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树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P450)这个观点与“时势造英雄”颇为相似。同样，在小说叙事中，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并非是随意虚构的，相反，人物形象往往都有其特定的“功能”。申丹认为:“‘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或‘行动素’。……人物的作用……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2］(P55)对于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行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先暂且不论，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功能性”的人物观在合作化小说中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尤其是在合作化小说叙事(包括情爱叙事)中，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乃至情节结构的设计都有其特殊的叙事功能和政治寓意，权力话语通过小说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的推进，进而对农民大众进行“教育”与“改造”。

一、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民“新人”形象

就50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创作以及农民“新人”形象的出现乃是一种必然。在当时，农业合作化在经济层面上，主要是为了支持工业现代化建设提供资金和原料，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只是要逐步地以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来代替个体的小商品经济，而且也是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斗争。”［3］(P75)合作化运动已然被党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农村争夺阵地的一场斗争，正像严家炎曾经指出的那样:“梁三老汉这样的农民走向哪一方面，被哪一种力量拉引，过去，就会影响着两条道路斗争的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