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斌，杨治远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航空运输管理学院，四川 广汉 618307)

近代以前，国人因傲视世界的国力与文化而不乏自信，这种自信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整体上仍属积极健康的自信。然而，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战争逐渐改变了国人的传统世界图景，大致经历了震惊、怀疑、自卑的心路历程，随之伴随而来的则是民族危机感与民族耻辱感，悲情意识经过渲染所形成的自卑如魅影相随。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知渐趋悲观，自我鼓励式的话语似乎并不足以成为安慰惨败后的国人，情感表达异常复杂，自卑的情感体验跃于报刊杂志，这种“消极的自我信［1］(P6)是与自信截然对立的惭愧、羞怯、灰心的复杂情感，自我怀疑、全面肯定及否定是其重要表征，这些均在在甲午战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得到很好的呈现。本文主要梳理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意识渲染、强化的大致过程，以及为重塑民族自信心所付出的努力。

一、自上而下:王朝耻辱与个人耻辱

中国传统文化的耻辱观既有个人层面的道德约束，也有集体层面的王朝荣辱。《荀子·非十二子》言:“君子耻不修，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能不见用。” 《左传·昭公五年》:“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2］(P130)在处理对外关系过程中，中国讲求“以德服人”，以礼服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左传·僖公七年》)。以力服人本身亦耻辱，“德”、“礼”、“耻”等要素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实际是中国自信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