，寺是中央王朝掌握各方面重要“分寸”之所在，即“三公九卿”之“九卿”办公场所，相当于今日中央之各部委，如太常寺，大鸿胪寺等等。自打东汉皇家特许在洛阳为传经而来的印度僧人设白马寺始，“寺”便逐渐成了普通中国人祭拜（信仰）之主要所在，这本是汉字演变史的一个常见现象，有趣的是，祭拜之处与墓地一样，既是城市的胚胎，也是公权力滋长的摇篮。此“寺”与彼“寺”，倒有些许相通之处。

潮汕平原桑浦山下，周边一平方公里左右范围内，近年来“崛起”上规模的庙宇群落有三四处，如龙泉岩、金刚岩、铁林禅寺、天禅寺，小的有名无名拜祭场所则不计其数，如伯公（土地）庙、三山国王庙等等，有趣的如龙泉岩，这里本是一个旧有寺庙的小群落，高低错落着多个不同名称的小庙，但近年来在附近迅速建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寺庙群，公然号称此地乃“古龙泉岩”，并煞有介事彩绘水泥塑就一巨龙，龙舌舌尖“流出”点点真假莫辨的龙涎（山泉），有杯盘在旁伺候，还有一“功德箱”张口以待。喝还是不喝？游客自便。

盛世修庙？常有人发问，当地经济不算十分发达，老百姓生活也很一般，哪来的这么多钱修如此豪华之庙宇？毋庸置疑，修庙的钱肯定不会出自当地政府，众人只能猜测，估计主要由“老板”们出资，乡亲们出力，当地人自行筹划建起的。

笔者进过当地乡间一些小的庙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小小庙堂里挤满了各色的神祗，儒、释、道“掌门人”同受一炉香火不算稀罕，还有许许多多说不明道不白的神龛神像也济济一堂，可谓红脸的关公白脸的……都可忝列其中，这或许就是民间普通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凡神必拜，闻“灵”就叩头。这又可能引发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即生活在社会底层或边缘的普通中国人，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或者说，这些每日不可或缺的“公共场所”到底意味着什么？

契约社会与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中国传统村庄作为“共同体”早已解体，没有了乡绅阶层的农村必然是“村将不村”，社会学者称之为“村庄的原子化”。原子化的个体自然无法形成凝聚性的集体力量，也就无以对抗适应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需要乘虚而入的村庄灰色势力，以及他们与乡镇干部结成的阶层利益共同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地方秩序，也对国家在地方的权力形成严重威胁。寺庙的兴盛，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种矛盾冲突的激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弥部分村民日益增长的“仇富”情绪，仍不可轻下结论。也许，这也是（出身）当地富人的一种自我救赎，基于出资者的视角与见识，将钱捐给庙宇，必然受到广大村民的拥护，而且这也比公然地施舍或捐助其他公益事业，更能减少一些“麻烦”，于人于己，更有“意义”。

无论如何，乡村公共生活的丰富与缺乏，对于百姓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也即村庄伦理规范、行为秩序、价值体系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村庄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村庄自身的“自组织生态系统”相连，众多小寺庙通常由村庄的老人管（打）理，在失去了乡绅之后，老人们实际上是维系这个生态系统最重要的一环。但更多的是与权力由谁掌控、主要功能是维护村庄整合还是阶层分化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乡镇政府的权威及其公共服务能力，决定了国家对乡村微观治理的成败。毫无疑问，在乡村共同体幻象破灭之时，乡镇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也面临“年久失修”的窘境。以土葬为例，当地亦于今为烈。每年清明节前后若是攀爬桑浦山巅峰金刚岩，沿途所及，祭拜先人痕迹处处，有些墓主为方便亲人扫墓，还建起了造价不菲的凉亭与大理石桌椅。有人曾不止一次谈到，桑浦景色虽好，只是新坟叠旧坟，坟头越来越多，踏足其间，多少有点儿……。笔者总是打趣说，墓中主人通常很寂寞，平日里难得有人造访，吾辈温文尔雅之士，偶然相逢，想来不会被视为冒犯，你怕什么？不过此话经不得认真推敲：桑浦山麓虽然广袤，在人口密度如此之大（据说仅孟加拉国堪可比肩）的潮汕平原，总有见缝也插不进针的那一天，真要是到了所有的（巨石可以爆破）缝隙都摆上了大大小小潮汕特色的椅子坟，桑浦山还适合攀爬吗？“田园庐墓尽，何处话桑麻”，古人似已有预见。

