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千秋，李国

（1.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内江 641112；2.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杜亚泉思想研究综论

刘千秋1，李国2

（1.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内江 641112；2.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随着《杜亚泉文选》的出版以及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全国讨论会的召开，杜亚泉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编辑家等历史地位及时代意义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重新获得了历史评价。而通过对杜亚泉思想的演变及其线索，杜亚泉文化思想的评价，杜亚泉政治、科学、教育、中西文化调和观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则可促进对杜亚泉研究以及对五四启蒙运动、中西文化对战、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价值分歧等内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杜亚泉；政治；科学；教育；中西文化调和观；五四启蒙运动

在清末民初中国救亡图存与追寻“现代”的语境中，杜亚泉有着近代百科全书学者的称号。杜亚泉在近代涉猎的范围很广，其中西文化调和、科学知识普及、教育理念推广、政治思想渗透等诸多内容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干将们看来，杜亚泉的渐进调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学者们纷纷开始重返五四现场的研究尝试，杜亚泉重新被挖掘出来，给予了时代意义下的重新认可；同时，《杜亚泉文选》的出版以及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全国讨论会在其故乡浙江上虞的召开，杜亚泉也越来越引起当下研究者的重视，形成了一种对杜亚泉中肯评价的研究倾向。

一、杜亚泉文化思想及其“中西文化论战”

在杜亚泉的文化观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社会文明结构及其关系的分析。他认为文化发展有“三期说”，即每种文化总会由“贵族阶级文化”到“财产阶级文化”再到“劳动阶级文化”的三期进化发展，而对文化演进历史的考察恰恰是为了解释文化发展的现状与预测文化发展的未来。所以，在这种进化论的视野下杜亚泉又提出了文化进化过程中“分化”与“整合”的观点，以及“物质亡国、精神救国”的唯心主义文化观。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梳理的同时，杜亚泉又将东西文化对比作为文化考察的重要内容，进而提出“动静说”与“新旧调和论”的观点，他以儒学为基础，认为用西洋人奋斗冒险的力行精神可以调和吾人修身养性的理性道德，这是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上，无论从何种角度关注杜亚泉的文化思想，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观，而这也正是杜亚泉最有争议、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毕竟它以助燃剂的形式促使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遽然升温，这也是杜亚泉与新文化运动最为隔膜的关键所在。

“东西方文化论战”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持续较长的一场论战，而陈独秀与杜亚泉在各自刊物上的针锋相对无疑是这场论战的高潮所在。就新文化运动而言，与林纾等复古主义者的论战相比较，新文化阵营与杜亚泉的这场论战就显得异常复杂。杜亚泉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又有着向学西方的知识背景，但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守旧者。在“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召唤下，他一直努力传播科学知识，政治上并不反对民主共和，甚至一度支持过；在文化上他主张温和折中主义，并且得到不少人的认同。所以说，这场论战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五四文化的复杂性、矛盾性与歧异性。从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也是研究者力求揭示的主要内容。郑师渠认为当时有两种视角来面对中西文化，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从纵向考察，以此看到了传统文化的痼疾以及西方文化的时代意义；而杜亚泉却是从横向进行考察，认为一战的发生是西方文明存有弊端的结果，中西文化有类的分别，所以需要进行“中西文化调和”。在他看来，站在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二者之间的论战存在着交叉与互补，而杜亚泉却不失“稳健派”的资格。［1］李新宇从90年代出现的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发出“那场论战究竟在争什么？陈、杜之间的分歧何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到底为何而战？”［2］的呼声。在他看来，陈独秀与杜亚泉都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但存在着视角与方法的不同。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双方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争执的焦点就是中西文化以何种身份面对对方的问题。论战双方一个重要的分歧是“固有文明与共和政治是否可以共存”，杜亚泉认为可以共存相融，而陈独秀却极力批判中国固有之文明，以实现民主共和之理想。值得一提的是，李新宇一反研究者们“赞杜”的研究视域，他跳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局限，认为“陈独秀的言论并非句句恰当，但是非曲直却不难判断。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将军的护国壮举具有同样的意义。”［2］这两种观点在90年代以来对“东西文化论战”反思中较具代表性，将曾经在五四激情主义思维下定论的杜亚泉重新定义，并赋予了新时代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文化认可与价值判断。

