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璜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唐伯元《醉经楼集》版本流传考
——兼论几种选编及其选录旨意

林璜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唐伯元一生著述颇丰，其《醉经楼集》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具有较高学术价值。通过整理《醉经楼集》的基本内容，考证其明季之本、道光之本、乾隆之本、光绪之本等几个版本的编辑、刊印及流传，比较《明儒学案》、《广理学备考》和《潮州耆旧集》对《醉经楼集》摘录和选文之异同，可全面了解《醉经楼集》的版本和流传。

唐伯元；《醉经楼集》；版本流传

唐伯元，字仁卿，号曙台，广东澄海县都仙门里（今属澄海溪南）人，明中后期潮汕地区最重要学者之一，是明代潮汕学术趋势转变的代表人物，亦是明代朝堂上公开上疏反对阳明心学之第一人。因其师事吕怀，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归入“甘泉学案”。伯元一生著述颇丰，其中《醉经楼集》更是汇集唐氏著述，反映其理学思想的重要文集。此书从收录文体上看，涉及经解、诗歌、书信、游记、疏谏等多种体裁；从内容上看，涵盖唐伯元人生各个阶段所著之精品；从思想内涵上看，唐伯元斥王学后学、护卫程朱理学、尊经重礼等学术特征在此集中得到全面呈现。后世之学者，凡欲总结介绍唐伯元之学术思想的，均从此书中取资。故了解明代中期潮汕学风转变之脉络，理清《醉经楼集》及其他几个选本的版本及流传情况，对于更好地利用唐氏文集，研究认识唐伯元是不无裨益的。

一、唐伯元及《醉经楼集》

唐伯元的生卒年月，《明史》中没有记载，地方各本县志也多无明确记载，仅有《澄海县志》作1535-1592年。［1］但据《明史·孙丕扬传》所载，唐伯元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才辞去吏部职务的，［2］所以上述生平日期当不可信。另有资料提出唐伯元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卒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①在广东澄海由唐伯元十三世裔孙唐两松所兴建的唐伯元纪念馆，就以唐伯元生平日期为（1540-1597）。实际上，道光本《醉经楼集》后附刻郭惟贤《明故奉政大夫吏部文选司郎中曙台唐公墓志铭》中明确说：“君生于辛丑十月初五日，卒于戊戌四月廿七日，享年五十有八。”［3］而同附该书后的周光镐《奉直大夫吏部文选司郎中曙台唐公行状》也亦称“以嘉靖辛丑十一月生君”，“乃戊戌夏，吾奄告殂”。［4］此二人于唐氏关系极深，二文也成于唐伯元死后第二年，所以唐伯元当是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无疑。

唐伯元出生及其青少年时期，正逢明代复古主义文学高潮，他自幼勤学且颇有所成，嘉靖四十年（1561）中举，万历二年（1574）得中进士，历任江西万年泰和知县、南京户部主事、海州判官、保定府推官、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等职。唐伯元性格耿介，颇有棱角，《明史》称他是“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若”［5］。他为官刚正不阿、关怜民生，官声极佳，传世诸奏疏，可见其从政时常冒天下之大不韪，言人所不敢言之事。治学则涉猎极广，经史子集无不有作，尤重经学，早年处于明代王学极盛之期，却在朝廷上公开批判王学，晚年重于礼学。其德行学识，令人敬仰，《明史》称为“岭海士大夫仪表”，［5］并未溢美。

《醉经楼集》取名自唐伯元在潮州所建之醉经楼。万历十五年（1587）唐伯元因母病回乡探亲，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春三月才回京复官。在此期间，他与故交好友畅谈经史，吟诗作对，专门在潮州郡城小西湖边上建起醉经楼，并写下了《醉经楼会序》、《醉经楼四首》、《醉经楼四景》以纪其事。万历二十四年（1596）唐伯元去吏部职回乡后，总结多年所著所作，遂成此集，并以当年所筑之醉经楼为名。李祯在《醉经楼集序》中称唐伯元素来“沉酣六经之津液”，［6］尊经重礼也确实是唐伯元相当重要的学术特点，故以“醉经”名此集，可见唐伯元对此集之厚望。