众人的疑虑或许是多余的，不必待到山穷水尽，“椅子”漫山遍野之际，公权力的认真介入与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往生者总要为现世者留下一点热土，地方政府的执行力有时也是高效的，通常是到了问题不解决就不可收拾或已经不可收拾的时候。如同上海已经倡导并实施了占地0.2平方米的“绿色墓地”，逝者之间以寸土为界，无论是地下还是人间，都将不再寂寞。从金刚岩上俯瞰曾有海滨邹鲁之谓的潮汕平原，仰身回首，笔者曾有过悚然一惊，仿佛此刻就笼罩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苍穹之下，有多少豪情此刻可以抒发，又有多少悲哀难以言说。面对触目可及数不尽白色坟头，就有一种深刻的悲凉。这大大小小的椅子坟，究竟寄托了多少的哀思与希冀？规模大者，少说花费几十万元，也几乎全部有人拜祭的坟墓均为近一二十年新修或重修，据说有不少是将早已移风易俗火化的骨灰盒再重新入棺土葬，曾被视之为糟粕，弃之亦如泥沙的一些风俗，在改革开放之年发扬光大，悲耶哀耶，还就是一种“自有其理”，难以言说。

曾几何时，历史的良知与愚昧全都匍匐于政治权势者的脚下，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与对伟人的个人崇拜使得一切“移风易俗”犹如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当资本的力量悄然登场，终于迎来了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进步的狂欢时代，也终结了政治力量轻而易举主宰草根民众生活一切领域的时代，不论新风旧俗，老百姓以为需要的，必然是复辟接着复辟，光大引来光大，地方政府此时相应的“执行力”，除了引来几番讪笑，几至于零（潮汕乡间生养十个八个孩子的家庭仍不是旧闻，亦可印证制度渠道‘失修’之严重）。几千年的专制形成的人身与人格依附传统的阴影，也显然不是哪位精英说几句“民主是个好东西”或个别领袖以身作则就可以消除的，君不见，主旋律的倡导者们仍然在央视痛快淋漓地演绎着曾经的最高统治者如何地“得民心”，且不惧“身后骂名滚滚来”，更期待“再活五百年”！普通民众怎么办？文字学家考证说，“民”字最初象形的是一把刀捅进一只眼，表示此人已被剔除一只眼睛，既是奴隶的标志，也表示此人没有了多少反抗的能力。民者，氓也，草根民众也。“哀民生之多艰”成就了伟大的屈原，尽管有学者考证屈原哀的是自己沦为草民，并非指广大民众，但中国人宁愿永远相信屈子指的就是普通民众，就如同不论学术界如何争论，老百姓就是相信《满江红》是岳飞（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从心底里唱出来的。过去是这样，将来恐也难以改变，权势者始终居庙堂之上，草民们能够指望现世与身后为之涕下者，除了自己的先人与后人，还能指望谁呢？老一代率领着子孙前往墓地或祠堂祭奠祖先，当然也是演示给年轻的一代人看，官家有庙堂，草民有祠堂，“再活五百年”的梦，老百姓也会做。谁还能说，兴寺修坟不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在“盛世”的理性选择？

三、入世与入寺：乡民生存伦理践行的镜像与减压室

如同传统中国城镇总有一个“城隍庙”作为各级衙门的镜像一般，城隍老爷也即现世“父母官”的“他者”。乡民们到寺中烧香许愿，虔诚地叩头跪拜，亦可视为乡民生存伦理与“日常政治”行为的一个镜像。什么是乡民的生存伦理？不妨将视野投向海外，先从斯氏对“弱者武器”所作的精微阐发谈起。曾长期深入东南亚多国做田野调查的著名学者斯科特（Scott，James），对现代资本力量给乡村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新变化和新压力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经济起飞”之际，出版了两部石破天惊的著作，即《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与《弱者的武器》。

揆诸斯氏之见，农业科技的引入和渗透侵蚀了原有的村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马太效应”，加剧了农户之间的不平等，扩大了两极分化的趋势。穷人在村庄改良计划中逐渐被边缘化，很多人陷入绝对贫穷的境地，为了生存和自尊苦苦挣扎。

很少有局外人不会发问：为什么贫穷的农民不反抗，不推翻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斯氏提出了“弱者武器”一说。农民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处境，只是他们认识到公开反抗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采取了一种“日常反抗”的方式获得保全和生存的机会。农民有两种形式的反抗：“日常”反抗和公开性质的反抗。

真正的反抗被认为有以下特征：一是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二是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三是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四是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基础的否定。与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一是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二是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三是没有革命性的后果；四是就其意思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