应该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历来存在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而近代风云涌动的时局之下，伴随着现代化步伐的慢慢推进，这种中西文化的冲突对当时知识分子的选择来说更加艰难而不定。在对杜亚泉文化思想的研究中，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往往集中在其最具代表性的“中西文化论战”上，以求展示杜亚泉的文化思想全貌。这种对比研究确实能较突出地展现出杜亚泉的文化思想特点，但这种对比却是一种“异质语境”下的对比，是杜亚泉与陈独秀分别代表着两种文化倾向的文化差异对比。而事实上，五四文化是多元对抗、相互杂糅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研究杜亚泉的文化思想或许还应该在一种“同质语境”下进行比较，即同为西方物质文化的抵制者，同为“东方文化派”的成员，杜亚泉与梁漱溟、辜鸿铭、章士钊、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的文化思想不尽相同。如果与梁漱溟比较，在对待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杜亚泉以一种接续主义解释，他认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完整的过程，“盖接续云者，以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之谓。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复何所用其接续乎？若是则仅可谓之顽固而已。……今日之国民，既享用前代所留遗之文明，则开发文明，实所以继承先志。”由此可知，旧的文化存在并不是一无是处，它的存在有助于新文化的开始，新与旧之间的过渡是一种接续的过程。“故欲谋开进者，不可不善于接续物”。［3］13如果说杜亚泉以进化观念看待文化传承的话，那梁漱溟则以民族“意欲论”观之。他认为“我们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有个办法，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的‘意欲’略详尽——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通是个民族通是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4］33这也正验证了美国汉学家艾恺的说法，梁漱溟从“意欲”出发提出了三种理想文化类型，一是以西方为代表，强调作为动物的人的基本问题，是人对自然的索取，有着现代性的趋向；二是以中国为代表，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有着中庸的思想；三是以印度为代表，意欲回到自身去寻找自我的否定，有着反现代性的文化守成倾向。［5］在对待中西文化上，杜亚泉坚持的是中西文化的调和论，东西文化各有长短，只有吸取长处、摒弃短处，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而梁漱溟则从“意欲”出发，认为西方文化是索取的文化，是一种“排他利己”的价值取向，所以他反对文化的融合与全盘西化，“其实这一派根本精神和那一派根本精神何以融合起来呢？”［6］84与西方文化以及带有理想色彩、讲求“佛法”的印度文化相比较，他认为，只有中国这种具有出世精神，讲究和谐、中庸的儒家文化才能够使社会达到一个长久安定的局面，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最终归宿，也将是世界文化的最终归宿。

二、杜亚泉的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

杜亚泉的政治思想一直以来研究比较少，但杜亚泉并不是不问政治的书斋文人，他同样有着较为强烈的政治热情。甲午惨败的消息传到杜亚泉家乡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热衷于功名的士大夫，置国事于不顾，这种反差刺激了他内心深处强国救世的责任。辛亥革命后，在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大时代背景下，新建的民国政府开始了创建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实验，将包括政党、议会、宪法、总统、内阁等在内的一系列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全部移植过来。反观此时期的杜亚泉，他热情支持革命，宣扬立宪共和，并在《东方杂志》上刊载了大量有关革命的文章，以适应时局之需。1911年11月，他写了《革命战事记》与《革命战争》两篇文章，庆祝革命的胜利，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第二年4月，他又写了《革命成功记》与《中华民国之前途》表达了对革命的支持和对国家前途的关心。但民初政坛龙蛇混杂，各种势力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种党同伐异的独断心态与共和体制下要求的自由、多元、宽容的政治理性精神格格不入，这也说明了民国模拟西方民主制的宪政建设徒具形式，而无实质内容。所以杜亚泉失望地说民国的成立“徒拥共和之名，未举立宪之实”［7］，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色彩太浓烈，“昨为民党，今作官僚，早护共和，夕拥帝制”［8］。因此，他极力主张去除有名无实的“假共和”。在他看来，朝野各派的相互争权夺势、滥用武力对于民主与共和的建设百害无利。正所谓，“武力倒可以专制，而不可以得共和”［9］。他以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天真与理想劝解武装争斗，希望他们化干戈为玉帛，互相让步，共谋共和。

当然，支持革命、呼唤共和只是杜亚泉政治思想的一部分。杜亚泉的政治思想还有调剂集权与分权、实现权力制衡以及减政主义等内容。他能够从深层次上洞察到国民心理对共和政体的影响，认为国民的功利实用心理导致民国政治兵权重而法律权轻、行政权重而立法权轻的现状，这是近代中国未能真正走上立宪共和之路的深刻原因。对于集权与分权，杜亚泉从纵横两方面设计了周密的政治制度，通过划分行政界线，调剂集权与分权，实现权力制衡，以求收到政令统一，又不至流于专制的效果。对减政主义，杜亚泉从社会角度着手，以此来打破官僚政治主义，实现他所倡导的理想政治模式，即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政治模式。这种基于现实、讲求实效的政治理想，体现了杜亚泉较为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杜亚泉还是一个宪政论者，在他看来，宪政之实施自然产生政党，即“政党与宪政如形影之相随而不可分”。但杜亚泉终其一生却没有参加清末民初的党派活动和政治实践，他始终以一名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宣扬宪政、政党观念，承担“启蒙学者”的历史重任。