唐伯元著述颇丰，各家目录有所著录的，大致有16种，但诸作散佚。如唐伯元所撰几个合集《醉经楼集》、《醉经楼续集》、《太乙堂稿》和《采芳亭稿》，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醉经楼集》，其他几部，大概从明以后就无可考。

虽《醉经楼集》是唐伯元晚年方才修成，在其修成之前，唐伯元亦曾整理出版过其他合集，但此集非前集之续作，而是收唐伯元20多年所思所著之精华。周光镐在《唐公行状》中称：“君论著，予告，有《醉经楼集》；予甯，有《礼编》、《易注》；在署，有《太乙堂》《采芳亭》稿。”［4］所谓予告，指的是万历十五年（1587）唐伯元因病回乡探亲，一直到万历十七年春（1589）这段因病休假期。从此言看，似乎《醉经楼集》只是此母病二年所成。但是，考《醉经楼集》内容，远不止于他在母病期间所作，比如《采芳亭对雪官芍药赏菊》乃在职时所作，就一样收录在《醉经楼集》中，各时期的重要奏疏，也一一收入。所以李祯的说法更可信：“自丁亥迄今岁，凡十年来，所著《醉经楼》一集。”［6］此序是《醉经楼集》原序，成于万历丙申秋七月廿之二日。丁亥是万历十五年（1587），而丙申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距离唐伯元去世，不足两年。这个时期，唐伯元学术思想已经完全成熟，一生中所著之精髓也大半收于《醉经楼集》中。故《醉经楼集》是唐氏一生之代表作当毋庸置疑。

《醉经楼集》所收，自非唐伯元十余年来所著之全部。《潮州艺文志》中饶锷先生考得唐伯元《醉经楼集》遗篇：“《周孝廉瑞徵堂记》、《三贤祠碑记》、《与友人论学书》、《告迁寺基诸冢文》、《礼编序》、《二程类语序》七篇。而《吕怀三书本义序》，则篇亡而目仅存。又《澄海县志·艺文》，载曙台诗有《任宪使枉驾南岩兼纪湖堤新成》七言一律，亦为《醉经楼集》所无。”［7］而唐伯元在万历十二年（1584）时因争从祀而被贬为海州判官时所作《游青峰顶记》一诗也为逸篇，未录入《醉经楼集》。但遗漏诸篇，相比全集而言毕竟居于少数，因而《醉经楼集》中涉及的内容最丰富，涵盖唐伯元思想成熟后大部分时间的著作，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醉经楼集》正文共分六卷，另附有续刻之5篇奏疏。

卷一诗类，共收99首，以五七言律绝为主，偶见四言诗和杂诗。

卷二经解类，共76条。唐伯元一生关于经学诸子著述颇多，《易注》、《礼编》、《道德经注解》等十多篇，《醉经楼集》选取其中比较重要以及见解独特的部分，集成此卷，可谓唐伯元理学思想中精髓部分。

卷三序类，共11篇。其中如《湖广乡试录序》强调立志，要求诚心于学，反对以悟入学，反释家之学；《醉经楼会序》则是丁亥年（1587）十二月醉经楼成而唐伯元等人相聚撰文以贺，唐伯元作为主人将诸文合结成集并首序其上；《铨曹仪注序》是为唐伯元为《铨曹仪注》所作自序，强调礼的重要性。

卷四记类，共收10篇。这10篇记既有对理学形而上的理论分析，亦有实实在在考虑一地之吏治经济如何发展，同样能为了解唐伯元其人其学提供帮助。

卷五书类，共收书札58篇。这是《醉经楼集》中资料最丰富、情况也最复杂的一部分，唐伯元大部分的理学观点，在此卷中能找到验证。尤其书信部分，多是唐伯元与友人论学之书，如《答孟史部叔龙书》讨论性、心、道等多个理学命题，《答梁生》和《与维卿》谈崇礼之必须，《答王用晦》和《答周时甫》则谈学论文。同时该卷也涉及到很多关于唐伯元的生平交友资料，如《启王大宗伯》、《启赵宗伯》、《答范原易》、《启太仓相公》等等。

