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复昶

(济南长清区成人中专，山东 济南 250300)

论中西方文化之差别
——从科学文化与朦胧文化说起

董复昶

(济南长清区成人中专，山东 济南 250300)

西方文化充满着海洋文化的特性、科学的特征，东方文化是以黄河为摇篮传承的文明，具有朦胧的特征。文章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出应当继承弘扬自己的文化基石，借鉴外国文化的优秀的成分，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

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科学

一

文化是什么?文化，一般的说，包括两个大方面: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简而言之，是自古至今人们的衣食住行诸方面，指的是身体的享受。而精神文化是人类发展中的各种社会形态中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教育、艺术等方面，指的是精神享受和人们遵从的法则。人类社会每个民族在某一时期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原因，但也有地理、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外因。人类发展史上，河流和沿海是创造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最好环境。从人类住山洞的时候就离不开水，但人类一旦能建巢造窠了，就可以离开山，另外，水中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人类发展史中，以生活来源不同，可分三类，即食肉民族、食谷民族和食鱼民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水上的民族，他们无日不用水，尼罗河、“两河”、恒河、黄河，分别孕育了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华的文明。与爱琴海犬牙交错的巴尔干半岛孕育了古希腊的文明。伸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岛也孕育了古罗马文明。假如你看看地球仪，则会发现，地球上任何一个大洲周围，都比不上欧洲的陆海交错明显而复杂，光地中海北岸竟达三个大半岛!如果再看地球经纬度，中国的地理中心兰州却与西南欧的直布罗陀在同一个纬度上，英国的伦敦比黑龙江的漠河还靠北。尽管欧洲的纬度较高，但大西洋暖流又给了它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他们远古时代就与海洋打交道，西方文明是在这种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西方自古充满着海洋文化的特性。海岛贸易的商业性很强，这在古希腊文化中早已得到了明证。西方人重视的是海，他们挺胸远眺，探寻着未知的遥远的地方。欧洲是古希腊文明的传承和延续。西方各民族用腓尼基的26个字母拼成了各自的文字，传播到欧洲各地。这种文字比学汉字容易的多，易于各民族的交流。西方文明基本上是科学的，开放的。

而东方的文明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的文明的中心族群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文化，它是以黄河为摇篮传承未断的文明——它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种文明的环境是北有酷寒的荒漠和万里长城，西有帕米尔葱嶺，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脉，南有瘴毒之气。发展起来的文明是是闭塞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族群是农耕民族，安于定居，自食自足，懒于与外界交往，即使历史上不少少数游牧部族南侵成功，入主中原，这前仆后继的统治者，也先后被同化成农耕民族，除蒙古人对中原统治了九十年，原封不动地退回北方外，匈奴、突厥、鲜卑、羯、氐、羌、女真等无一例外，总之，中华民族在公元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长达三千年中，没有受到过大的挑战。形成了一种陆囿封闭的朦胧文化。

二

西方文明有科学的特征，东方文明有朦胧的特征。什么是“科学”?即依据实验与推理，而与其中求得确实之知识，因此更准确，不含糊，有精确性。什么是“朦胧“呢?谓不显明，因此含糊、不精确、有弹性。

欧洲的中世纪是非常黑暗的，经院哲学作为天主教的理论基础，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但到了十六世纪，欧洲出现了两个使人类灵性复苏、改变人们传统思维的人物，一个是路德，一个是哥白尼，天主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路德却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断然焚毁了天主教皇谕旨;生于1473年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使人们思维来了个天翻地覆。这两个人说明什么呢?说明世上根本没什么神圣的权威，那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也可能是错误的、荒谬的。他们两个人把世世代代人们头脑中的浆糊洗掉了。从此以后人们都抛弃了害人的奴性。复苏了灵性——关于人类认识中的一切，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从此以后，欧洲在各个领域中向前步行、小跑、快跑、狂奔，把中国远远落在后边，而中国知识分子八股文的吟哦声和吓阻天狗吃月亮的敲盆声，一直响到二十世纪!