对于杜亚泉的政治思想研究，研究者往往从社会时局出发，就杜亚泉的政治观念而谈其政治思想的特征，这为我们能够全面有效地了解杜亚泉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但杜亚泉的政治思想更应该在一个比较的视域里重新审定，以期更加呈现出杜亚泉以启蒙者身份介入政局中的民本立场和对社会以及政府、政党政权、政体等政治内容的直接关注。如杜亚泉与章士钊都是“新旧调和论”的倡导者，但在这种“求同”的政治追求中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二人的政治理论基础都源于进化论，章士钊的政治思想中体现了一种从为政尚异的政本论和政力向背论到调和立国论的发展轨迹，并且在《调和立国论》中，他更多地将这种政治调和思想看作是处理国家政权的基础。而杜亚泉更多地从民力出发，将这种调和思想放置于社会当中，认为古典中国大一统的帝国社会结构和专制主义的官僚制度，是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统治的国家职能泛化的基本特征，使工商业、科学技术、法律、市民阶级等一切新兴社会因素难以独立生长，同时承载几千年的专制又潜移默化中使国民的民力薄弱，易偏激而缺乏调节精神。因此，“调节之道的根本，在于国民之调和宽容精神的养成”，在党派纷争、同室操戈的政局之下，逞意气而走极端的现象屡见不鲜，故杜亚泉认为：“真正的共和精神与共和政治，将孕育于忍让的宽容精神之中。”［10］19可见，章士钊有着清晰的政党概念，他充分运用了其在英国所学到的政治学说，在民初党派林立的现状中，准确地界定了普通政治结社与政党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普通政治结社与政党之别在于，前者一旦达到目的或为强力所排，则自行解散，后者则志在全国一般政策；前者无意于掌握国家机关，后者则有此种欲求；前者活动于议会以外，后者则与议会相依为命；前者欲达目的，必倚赖政治机关，采取请愿的手段，后者则自策自用，政权惟一之源即为选民。”［11］应该说，就理论本身而言似乎并不完全成熟规范，章士钊认为革命团体不是政党，在表明希望中国出现成熟的政党制度的迫切需要的同时，也暗含了他对中国长存的专制政体与其所设想的政党政治体制根本对立的忽略与无视，也显示了他未能理解革命对于政党政治建设的现实意义。相较而言，杜亚泉的政党建设理论则更切合中国的历史现实，他意识到中国传承的历史文化中缺乏成立西洋式政党的必要的民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所以必须在民众之间强调调和宽容精神的养成，从而建立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以法律压制政府对社会的过多干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的政党建设。但不得不说，这种温和式的改革政治思想也同样存在着其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妄图以自然演变的规律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只能说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传统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体现了一种经世救国的教育思想流变，而杜亚泉的教育思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杜亚泉的教育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较重的分量，在他看来，教育能够为实施政治改革和推动社会进步提供最直接的调试方法。毕竟，在“教育救国”旗帜的鼓舞下，要改变时弊则必须开通民智，而开民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教育，所以教育普及也就必须被提到被关注的视域里面。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专门研究杜亚泉教育思想的并不多，更多的则是在研究他的文化思想时作一简单介绍。