卷六杂著类，共收18篇。该卷对前面各部分进行了补充，如《大学中庸四解》补充经解类，但主要还是墓志铭和祭文。此卷可补前文之缺失，同样不可或缺。

附刻之奏疏，共收了5篇奏疏，分别是《从祀疏》、《进石经大学疏》、《宫人疏》、《请告疏》、《再请告疏》。另外《进石经大学疏》后还附有《古石经大学序》和《古石经大学》全文。这5篇奏疏，贯穿了唐伯元整个的从政生涯，不仅反映唐伯元对修身治天下的理解，同时也涉及他对当时学风文风的思考。

二、《醉经楼集》版本和流传

《醉经楼集》自成书以来，有刊刻之本，亦有传抄本流行于世。其中主要的几种是明季之本、乾隆年间刻本、道光年间刻本以及光绪年间刻本。另外，国内还存有几种抄本，各种合集中也保留有一些内容。无论其刻本还是传抄本，都对把握《醉经楼集》的内容和唐伯元的思想有重要作用，必须梳理清楚其版本和流传。

（一）明季之本

《醉经楼集》初成书，李祯即为之作序言，故《醉经楼集》明季之本出现当大致同于此序所作之时，即“万历丙申秋七月廿之二日”。［6］明季之本现已无存于世，各种资料对之记载也很少。道光版《醉经楼集》附《唐际虞跋》中称：“乾隆己巳八世孙绍奎始梓行于世。”如此说法为实，则乾隆之本当为《醉经楼集》首刻本。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已能摘录其文字，则《醉经楼集》在明季必另有本，或为唐氏后裔未见之刻本，或为传抄之本，且流传颇广。①朱鸿林先生专著《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中有文《〈明儒学案＞中唐伯元文字》，认为“《学案》所录，当另有本，或出传抄，或出明刊而清初失传，唐氏裔孙未见之本，要自早于清本”。考《明儒学案》中引《醉经楼集》之91篇，虽有所增删改易，大抵是迫于篇幅为求文省词顺而已，其篇章顺序，章节体例，已与乾隆版本《醉经楼集》同。若说有明刻本而唐氏宗族未见，可能性较低，明季之本为传抄之本可能性高些。

（二）乾隆刻本

此刻本是目前国内可看到的最早的刻本，刊于乾隆十四年（1749），包括6卷及附刻之奏疏，全书分5册，全帙但页面残破时有漏失，现存于汕头图书馆。该本每页9行，每行22字，正文四周双边白口无鱼尾，而序和目录则有单黑鱼尾。每册前“德侯”二字之印章，不知为何时藏书人。正文中偶有几页版心双边，且此种情况出现并无一定规律，似为偶现之补页。

按唐若时所作之序，该刻本乃唐伯元宗族在乾隆时恐祖德之不彰、先学之不明，因而立意重新刻印。于是由唐伯元之派孙唐熺瓊出资，在唐熺瓊侄孙唐绍奎的主持下重新刻印了。［8］其卷后附刻之奏疏，当是在此版首次收入《醉经楼集》中。

（三）道光刻本

道光重刻本《醉经楼集》，刊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书中除乾隆版本的六卷及续刻奏疏外，再续刻了周光镐的《唐公行略》和郭惟贤所作的墓志铭，地方志中亦称该本为唐际虞补刻本。全书3册，每页9行，每行22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书前有“醉经别墅藏板”字样，今国家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俱有所存。

道光三年（1823），唐伯元之族中子弟唐际虞补弟子员，有些学者因知其为唐伯元后裔族亲，就向唐际虞提出借《醉经楼集》一览，而此时唐际虞发现该书已文字模糊，道光二十七年（1847），唐际虞已具备外派为官的资格，他恐自己他日任职他乡，再无时间整理《醉经楼集》，而此时乾隆之刻板已然是侵蚀损坏过半，所以令已补弟子员的族侄唐廷珍重新检校补全《醉经楼集》，并补入周光镐撰之《唐公行略》以及郭惟贤所撰之墓志铭，于道光己酉年（1849）重新刻印出书。①《醉经楼集》卷末唐际虞跋之尾句为“时道光乙酉年，孟冬月八世孙际虞谨识”。旧书中，“己”常写作“乙”。而考跋中文字，该书重刻乃是“丁未侄廷珍补弟子员”后，也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后，而道光乙酉年乃是道光五年（1825），此时书远未刻成。故此书尾句当为“己酉”，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方成此书。