斯科特继而指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这就是农民的“日常政治”。农民“拒绝接受来自上层的情境定义，拒绝认同他们自身的社会和仪式的边缘化，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的反抗而言尽管是不充分的，但是肯定是必要的”。就具体“武器”而言，斯科特列举了“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并表示“这些武器也并非农民所专有，人们在观察中不难发现，官员和地主也经常抵制和破坏那些于己不利的国家政策”。［1］最后一句话正好印证了国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说，可谓深刻的道理通常寓于简单的事实之中。

斯氏就此提出了“道义经济学”概念。他认为：徘徊于生存边缘，受各种外界因素摆布的农民家庭很少把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目的，在避免失败和追逐冒险之间，农民通常选择前者；他们的决策取向是风险规避，缩小最大损失的可能概率。他们是生存伦理至上，践行“安全第一”的原则。［1］曾有一位古典经济学家称传统自耕农为“最快乐的农民”，今日依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遍布于潮汕等地乡间的大小寺庙（包括坟茔），就是乡民生存伦理践行的精神场所（既是减压室，也是现实‘日常政治’行为的一个镜像）。但即使有自发形成且星罗密布“减压室”存在，也决不可轻视纯朴善良民众如水滴石穿般的政治反效用。不可轻视弱者权力（极而言之，即使奴隶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劳动的权力’）的集聚性质及其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沿海农村宗族势力正在迅速抬头，正好与寺庙之兴盛互为映照。宗族势力也要与神灵结盟，神灵只是表象，也即基督教批判的所谓“偶像”，家族观念的强化才是关键。杨念群先生曾就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去年元宵节我在福建莆田观看了抬神游行。这天许多庙里的神祗都被盛装抬出，沿固定路线巡游示众。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莆田一个比较大的行政村居然分布着一百多座神庙，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重修而成，巡游的前夜全村要举行彩灯游行，从高处望去，一条灯龙从村内民居中逶迤游过，伴着不时在空中炸响的焰火，如果你晚间进村在朦胧中穿行，会不时忍不住停下来为某个房间中闪烁的神秘祭神灯火而驻足观望。”［2］

笔者以为，宗族势力与宗族情结，而并非之乎者也装腔作势的“儒学”，才是真正导致在汉民族历史上不可能实现政教合一的根本原因，但宗族势力的超强，未必就是一个民族的福祉。中国的大历史，就是一个政（宗）族合一的历史。从皇帝这个总族长到堂而皇之的“父母官”再到乡村里的大小族长，如同布下了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将天下苍生一网打尽！乡民们是名符其实“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虽然沉默，但有自己的“生存伦理”。指望香火日益昌盛的“入寺”行为来消解农民的反抗情绪是十分危险的。依靠民间信仰来重建村庄原有的共同体体系，恐怕也是妄想。同样是基于海外学者的研究，当常规的和匿名的反抗正走向失败或已经达到危机时刻，大规模社会动乱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这不是危言耸听。

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叫作“精神收入”（psychic income），指的是人们在精神上的感觉。如果是舒适感、荣耀感、成就感，就是正的精神收入；如果是痛楚感、耻辱感、挫折感，就是负的精神收入；如果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精神收入为零。事实就是，精神收入性质的判定和数量的测定，并没有一个外在的、通用的、严格的标准；但对于具体的人来说，是可以实实在在感觉到的。当下贫困乡民受到打击是双重的，当一个人财产收入与精神收入都呈现负数，任何神祗都要黯然失色。

为更好地“入世”而“入寺”，乃乡民生存伦理践行的镜像，此镜像的另一面，则是日见复杂与艰难的“日常政治”。今日中国乡民，不论贫富，皆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与彷徨，其中不知还有多少吊诡谜局，仍有待于去一一破解。

窥一豹而观天下，盛世之寺，又会有“多少楼台”终将走入“烟雨中”？

四、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重建士（乡绅）阶层所以可能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这是中华农耕文明鼎盛时期的常态，也是中国农村始终存在一个与“都市精英”声气相通，并可互为转换的“士”阶层（集团）的前提，同时也造就了千古传诵古典田园诗歌景色（哪怕是想象的，或大大夸大了的）的“调色板”。

随着近代半殖民地初级工业化与当下城市化进程提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化百年来岿然不动，少得可怜的乡村“精英”一冒头便有去无回，对农村社会起到“主心骨”作用的乡村士阶层，早已不复存在。而一百年来，从民初对“封建礼教”的反其道而倡导之，到文革十年扫荡一切权威的登峰造极，再到今日市场取向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所向披靡，可谓软硬、大小“通吃”，彻底颠覆了中国农村伦理道德、乡规民约的基础（当然，城市也好不到哪去）。