中西两种文化的特性表现在诸方面。

就语言表述来说，无论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是马吉雅维利的《霸术》，直到潘恩的《论人权》，表述都相当精当准确，读的过程，不用推敲，不会发生歧义，不同层次的读者，读了以后，不会出现见仁见智的情况，虽然西方各国语言风格不同，例如英文严格，宜于制定法律，法语热情，宜于对友交谈，西班牙语华美，宜于向上帝祈祷，德语犀利，宜于向敌人喊话……但都简练而准确地表意。读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或是读西方的文艺著作——即使是拜伦、雪莱的诗，文意也容易了解。含蓄归含蓄，但不晦涩，委婉归委婉，但不闪烁，无朦胧的感觉。

而中国语言表述在著作中就朦胧得多，例如《周易》这本书，它着要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因此长于变。(太史公自序)它是中国古代一本完备而粗糙的辩证法，是百经之源，几乎一切经书都受了它的影响，它是一部暧昧不明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而使它显得好像十分深奥，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它是纪元前十二世纪西周初期的著作，出自姬昌的手笔。除《尚书》外，其他著作都受《周易》的影响，这些受影响的经典也无不模棱，带有朦胧的色彩，例如，只对《论语》的注解，就多达数家，到了孔子逝世一千六百多年后，南宋的大儒朱熹又作了一次权威性的注解，才算平静下来，书中模棱的字句，造成了文意的朦胧，加之其他原因，甚至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领域。

中国人的天性、人权一直受到历代封建统治力量的压抑和扼杀，统治者以严刑峻法对付伸张正义的人，那时的人们对付黑暗势力的办法，是采取把“伤时骂世之旨”作一番遮盖掩饰的方法。例如“红楼梦”这部以贾史王薛四家兴衰为背景，反映封建社会必将崩溃的历史命运的书，却明白地写了林贾薛三人的三角爱情故事。因为命意深邃，所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正所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印》。此处看出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朦胧。这朦胧的命意使红学家们花毕生精力探讨研究，像荆山寻璧、深水探骊那样的孜孜不倦，费尽心血。无论是对作者的初衷或作品的效果，都巨细无遗地进行推测和求证。朦胧的命意使红学家伤透了脑筋，也获得了无穷的乐趣和精神享受。

中国的著作，特别是文章和文艺作品不但命意朦胧，遣词用句也朦胧，东方文人特别是诗人与“月”结下了不解之缘，咏歌大自然，或表达心情，离不开风花雪月。东方诗人的诗，涉及到“月”的诗句比比皆是，月是明亮的，而太阳更明亮，为什么咏月不咏日?就是月除了圆缺的“变”之外，更重要的是朦胧，看“山月随人归”、“举杯邀明月”、“我歌月徘徊”、“松月生夜凉”、“开帷月初吐”、“松际露微月”、“长安一片月”、“明月来相照”、“江清月近人”等等。“月”字比比皆是。还有词中的“月有阴晴圆缺”，“一樽还酹江月”，还有文赋中的“月明星稀”、“山高月小”《后赤壁赋》、“星月皎洁”《秋声赋》，而《红楼梦》中的“其神若何，月射寒江”和“冷月葬花魂”的“月”就更加朦胧了，这朦胧的月给东方文人骚客提供了无限的精神依托和遐想，也显示了东方文化的幽深和凝重。

拿翻译作品来说，翻译家使用词汇不准确，译成的语义是有弹性的，为了避免弹性，外文在翻译成中文时，每个句子的主语、宾语和谓语的前边，加了许多的加定语和状语，力图表述准确。这么修饰，那么限制，翻译过来，结果也不甚准确，只表达了大致差不多的意思，我们称这种长句子为欧化语言，翻译政论也是如此。《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有的翻译为“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有的翻译成“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前者为俄文翻译中文，后者为德文翻译中文。1963年，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布加勒斯特开会，没有邀请中国共产党列席，因为“请求”和“要求”的遣词问题，国际共运中还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见中苏两党七封公开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汉语词汇的词义诠译就很不准确，这种弹性也在另一方面表现了汉语词汇近义词的细微差别。如果使用精确，可看出汉语的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我们知道汉语词汇的近义词特别丰富，表达意思特别精当。如表示各种否定的意思就很复杂，“不”表示一般的否定，“莫”表示劝导色彩的否定，“勿”表示启示意味的否定，“休”表示命令口气的否定，表示悲痛的“泣”、“哭”、“嚎”，表示高兴的“喜”、“笑”、“乐”，表示害怕的“毛骨悚然”、“大惊失色”、“惊恐万状”、“惊心动魄”、“失魂落魄”等等，都有细微差别，表达意思不但要用词正确，更应当在近义词中选得准确。汉语为人们的表达提供丰富的词汇资源，因汉语词汇语义细腻，如翻译不精选，就出现朦胧。