（四）光绪刻本

此刻本为光绪二年（1876）重刊，现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书前题有潮州金山书院藏板字样。全书共三册，正文6卷及续刻再续刻俱在，每页10行，每行22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刻版最初存潮州金山书院，流出后按《潮州艺文志》所说，民国年间应该曾经保留在潮汕的第四中学，但经战乱，现已不存。该书提到藏板最初所在的潮州金山书院，是光绪三年（1877），时任潮州总兵的方耀斥巨资在潮州八景之一金山上建成的。此书院在广东影响甚大，其藏书藏板，在当时广东省内首屈一指。惜1922年潮汕惨遭“八二风灾”②所谓“八二风灾”是在1922年8月在潮汕突然爆发的大规模海啸，海水倒灌上陆地，淹没大量村落，民生凋零。，楼摧书毁，仅留下少量藏本③所余藏本现在大都保留在汕头市金山中学、潮州市谢慧如图书馆以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而这本光绪版的《醉经楼集》正是幸存之一，因此该版本在地方志文献中也被称为“方耀翻刻本”。

除上述诸本外，《醉经楼集》亦有少量抄本保留下来。如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就保留一朱丝栏抄本。而广州中山图书馆中亦有一抄本，书头题为《冷香室丛抄》，乃系类抄本其中一部分。此《醉经楼集》之抄本正文及附刻之奏疏皆存，无道光后添之行略、墓志铭和跋。正文每页9行，版心中有“冷香室丛抄”字样。其中《万花严三官殿碑记》、《古石经大学序》与《宫人疏》其名存于目录，但正文中不知何故缺失，似为人为之疏漏。

三、《醉经楼集》的几种选本及其选录旨意

唐伯元作为明代相当有特色的理学家，其主要著作《醉经楼集》被其他理学丛集摘录和引用甚多。其中对其理学内容进行较集中摘录的有《明儒学案》、《广理学备考》和《潮州耆旧集》。这三部理学集对《醉经楼集》的摘录都集中在理学部分，但在具体摘录内容和资料补充上各有特点。以下就此三部理学集对《醉经楼集》的选辑情况进行介绍。

（一）《明儒学案》的选录及其要旨

《明儒学案》是现存最早的摘录，其重要性在前文中已经有所介绍。黄宗羲在文前先介绍了唐伯元的生平，主要强调其仕历，然后评价其性命学说，认为其本质是“性恶论”。再接着谈及唐伯元与王学中人的争辩，尤其是补充了顾宪成劝唐伯元的一段材料：

孟我疆问於顾泾阳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毁阳明乎？”曰：“朱子以象山为告子，文成以朱子为杨、墨，皆甚辞也，何但仁卿？”泾阳过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见世之谈良知者乎？如鬼如蜮，还得为文成讳否？”泾阳曰：“《大学》言致知，文成恐人认识为知，便走入支离去，故就中间点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将这个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虚去，故就上面点出一致字，其意最为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贼也，奈何归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闻足下之言，向者论从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9］

此段文字是现存唯一能反映唐伯元曾修正自己对王学态度的材料，虽然其出现可靠性还有待旁证的出现，但以黄宗羲治学的态度而论，毕竟是值得让人思考的珍贵材料。

《明儒学案》对《醉经楼集》摘录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摘录了卷二经解类，后部分则从卷五书类中的摘录。值得注意的是前半部分除摘录了《醉经楼集》卷二中所有经解条目，还加入了一条《格物修身解》，此解原是出自卷六杂著中的《格物修身讲草》，大概因为其内容与经解类接近，所以归入此处。后半部分的内容则从《答孟吏部叔龙》、《答顾叔时季时昆仲》、《答李中丞见罗》、《与叔时季时》、《答原易》、《与维卿》、《答郭梦菊大参》、《答钱侍御》、《与徐客部懋和》、《答汪吉州》、《答刘方伯》及《答余司理》诸篇中摘出。所摘诸解诸篇次序均与《醉经楼集》原书同，唯有《格物修身解》一条，慈溪二老阁足本的《明儒学案》归在经解类最后，而《四库全书》本《明儒学案》和《四部备要》本《明儒学案》则归在《天鬼神解》之后。对于选集中摘录的文字和《醉经楼集》原书的不同，朱鸿林先生在《〈明儒学案＞中之唐伯元文字》一文中已经做过详细对校，［10］此处不再详述。总的来说是对文字进行少量增删，以求文通字顺，没有对原文文意作太大改动。