杜亚泉作为“调适论”的启蒙思想家，其国民教育除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外，更主要的是针对中国国民性诸种缺陷和不足，进行合理改革，以重塑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族意识相适应的国民性，最终达到陶铸理想国民的目的。杜亚泉的国民教育思想中，注重以理想与理性为基础来培养国民的心理，要以“真理正义”来导引国民，从而形成“优美纯一之概念”，达到“全国合为一体”的状态；同时杜亚泉还注重从“智、情、意”三方面来培养正当稳健的社会心理，以培养国民“中正”的奋斗精神。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杜亚泉特别强调国民教育中的教育普及以及教育体制改革，将“兴办学校”、“主编报刊”以及“编撰教科书”三方面内容作为普及教育的主要途径。在教育体制改革上，则强调了国家对教育的导向功能，强调学校的自主性与去政治性。同时，他又十分重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教育并不限于学校教育，要兼及社会教育；不能局限于高等教育，还要注重普通教育。这样才能使社会的个人，感受到教育的影响。杜亚泉编撰了“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绘图文学初阶》，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培养识字、造句、写作等‘应世’语文能力，而不是现代‘文学教育’所指的培养一种文学兴味、审美情趣和诗意情怀等”。应该说，这是杜亚泉实用教育思想在教科书编撰中的体现，也是他崇尚科学之实而非经文科举之虚的内在要求。在内容编撰上，按照“字、词、句、段、篇”依次展开，体现了较好的语文学科的教学特点。这种注重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语文教学教材编写模式，以及突出各年级不同的训练重点与实效教学，正是杜亚泉教育思想在教材编撰上的直接体现。而且教材的练习设计关注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加大“迁移类、想象类、推究类”等问题的设计，体现了杜亚泉所要求的科学的教育思维理念。在教材内容上，注重传播科学知识、阐发科学理性、破除封建迷信以及灌输新式伦理观念，这都为当时的教育改革与教育救国提供了各种可以参照的范本。此外，杜亚泉在学理规范和科学普及上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弥补了当时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对我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推进、科学的发展及新文化的建设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他将社会知识分为常识、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三种，并认为欧风东渐的中国最缺乏的便是科学知识。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人心之改革”，而科学知识技能首当其冲，这能让学生毕业后马上适应社会生活和劳动，能独立自营。基于此，杜亚泉“一生尽瘁科学教育实践”，他办亚泉学馆、新中华学院等学校，任浔溪公学校长、爱国女学义务理科教员等职，编《普通矿物学》、《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等科学书籍。种种途径的尝试，都展现了他科学教育思想的多样性与可操作性。

应该说，杜亚泉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的成分，也是他一生不变、致力实践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杜亚泉较早就提出了教育学生与职业选择的关系，在他看来“科举虽废，观念仍存，其视学校也，不以为一切事业必经之径路，而以为希求仕宦近身之阶梯。”这种教育弊端的继续直接导致了教育真义的丧失，而且必须由各地的教育会来完成教育真义的解释。所以说，“教育指导，亦为今日不容缓之事业而实行此事业之机关，则以各地之教育会最为适当。”通过教育真义的传递，以实现“凡僻陋之地域，人民不知教育之真义者，教育会宜与以详明之解释，使知教育与谋生”［12］的目的。这种以社会需求的职业来实现教育目的以及教育形式变更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民生凋蔽、百废待兴的时代环境极具社会意义，其依据社会需求调整教育模式的尝试，体现出明显的教育功利性理念。杜亚泉不仅规定了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同时还认为学校应该将“某校注重何向科学、某校毕业后之出路如何、某项出路现时之情形何若，或已人浮于事或尚供不敷求，均当详悉调查，随时揭布，庶学生可于入学之先，预为他日就业之地，自行选择。”［12］然而，这种急功近利式的教育设想虽然可以为暂缓社会弊端而提供救急式的人才，但从长远目标来看，教育不应忽视人的“真、善、美”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塑造，实现一种“心灵上的转向”。

三、杜亚泉的编辑思想及科学思想

杜亚泉对近代中国的编辑出版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商务期间，他编撰了自然科学书籍数百种，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出版的先驱。在《东方杂志》近十年里，他实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使其成为近代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刊物之一。毋庸置疑，杜亚泉的编辑思想与其笔政生涯为杜亚泉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与关注。