其他艺术门类，中西方也表现出了科学与朦胧的差异。

以乐器而论，西方多键盘乐器，而东方是丝竹，键盘乐器中，每个键所发出的声音是绝对音高，音名为C、D、E、F、G、A、B，不同乐器尽管音色不同，但这些音都表明它们的频率——赫兹，而在东方多弦乐器，这主要指的是琴瑟之类，在古代有宫、商、角、徵、羽五音。近代加了两个唱名，即成为1、2、3、4、5、6、7(读多、来、米、法、梭、拉、西)，这些唱名不表绝对音高，而是相对音高，后来又出现了胡琴、三弦、琵琶、月琴等等系列的乐器，，音阶也是相对高度，即使是箫、笙、笛、管这类乐器，每个音阶的唱名也不标明声音振动的频率，即这个音多少赫兹，因此乐器之音是朦胧的，特别是弦乐器，它们演奏中出现“滑音”，说不清它是属于哪个音名或唱名，这是西方乐器不可比拟的，西方乐器只有装饰音，没有滑音，中国乐器的演奏之妙和歌喉之美。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和白居易《长恨歌》中都有精彩的描述，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它的声乐器乐之美，可追溯到春秋时代，不是吗?那时竟出现了冠盖天下的大歌唱家秦青和韩娥，她们的歌声能绕梁三日不绝，并出现了大演奏家师旷，况且他还是个瞽目残废。他们在中国古音乐史中，名垂千古。

西方的绘画和东方的绘画也不同，一为科学，一为朦胧，以画人物为例，西方画写实，追求逼真，四百年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竟把蒙娜丽莎的手温画出来了，视觉效果达到了触觉效果，何其逼真!东方画写神，追求的是画的精神。宋代张孝祥词中有“妙手何人为写真，只难传处是精神”句，王安石《读史》中也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并且东方画家还抓住了体现“精神”的要害之处是人的眼睛。无怪苏轼在《传神论》中说“传神之难在目”。所以，西方人物画是实实在在的形，东方人物画是朦胧的心理状态。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唐代薛媛的两句话概括东西方绘画的特点，他说:“眼泪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描写内心情绪当然要比绘画外部形态难。再以风景画为例，西方的风景画有透视原理:视平线上之景，近高远低;视平线下之景，近低远高。景中山水林木，花草鱼虫，酷似照片。而东方的山水画不合乎透视原理:它只管画出远、中、近层次，体现出幽远、深远、平远的感受，画出大致比例:所谓“丈山尺树，寸马分人”。那远景是烟迷翠黛，隐隐约约，似有若无。这朦胧甚至达到玄虚的程度，清代华琳在《南宗抉秘》中干脆说:“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也”，而西画没有这样的作品，当然，更没有这样的画论。东方的花鸟画更是出神入化，画家画的那蜂须蝉翼雏绒鹏羽，栩栩如生，西画远远不及，这朦胧之美更胜一筹。