（二）《广理学备考·唐曙台集》的选录及其要旨

《广理学备考》是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理学家范镐鼎所辑，共48卷，收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陈献章、方孝孺、曹端、吴与弼等80位明代学者的著作。范镐鼎为学严谨认真，思想上倾向程朱理学，对理学各门各派的争辩采取存大同、去小异的宽容态度，所汇成诸集均有重要价值。《广理学备考》选录《醉经楼集》部分内容并以唐伯元之号为名，定为《唐曙台集》（亦称《唐先生集》）。

选清康熙间五经堂本（道光五年洪洞张恢等补刻）之《广理学备考·唐曙台集》与《明儒学案》对比，发现其摘录部分与《明儒学案》摘录部分内容次序皆同，且对文字改易处亦同。如《吾霸解》条尾句，《醉经楼集》为“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霸而贵”，但《明儒学案》误改为“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霸而尊”，而《唐曙台集》此处亦为“得霸而尊”。此书以《明儒学案》选摘内容为底本当可无疑。书前有对唐伯元的简要介绍。“先生讳伯元，字仁卿，号曙台。广东澄海人，万历甲戌进士，历官吏部郎中，卒年五十有八。”然后有范镐鼎对唐伯元评价的一段文字：

先生所学者何？曰六经四子也。其学六经四子，奈何曰以经？解经也。然则传注之解非欤？曰不非。不非何以不传注解而以经解？曰以彼经解此经，犹以传以注也。先生之学可谓不傍前人矣。其不傍前人，奈何阳明既从祀矣，先生特疏劾之？先生可谓不傍前人矣。然则先生果能传学？非以传学，盖以学传。［11］

从这段评价看，范镐鼎对于唐伯元不傍前人之学观这点还是相当赞赏的，同时也比较清楚地解释了《醉经楼集》中经解类的性质和以经为名的原因。

（三）《潮州耆旧集·唐选部醉经楼集》的选录及其要旨

《潮州耆旧集》是清代道光年间潮州府教授顺德人冯奉初所辑。冯奉初认为：“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为山川增色。”所以选择了李龄、萧龙、萧与成、薛侃、林大钦、翁万达、萧端蒙、王天性、饶相、薛雍、陈一松、林大春、唐伯元、周光镐、林熙春、谢正蒙、郭之奇、罗万杰、谢元汴、黄一渊等二十家诗文，编成了37卷的《潮州耆旧集》。此书诚如冯奉初在例言中所说“各类俱备，洵一郡之大观”，至今仍为研究明代潮汕士人的学者所倚重。冯奉初所选择诸人，皆是明代重要的潮汕学者，自然不可能漏选明代潮汕学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唐伯元，而且同黄宗羲和范镐鼎一样，在唐伯元的著作中选择了《醉经楼集》来进行摘录。

考道光二十九年本《潮州耆旧集·唐选部醉经楼集》，书前首先引用《明史·儒林传》中唐伯元部分的内容，然后是引用唐若时为《醉经楼集》所作的序。此序作于乾隆年间，《潮州耆旧集·唐选部醉经楼集》既收录该序，则所依底本只可能是乾隆本或者道光本《醉经楼集》。而道光本《醉经楼集》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潮州耆旧集》也成书于同年，所以《唐选部醉经楼集》不可能以道光本《醉经楼集》为底本，只可能摘自乾隆本《醉经楼集》。在唐若时序之后，是冯奉初对唐伯元的点评：

明至嘉隆间，良知之学遍天下。选部争祀典一疏独昌言排之，至于窜斥荒远而不悔。盖欲伸伊川之说，不使后世之士得以轻议先贤，为程朱闲卫者，用意可谓勤矣。及赐環如司文选，计典称平，旋告归不复出。尝学于白沙再传弟子吕巾石怀之门，渊源甚正，立身行已，动合典则，文亦光明正大，先民是程。当时谷泾阳、耿介台诸公咸相推重。《明史》防王学流失列入儒林传中。信乎，其为程朱功臣，抑不可谓非阳明之诤友也。后学顺德冯奉初题。［12］

