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娟，宋喜坤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报纸和期刊有着密切的联系，报刊作为文学的载体与文学共生、共存、共发展，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存在就是现代传媒的发生与存在，没有现代报纸期刊就没有现代的文学”［1］(P3)。东北新启蒙文学也不例外，其自身塑造和构建也始于报刊。《文化报》为新启蒙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平台，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同以往作为文学载体的报纸副刊不同，《文化报》本身就是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份“文化、文艺性质的报纸”［2］(P214)。该报整版都是以文化为主，与其他做为报纸附庸的文艺副刊比起来，《文化报》显得更加专业化、系统化、全面化，《文化报》和《生活报》上的文学作品在体裁、内容、篇幅上都是《东北日报》副刊所无法相比的。

第二，《文化报》时期，东北解放区报纸和文学的关系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这种特殊源自于延安时期报刊和文学的关系，报纸及文学不再是由编辑和作家来掌控，而是由党的文人集团和政治文化来控制，这种特殊的形态在传媒界普遍存在。只有《文化报》因其民间私营性质得以突出政治文化的重围，由出版社、编辑和作家掌握文艺的方向，暂时保持媒介的主体性。

第三，《文化报》新启蒙文学始终坚持以传播五四文化和启迪教育市民为己任，坚持民间立场，不掺杂过多的政治因素，保持一种独立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