三

东方的文字和西方的文字不同。西方的文字是公元前十三世纪腓尼基发明的26个字母越过地中海传到欧洲的，跑到罗马城来的欧洲各地人，分别用它拼成了自己的表音文字。写这种文字可以借助于数学、工程的工具，就是可以用直尺、三角尺、量角器等。印刷品的字母文字，如果不排错字母，那是相当精确的。拼音文字虽然也有手写体，但表达个人书写风格不太容易，因为拼音文字笔画太简单了。而东方的汉字书写是用线组成的。这种线是徒手线，用不上什么工具，只凭书者的审美认可的笔，落实在纸上的图像，它是表意文字，每个字就是一件艺术品，完成它全凭书者的技巧。东方文化的汉字，从甲骨、钟鼎、大篆、小篆、隶书直到东汉末期以来形成的楷书，再加上章草、大草、小草、行书、魏碑，林林总总，太复杂了。在书法史中千姿百态的千变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这是它的不确定性形成的。不仅如此，不少汉字还有它的不少别体字、异体字，而且一个字的“标准常用写法”也是各家不同，风格更是异彩纷呈。如楷书欧体的“流”字，右上角却少写一点，柳体的“德”字，“心”上边却少一道横，这种例子举不胜举。草书就更复杂，即使于右任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搞了个“标准草书”千字文，想整饬一下历代乱纷纷的草书体，也很难精确。例如“才”和“幸”，体态一样，只是笔顺不同，却是两个字;“号”、“兮”、“首”三个字，稍有不慎，就书此成彼。这种文字，虽然很难规范它的字形体态，却成就了东方汉字的艺术之美，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奇葩，观之使人赏心悦目。书家在创作时，为了避免“雷同”，使行文有字体变化，不但出现别体字，笔画也刻意制造各种行笔姿态，这就是朦胧文化在书写中的体现。但这种书写中的朦胧，却造就了汉字成为一切文字中唯一的艺术奇葩，成为我们的国粹瑰宝。

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存在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色。如说面积，西方该说多少平方公里，东方以文学语言表述:幅员辽阔或弹丸之地;如说身高，西方说多少公分，东方说“高”或“矮”;说体温，西方用体温计多少度，东方用手摸摸，说热或稍热;说速度，西方说每小时(或秒)多少公里(或米)，东方只有快慢两字;说音量，西方多少分贝，东方没法表述，只能说“聒耳”与“听不清”;方向定位，西方用精度很高的罗盘，东方用误差很大的指南针;计时西方用钟或表，东方用漏壶;西方射击有准星标尺，东方凭经验;太多太多了。

再看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度量衡。度是计量长短之器，即里、引、丈、尺、寸、分、厘、毫、忽和千米、米、公寸、厘米、毫米、微米、忽米、微米，还有天文单位和光年，微观世界的纳米。量指的是计量容积之器，即东方的圭、撮、杪、勺、合、升、斗、担，西方用的是升、毫升等。衡为称物重之器，即东方的斤、两、钱和西方的吨、公斤、克、毫克等。西方的度量衡都有一个原始标准为依据。如米，它是地球子午线的四千万分之一长。它的标准件在法国，它用铂铱合金制成，它的长度不受热胀冷缩的影响。毫升是摄氏四度纯净水所占一立方厘米的容量，而这一容量的水就是一克。重要的是，西方的度量衡是相互关联的。这对生活和科研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东方的长度、容积、容量依什么为标准?没有。东方的尺子，各个朝代长度不一，因为它没有一个原始的标件。升和斗的容量是依据尺子做的，既然尺子有大有小，那么制造的升和斗就相应有大有小。而东方的斤是根据什么做的?我们不知道，况且秤杆上的星有疏有密，秤砣有大有小，乱七八糟，由不准确导致了朦胧。

中国东方文化源远流长，灿烂无比，发展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朦胧的特色，了解中国文艺的西方人士，无不啧啧赞叹，有些东西的神奇色彩，使西方人士目瞪口呆，但我们科技文化近几百年却大大落后了，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尽管也出现一些探索自然做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如张衡、蔡伦、黄道婆、毕升、张仲景、李时珍、沈括、徐光启、刘微、祖冲之、郦道元等，这些优秀人士布撒在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虽光照千秋，毕竟寥若晨星。科技文化必须对自然各个方面进行一层深一层的探究。为什么东方没有做到?我想，不外有这几个原因:一是独尊儒术，把研究自然的学派压抑了;二是重农轻工商，中国一直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把工商作为“末业”;三是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追求的是求取功名、出人头地，没有心思和精力探索自然，研究自然;四是重文轻理，崇尚利于君王长治久安和牧民之术的文章和著作，把发明创造蔑称为“奇技淫巧”。

我们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们有辉煌的历史，更有灿烂的文化，应当继承弘扬，立足自己的文化基石，借鉴外国的文化优秀的成分，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

G04

A

1008—3340(2012)02—0053—03

2012-01-30

董复昶，男，济南长清区成人中专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