冯奉初对唐伯元的评价相当精准，尤其称其既是程朱之功臣，又是王阳明之诤友此点，准确地点明了唐伯元在理学史上的抱负和地位，为后来许多研究者所赞同。

《明儒学案》、《广理学备考》及《潮州耆旧集》三者同样选择摘录《醉经楼集》，同样重视其中的理学内容，但是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上不同。《潮州耆旧集·唐选部醉经楼集》不以经解类和书类为主，而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收录奏疏，后半部分则从序类、记类、书类和杂说中分别摘出。具体来说，前半部分摘《进石经大学疏》、《从祀疏》、《宫人疏》和《请告疏》诸篇唐伯元为仕期间较重要的奏疏；后半部分则是《醉经楼会序》、《寄声集序》、《龚刺史文集序》、《赠杨比部出守真定序》、《学政二篇赠李维卿出抚三楚》、《送胡秀序》、《送欧阳生序》7篇序，《潜龙鲨记》、《平湖记》、《南岩记》、《义阡记》4篇记，《与顾叔时季时》、《答蔡台甫同年》、《启太宰杨公》、《答周济甫大中丞（二）》、《答叶中丞年兄》、《启赵宗伯（三）》、《答王少宰麟泉》、《与诸延之》、《答王用晦》、《与蔡台甫》、《答耿学宪》、《答范原易》、《与维卿（三）》、《与邹孚如》、《答沈叔順》、《郭梦菊大参》、《启太仓相公》、《答台长子公（二）》、《答陈兰台》、《与徐客部懋和》、《答汪吉州》、《答刘方伯》等28篇书以及《家训四条》、《为令四说》两篇杂说，共41篇文章。

对校道光本《醉经楼集》，冯奉初没有对《醉经楼集》作文字改动，但因其所据底本有文字缺失，冯氏遂将缺漏文字相应空出。以《从祀疏》一文为例，其底本应该缺少以下12处：“而守仁之可疑者不與焉，訾守仁者，一曰道不行于闺门也。臣以为守仁少负不羁，长多机诡，一旦去而学道，遽难见信于妻子，亦事之常。人见其妻朱氏抗颜而揖门生诟守仁也”，“踪迹诡祕、行止支吾”，“机多而智巧，神劳而形疾”，“骨已朽而忿者愈炽”，“无忌惮”，“忌惮”，“枉其心之公，贼夫人之子，惑世诬民”，“上薄孔子，下掩曾孟”，“南面，而孔子为之佐享”，“可贱也”，“负三者之行，索隐行怪，以为中庸，而欲以凌驾古今，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雖然”，“今守仁挾秦儀之術，薄孔孟之教，张皇告子佛氏杨简之论，而又谓千古一人。举世皆知其利口巧言，而拟于谗而侫佞，是大舜孔子所畏恶也”，这些是所有文章中缺少最多的。从缺文看，没有固定规律，缺处起始多少都很随意。冯氏一字一方格，严格按所缺字留下空处。冯奉初以之为底本的《醉经楼集》本身有所缺失，与道光年间唐际虞称乾隆本《醉经楼集》已经侵蚀阙文之说相合，也可证明乾隆本《醉经楼集》流传到道光年间时的存佚情况。