“五四”以来学人对中国人“私德”的批判，正是认为他们太“家庭”而不是太“个人”，隐私与私德，一字之差，相距十万八千里。从民国到共和国，官方对农村“公德”的建设，只要政府的权威与权力能够顾及，可以说都是不遗余力，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保甲连坐制度”，新中国的“破旧立新”，直到大革（旧）文化命的乾坤倒悬，总是效果不彰甚至彻底走向反面，老百姓似乎也离西方社会所表现出的某种习焉不察之“公德”心越来越远，并彻底倾覆了中国人赖以维系一定程度彼此信任的根基。也正如杨念群所言：“对‘自我’的关注，从来不是近代中国的主题，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苏格拉底式的对‘自我’（self）意义的沉思。中国人所显示的通乐圆融，使‘个人’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太多的功利品格。”“随着‘国家’的逐渐退场和市场利益为主导的伦理取向的出现，乡村中真正由‘个人’觉醒所导致的自主性组织的缺乏，直接造成了乡村信任网络的崩溃。”［2］

传统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双重阙失，政治与传统的相继“失语”，给农村乃至城市一些社区带来的直接伤害，就是信任危机。笔者深信，这可以透过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与本质来思考。人类有三大本能：保存生命、躲避危险与繁衍后代。最根本的就是保存生命，后两条亦由此派生。为保存生命，人类成了群体生活的社会性动物。而群体生活最重要的本质是信任！没有了信任，所谓道德沦丧便是家常便饭。

农村的衰败与道德的沦丧几乎是“与时俱进”，不到乡间，未亲眼目睹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民们实际生存现状，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兄弟俩会为老父亲葬在谁的自留地上而大打出手，也看不懂当儿女们住上了新房，老母亲却搬进了猪圈的现世“活报剧”。“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不是为了行文上的流畅与语词上的排比，是任何人或迟或早都必须直面的“三农问题”！农村完了，城市也完了；农民完了，中国人也完了。

如果说，民初发生的“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影响所及仅仅是部分知识精英与少部分人，尚不能真正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胡适与小脚女子江冬秀白头偕老，就是一个例子）；文革时期的“朋友割席，兄弟反目，夫妻造反”（这是传统社会中最忌讳最可怕的人际关系危机），则横扫了大多数家庭及其所依赖的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圈；当前畸形的市场导向，更是让非法传销组织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日益衰败的农村如鱼得水，亦如水银泻地，渗入千家万户，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活剧，有识之士们痛心疾首，担心中华民族文化根基从此不保。

这是一场治理危机。有论者认为，“90年代以来的乡村治理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国家对宏观形势判断失误造成的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3］。本可避免的发生了，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必须动真格，如何反哺农村，方式很多，不是本文能够一一涉及，亦非笔者有能力置喙。倡导在乡村重建乡绅阶层，作为一个意愿，也许能够引发一些积极的思考。再造乡绅阶层是否可能？盛唐之际那“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乡间模山范水的召唤能否再度响起？是天方夜谭还是呼之欲出？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

传统社会的文人士大夫遭贬遇挫之后，为寻找心灵的归宿而投入空门或走向山水，是最为普遍也最为见效的“进路”。大自然也的确是陶冶性情、忘却人世忧患的最佳场所。他们在山水世界中实现“万物与我为一”的忘俗忘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自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洒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是豁达。今人读“潭中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柳宗元《小石潭记》）体会到的是古人“一切景语皆情语”之真谛。

想象一下那鱼儿“皆若空游无所依”的清澈与周边的“幽丽奇处”，真正是“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身临其境，“以文墨自慰”，处政治之边缘，同样可以阐发“大中之道”，不放弃“至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较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也就多了些许积极的色彩。

