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军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大陆学界对港台新儒家的关注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以后，从此研究性的著述不断。当然，完全可以意料的是，在这样的热切关注之中，牟宗三显然最为抢眼，因此研究他的哲学思想的专著与论文持续涌现。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仔细阅读此类研究著述，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研究著述均是从新儒家的视角切入。这就表明学界关注的只是牟宗三的新儒家思想。

无疑，说牟宗三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新儒家的重镇是正确的，但是却不准确。因为这样的断定没有能够充分揭示出，牟宗三新儒家思想与其他新儒家代表思想体系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从形成其思想体系的资源上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由传统儒家思想、康德哲学、现代逻辑等融合而成。从其哲学思想体系的表现形态而言，他的思想体系则是由形而上学、具有新儒家特征的道德哲学、知识论、逻辑学等构成。如果将上述两种不同综合在一起，我们则可以这样来定义牟宗三的哲学思想体系的特点，即他是运用现代逻辑学的精神及其方法、从知识论的进路来建构起儒家的道德哲学思想体系的。

如果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仅仅从传统儒家思想的视角来解读牟宗三的哲学思想体系虽有其长处，但却也难掩其明显的短处，因为如此的解读会导致我们误读牟宗三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性质。

遗憾的是，这样的误读并没有引起中国哲学界尤其是中国现代哲学研究领域内学者的关切。从思想构成着眼，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哲学应该包括这样的三个部分，即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认识导出的研究模式也就是，泛泛地在这三个组成部分着力。但是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的现代意义不只是上述三个部分的拼凑或组合，而是在汲取上述不同哲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的重建。此种重建的结果就是形而上学、知识论和方法论。这三者之间是有紧密的联系的。从这样的立场着眼，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见，中国现代哲学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之处。

这样的认识告诉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就必须重视形而上学、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在此领域做出真正的学术贡献。

刘爱军教授的《“识知”与“智知”——牟宗三知识论思想研究》一书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突出了牟宗三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的特异之处及其得与失。只有从这一视角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解读牟宗三。因此，可以说刘爱军教授的这本书既是对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大的突破，也是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方向的实践。

能够坚持这样的研究方向并不是作者思想上的突发奇想或一厢情愿，而需要在知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长期执着地苦读和努力不懈地思考。刘爱军教授约于1994年前后就对知识论的学习深感兴趣，认真研读相关著述，且颇有心得。2001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由于有知识论方面的学习心得与积累，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方面的极为浓厚的研读兴趣，遂决定撰写牟宗三的知识论方面的学位论文。

牟宗三对知识论和逻辑分析方法的研究是其哲学思想体系具有明确现代意义的体现，表明他本人已经自觉意识到哲学不只是教条或真理的罗列或堆积。按其本质，哲学应是而且只应该是论证或提供充分的道理来说明某一学理系统的学科或艺术。可以说，知识论和逻辑分析方法论是哲学各部门最具有这一特征的学科。于是，对于哲学家来说，他之相信某一教条不是因为盲目的喜欢或某时某地的情绪冲动，而是因为这一教条具有坚实的学理性的基础。

遗憾的是，牟宗三并没有将哲学的这一要求彻底论证的标准坚持到底。正如刘爱军教授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牟宗三的思想具有“德行优先说”。这就是说，知识论不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的基础。而是正好相反，形而上学、本体论或道德哲学才是知识论的真正的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一进路正好与康德的相反。因为在康德看来，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等是否可能正是要以知识论为基础的。

其实，刘爱军教授所揭示的牟宗三的哲学困境不只是个特例，而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普遍性品格，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人均遭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这一难题就是，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知识论和方法论，而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他们之所以需要知识论和方法论，是为其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服务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才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正宗或主体，知识论和方法论不过是为正宗或主体服务的工具。结论就是，不是思想跟着论证或方法走，而是论证或方法必须紧跟着思想走才具有其自身的价值，才会得到重视。之所以出现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哲学、价值观念对中国文化、哲学、价值理念的强大的挤压，遂使得中国现代哲学家自觉地承担起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道德哲学的文化重担。在此视野下的知识论、方法论只能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识知”与“智知”》一书揭示了牟宗三上述的哲学困境，这是作者的研究功力的表现。只是，我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同情地理解中国现代哲学家所遭遇到的理论困境，要能够进一步分析所以出现这样的哲学困境的文化环境。

刘爱军教授的《“识知”与“智知”》一书的重要意义还表现在，哲学史的研究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解读上，还必须跟进一步，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能够将牟宗三的知识论思想体系与中国现代哲学中其他哲学家如张东荪、金岳霖的知识论思想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它们各自的特色。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的是，此书还能将牟宗三的知识论与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界的知识论研究进展的情况做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由于篇幅，本文不能就此展开讨论。读者可以在阅读此书时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哲学尤其是在知识论研究方面扎实的基本功，严谨细致的探讨及对某些知识论问题特到的见解。

［1］刘爱军.“识智”与“智知”——牟宗三知识论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