《明儒学案》、《广理学备考》和《潮州耆旧集》对《醉经楼集》的摘录和对其中理学内容的重视，都反映对唐伯元作为明代重要理学家的肯定，然而比较三者之间的不同，还可以看出更多的问题。从纵向看，对《醉经楼集》不同内容摘录和对唐伯元的不同评价，实际是一种理学观念的演变。《明儒学案》和《广理学备考》皆是清顺治康熙时期所成，而《潮州耆旧集》则是清道光年间。明清之际时势突变，学者痛切之余，自然要向盛行于明代的王学追讨原因。但在清初，许多学者毕竟还是从阳明学派空气之下成长而来的，虽或厌恶或修正阳明之学，骨子里还是却有着王学的学术精神。尤其是《明儒学案》的黄宗羲，师承于刘蕺山，虽其学修正了王学的很多观点，但从根底上说，犹是王学流派。因此，黄宗羲对唐伯元的介绍中，很特别地加入了顾宪成劝说唐伯元而使唐伯元稍改其对王学态度一段文字。所幸《明儒学案》作为一本能反映学术史的优秀丛集，黄宗羲虽于多处有评断，但在正文叙述时却极忠实，所以对摘录内容的改易大多只是为了求得文通字顺或者因篇幅所限不得已而为之，原文的保存未受黄宗羲理学观太大影响。《广理学备考》与《明儒学案》是同时期作品，且《广理学备考·唐曙台集》基本可以断定是以《明儒学案》所选部分为底本，在选择摘录什么内容上很难看出什么特色。但从针对唐伯元所作评价来看，范镐鼎对各流派确实呈现更包容的态度，体现在不对唐伯元在理学上护程朱反陆王作过多评价，而推崇唐伯元在理学观上的独立和坚持。道光年间的《潮州耆旧集》，所处的学术风气与前两者不同。大概从康熙雍正后，王学已成众矢之的，因此在此后出版的道光年间的《潮州耆旧集·唐选部醉经楼集》自然倾向把唐伯元理学中对王学批判部分作为重点。另外从选文上看，《明儒学案》和《广理学备考》重视阐发唐伯元理学观点，特别强调其在经解上和对于性命学说的观点。而《潮州耆旧集》则重视唐伯元的功业人品，将唐伯元重要的奏疏放在前半部分加以强调。从评价上看，冯奉初称唐伯元是“阳明诤友”，肯定了唐伯元对王学的批评有促进王学修正处，但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他对程朱理学的坚持和护卫。

唐伯元一生以护卫程朱理学为底，早期抗言直斥心学后学之害，晚年奉礼学为拯国救邦之良策。一部《醉经楼集》揽其一生著作之精要，既有痛斥心学后学之疏文，又有治国修礼之论稿，兼诗词妙文，并修经学读史之所得。且幸《醉经楼集》诸版之书皆存，名家选文俱在。考《醉经楼集》之内容、版本和流传，实为窥唐伯元学术思想全貌之钥，可为振吾乡邦先贤先学之利器。

［1］澄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澄海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839.

［2］张廷玉，等.明史·孙丕扬传·卷二百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5904.

［3］郭惟贤.唐公墓志铭［M］//唐伯元.醉经楼集.清道光刻本（1849）：书后附刻.

［4］周光镐.唐公行状［M］//唐伯元.醉经楼集.清道光刻本（1849）：书后附刻.

［5］张廷玉，等.明史·唐伯元传·卷二百八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57-7258.

［6］李祯.醉经楼集序［M］//唐伯元.醉经楼集.清道光刻本（1849）：卷首.

［7］饶锷，饶宗颐.潮州艺文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40.

［8］唐若时.醉经楼集序［M］//唐伯元.醉经楼集.清道光刻本（1849）：卷首.

［9］黄宗羲.明儒学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08.

［10］朱鸿林.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6-122.

［11］唐伯元.唐曙台集［M］//范镐鼎.广理学备考.道光刻本（1825）.

［12］唐伯元.唐选部醉经楼集［M］//冯奉初.潮州耆旧集.道光刻本（1849）.

A Study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Editions of Tang Boyuan’s Collection of the Zuijing Building-Together with a Side Study of Several Collections and their Intentions

LIN Huang
（School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Tang Boyuan,born in Chenghai,Guangdong,was an important Neo-Confucian in Chaoshan in the Ming dynasty,a representative of the academic turn of Chaoshan in mid Ming dynasty.Among his numerous publications,the Collection of the Zuijing Building as the best reflection of his academicthoughts was of considerable academic value.The sorting out of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book,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diting,publishing and circulating of the editions including the Mingji edition,the Daoguang edition,the Qianlong edition,and the Guangxu edition,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excerpts and selections of the book as found in the Record of the Ming Scholars,the Reference to the Guangdong Neo-Confucianism,and the Collection of Chaozhou Venerable Scholars may offer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 editions and their dissemination of the book.

Tang Boyuan;Collection of the Zuijing Building;edition

I 206.2

A

1001-4225（2012）02-0036-07

2011-03-16

林璜（1984-），女，广东汕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李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