杜亚泉创办的《亚泉杂志》——是中国人自办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加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杂志，杂志内容十分丰富，除介绍化学知识外，还涉及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知识，成功展现了杜亚泉独到的编辑思想。同时，杜亚泉十分注重出版用语的规范化表达，积极开展并考订科学名词的审查活动。他还在当时培养并建构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编辑团队，奖掖后进，唯才是举，胡愈之、竺可桢等一大批人才都是通过杜亚泉的发掘才慢慢走上科学之路。在后来的续接杂志《普通学报》中，杜亚泉将内容偏重于理化。而将杂志命名为当时流行的名称“普通学”，是因为杜亚泉倾向于自然科学，即数理化及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注重这些知识的实用意义。杜亚泉接任主编中国历时最久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东方杂志》后，更是通过期刊本质性的“改良”来实现自己的编辑思想，形成了时政性与学术性并重的格局，大大开拓了杂志的内涵与外延，这种创新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中实现了首创性的壮举。《东方杂志》在进入民国之后承接了晚清时期所持的“文明排外”主张，并适应时局需要，就民主主义诸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言论，尤其是以主编杜亚泉，编辑钱智修、章锡琛等人倡导的保守、调和的民主主义主张，更为时人所注目。而且《东方杂志》对一战的报道是“当时（国内）任何定期刊物所不及”，这种“集束手榴弹式”的连续报道直接带给读者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现实世界各民族，无不以民族为基础，构成政治的单位，以实现国民生活，显示同类意识”。在杜亚泉的主持下，《东方杂志》在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上功不可没。而且，杜亚泉弃传统学问而研现代科学的转型中所实现的知识分子身份重塑以及知识结构再建，为他提供了与现代编辑思想与编辑实践相契合的可能性。可以说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到《东方杂志》的编辑实践，无不展示着杜亚泉横溢旁生的编辑才华。此外，杜亚泉一生高举科学救国的大旗，并且通过创办杂志、编撰辞书、编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等方式，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实现了最大化的受众群体的知识接受。

从他主笔的三本期刊来看，科学思想也是杜亚泉贯穿其中而不改的基本思想。胡愈之赞誉杜亚泉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不但在其早年生活中对于自然科学的介绍，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此外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方面，先生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在中国科学发达史中，先生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13］从他年轻时便弃无实用价值的经学而专习中西方数学起，一直到1933年底因病逝世止，杜亚泉从来没有停止对科学技术的介绍工作。如果将知识救国作为杜亚泉抱定的宗旨，那传播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则是他救济国家的主要方式。杜亚泉将科学看作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并通过创办杂志、编撰辞书、编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等方式，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补白、重构、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果从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来看，当时的文化反应有三种方式：一是保守主义的全面固守传统；二是固守传统价值，接受西方实用技术；三是激进主义的放弃传统，全盘西化。但杜亚泉寻找到另外一条路，在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不忘发掘中国自身的文化特质。他的接续主义、调和主义、渐进主义等都反映出强调和谐、中庸和有机观的中国文化特质，不仅揭示了科学的地域性，还展现了科学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与哲学之间的关联。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限于知识背景，杜亚泉编译或者校订的自然科学类书籍，原创的东西并不太多，经其之手的大多是译介之文，这正如蔡元培在撰写《杜亚泉君传》中说：“人有以科学家称君者，君答曰非也。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14］杜亚泉实际上完成的历史责任便是对自然科学的介绍。在《亚泉杂志·序》中体现得比较完整，他写道：“政治与艺术（艺术即科学技术，非现在“艺术”之意，笔者注）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印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以成之。”［3］230可见，在考察西方物质文明发达的原因后，杜亚泉认为科学技术对政治有决定性影响，只有科学技术的变才能带来政治的变，进而言之即国家政体与制度的变化，发展科技成为立国的不败之基，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的这种动荡不安而又需要重振中国威严的环境之下，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思想与科学实践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1］郑师渠.论杜亚泉与新文化运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2］李新宇.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J］.齐鲁学刊，2006（3）.

［3］杜亚泉.杜亚泉文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63.

［6］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7］伧父.大战争与中国［J］.东方杂志，1914，11（3）：3.

［8］伧父.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1918，15（4）：3.

［9］伧父.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J］.东方杂志，1918，15（4）：3.

［10］高立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1］行严.政党组织案［N］.民立报，1912-02-27（2）.

［12］高劳.教育之指导［J］.东方杂志，1918，15（10）：13.

［13］追悼杜亚泉先生［J］.东方杂志：1934，31（1）：304.

［14］许纪霖，田建业.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和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6.

An Overview of the Scholarship on Du Yaquan’s Ideas

LIU Qian-qiu，LI Gu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Neijiang，Sichuan 641112; School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Du Yaquan and the holding of the national seminar in honor of Du Yaquan’s 120th anniversary,Du Yaquan,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kers,educators,and editors of the May 4th period,has increasingly been given adequate attention in terms of his historic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and has acquired an appropriate historic evaluation.The assessing of his thoughts’evolution and relevant clues and his cultural ideas and the sorting out and summarizing of the research on his political, scientific,educational ideas as well as his approach to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research into the scholarship on him and into the study of the May 4th Enlightening Movement,the confron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the differences in value between the cultural radicalism and conservatism,etc.

Du Yaquan;politics;science;education;the harmony theory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 206.6

A

1001-4225（2012）02-0043-06

2011-05-30

刘千秋（1981-），女，河南安阳人，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

李国（1981-），男，山东日照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