水清、石奇、泉冽、山秀、木嘉、竹美、草香，以柳宗元山水笔记为代表的这些景物，在后世士大夫的笔下，与屈原《离骚》中的“香草”、“美人”同出一辙，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也是自身高洁人格的写照。古人笔下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寄情山水，物我同一，处江湖之远仍忧国忧民，必己达则达于（周遭）人，食乡间烟火，闻“狗吠深巷里，鸡鸣桑树巅”（陶渊明），出世与入世，在穷乡僻壤可以统一可以相交。今天的“士大夫”们，还会有人愿意“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吗？也许有人会调侃，去乡间旅游点盘桓数日当然没有问题，就算是一种变相的“扶贫”，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现代乡绅（士）集团的建立有什么关系？但笔者认为，古时的“贬”与“抑”正变换了形式在重重叩击着越来越多当代“士大夫”的心门，农村农民的衰败痛苦与城市城里人的拥挤空虚，都在日益加重这种叩击的力度。所谓的“农家乐”、休闲度假热，表面上看不过就是一种“围城”现象，归根到底，城里人还是要回城里去的。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希望走得更远留得更久，这就为“乡村教育”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民国初年，也正是目睹了广大农村的破产与农人的贫愚病苦，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以“乡村教育”、“平民教育”为己任，脱去长衫马褂扎根乡里，展开了真真切切的实验，这其中，尤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为代表群体所作的努力为后世所称道，甚至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入侵，韩复渠得以终老于山东任上，梁漱溟在山东的实验县乃至实验省最终会是一个什么的结果，会不会比后来晏阳初作为联合国专家到世界各地推广的农业计划更为吸引人更能改变农村面貌？当晏阳初先生不遗余力地在东南亚各国推行农业改良计划之时，也正是斯科特先生为他的“农民道义经济学”与“弱者的武器”问世“躬耕”于当地田野之际，真是一个有趣的反讽，都是堪称伟大的知识分子。

重建乡绅集团必先重建乡间学用结合的教育机构。“有山林可供徜徉，避闹市方可读书”，今日更有其号召力。到山里头恢复传统的书院，甚至在形式上完全照搬古人，请“山长”或“洞长”主持，分设“致义斋”与“致用斋”，前者务虚，后者务实，农村需要什么知识就传授什么知识，当然也应有“牧师对牧师的布道”的空间，若干志同道合者在山里切磋学问，也是一大乐事。笔者坚信若有人登高一呼，响应者必众。至于经费问题，可以循“当地政府支持，企业（基金）或个人赞助，参与者自理”的路子，当年国破民穷（那是真的穷啊），晏、梁、陶（行知）等人尚可赤手空拳打下数片天地留给后人唏嘘感叹，今人怎么可能做不到？！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陶宏景）到山里去吧，近年来各界对体制内的高层人士是否延长退休年龄聚讼纷纷，真个是延也不是不延也不是，不用延了，既然多数人身体如此健康，又有现成不菲的致仕“俸禄”可拿，何不到农村去贡献“余热”，既可吸收新鲜空气品尝绿色食品，又可造福子孙后代，维系民族社会之安定团结，何乐而不为？！如果真有这样的书院，笔者退休之后，也有兴趣报名参加，农业科技知识没有，教农村文盲识文断字应该还是可以。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的先贤从来不认为新与旧是对立的，张之洞旧体新用说之所以被嘲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基督教（二元对立）文化影响所致。乡村士阶层的再现，不是复古，是新生，也应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亘古犹存的明证。回首百年，凡事以“运动”开场，收场几乎都是不尴不尬，甚至与发动者、组织者、参与者的初衷背道而驰，“运动”的规模越大，政治性越强，卷入的人群越多，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也越持久。“新农村建设”也是个好东西，但愿不要以“运动”始，以尚不知名的名而终。大学培养的已然是“国民”，“士”与“国民”，虽畛域可分，却非冰火。

附记：近年来，被课题、期刊、评奖、评点牵着鼻子走的学界怪象迭出，与之相伴的是学人的矮化和百味杂陈酸味当家的学风。本应“致良知”的人文社会学科，又岂止是斯文扫地。学术权力、魅力要真正从行政权力、势力中脱身而出，走上属于自己的“思想解放道路”，还有待时日。套用现行“学术规范”，本文并不“规范”，倘若能引发读者的一点有益思考，或许就有价值。

［1］何雨奇.生存伦理·弱者武器·日常政治［J］.读书，2008（2）.

［2］杨念群.亲密关系变革中的“私人”与“国家”［J］.读书，2006（10）：130-136.

［3］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72.

Monastery or Gentry:the Rural Commun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entry

QIN Guo-zhu
（Law School，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 515063）

The building or renovating of temples has now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public or family services（activities）in many rural areas,particularly China's southeast coastal areas.The beautiful appearance and the incessant incense burning can not cov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fe 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rust system.The all-pervasive business interests,like mercury spreading everywhere on the ground,continue to push upward the GNP while simultaneously leading to a gradual weakening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its administrative capacity.Therefore,the village gentry（shi）,a class who has long stepped off the historic stage,is awaiting a re-evaluation of its positive role as someth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The restoration of traditional academy in rural areas might be a solution to the brand new proper place for modern gentry to settle down.

rural community；temple;gentry（shi）;integrity;academy（shuyuan）

C 912.82

A

1001-4225（2012）02-0077-06

2011-11-01

秦国柱（1955-），男，福建古田人，教育学博士，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教授。

汪小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