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树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P450)这个观点与“时势造英雄”颇为相似。同样，在小说叙事中，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并非是随意虚构的，相反，人物形象往往都有其特定的“功能”。申丹认为:“‘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或‘行动素’。……人物的作用……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2］(P55)对于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行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先暂且不论，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功能性”的人物观在合作化小说中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尤其是在合作化小说叙事(包括情爱叙事)中，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乃至情节结构的设计都有其特殊的叙事功能和政治寓意，权力话语通过小说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的推进，进而对农民大众进行“教育”与“改造”。

一、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民“新人”形象

就50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创作以及农民“新人”形象的出现乃是一种必然。在当时，农业合作化在经济层面上，主要是为了支持工业现代化建设提供资金和原料，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只是要逐步地以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来代替个体的小商品经济，而且也是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斗争。”［3］(P75)合作化运动已然被党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农村争夺阵地的一场斗争，正像严家炎曾经指出的那样:“梁三老汉这样的农民走向哪一方面，被哪一种力量拉引，过去，就会影响着两条道路斗争的胜负。”［4］可见，合作化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层面上的问题了，它已经被提升到政治层面的绝对高度了。

亨廷顿曾深刻地指出:“农村在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谁控制了农村，谁就控制了整个国家”。［5］(P285)农村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建设以及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无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合作化运动在当时又被视为农村社会长久稳定与发展的首选出路。

然而，在广大农村土地改革结束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农民很快重新燃起了创业——发家致富这一普遍、同时也是其最高的生活理想。对于土改后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农民，在思想观念上，尤其是在心理上，一时间还难以下定决心是否参加互助合作化运动，大都持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高化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一书中就指出，当时确实有许多农民对于互助合作化的反应不积极，在国家试图大力推行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之初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6］(P45)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互助合作化对于当时的农民而言，心理上较难接受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农业合作化以消灭阶级剥削、巩固工农联盟为目，但是，对于那些深受传统观念意识影响、更倾向于靠单干来发家致富的农民来讲，这无疑是一场更加深刻的“新土地革命”，这也就致使其面临的困难要远远超过之前的土改。

所以，合作化运动在农村的推行，很大程度上必须要依靠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对落后农民进行宣传动员、思想教育，以实现对其封建私有观念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进行彻底地改造。毛泽东曾十分明确地讲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无疑与一场革命相当，“……革命不只是政权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一场从根做起的社会改造。革命不但要改变政治、社会组织，连风俗习惯、道德、思想、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都应该随之改变。”［7］而合作化小说的创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宣传合作化政策与动员农民参加互助合作化运动的有力工具，同时，一系列相关的文艺政策抑或主流政治话语势必会渗透进合作化小说叙事当中。因而，农民“新人英雄”与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的叙事功能即在于动员、教育、改造农村中的落后保守的农民，与那些“退坡”干部展开夺权斗争，同时还要与那些“不拿枪的敌人”——反动破坏分子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在“新人英雄”的无私忘我、牺牲奉献等这一强大的道德力量感召下，众多落后的农民都纷纷加入了合作化运动之中;通过与那些产生“退坡”意识的农民干部之间的夺权斗争，重建了新的乡村权力秩序。在对农村中的富农及破坏合作化事业的反动分子之间的彻底斗争下，肃清了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上的障碍。

美国著名的学者——“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曾深刻地指出:“……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8］(P165)某种意义上，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就是党的政策的忠诚代言人与执行者，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关键要素。

然而，如何将这些政治化与道德理想化色彩极为浓厚的农民“新人”形象塑造成为新的乡村社会政权与伦理秩序的代言人与执行者呢?恐怕其不二法宝就是作家在小说叙事中着力对这些“新人”形象进行了政治身份及道德(亦包括肖像)等诸多方面的修辞而完成的。

二、农民“新人英雄”形象的身份修辞

“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受尊重程度的代名词，它对于一个人来讲极为重要，尤其在阶级社会中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正如佛马克·蚁布思所言:“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9］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某一阶级社会中是居于统治阶级的地位还是被统治阶级的地位，主要就是通过其“身份”标示出来的，某种意义上，“身份”的修辞便是个人或群体的符号代码。

(一)贫农与复员军人的身份修辞

身份政治与身份修辞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中体现得颇为明显，梁生宝、萧长春、祝永康、李克等“新人英雄”形象的出身(“身份”)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拥有纯正的阶级血统——如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经遭受过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剥削和非人的待遇，生活极端贫困，而且还与地主富农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蛤蟆滩互助组组长梁生宝(《创业史》)出身于贫民家庭，亲生父亲在一场灾荒中死去，母亲无奈之下带着四岁的苦命娃改嫁到了渭河南岸下堡村，与贫农梁三组成了新的家庭。十三岁时梁生宝就当了长工，其间受尽了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欺辱。成年后的梁生宝既能干又对农活样样精通，但尽管如此，他仍重蹈了继父梁三老汉屡次由“创业”到最终又归于失败的覆辙，并且还被抓了壮丁……;东山坞党支部书记兼社主任萧长春(《艳阳天》)同样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于东山坞落户安身期间受到了生活窘迫与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的双重重压……;梨花村党支部书记李克(《春潮急》)也是生自贫农家庭，且与地主恶霸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解放前，父亲李海因为抗拒恶霸张长颈、联保主任龙歪嘴搜刮贫苦百姓的不义之举而遭到暴打后不久便凄惨地死去……。可以说，小说中“农民新人”形象的贫农出身这一“身份”修辞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与阶级仇恨生动形象且有力地凸显了出来。这些曾饱受剥削与压榨、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农民新人”定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同地主富农展开更坚决、更彻底的斗争。而这正是合作化小说中的身份修辞所潜含着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为梁生宝、萧长春们成为日后的“新人”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

除了贫雇农出身的这一身份修辞外，他们大都还有着复员军人的“身份”，都是参过军(或民兵)、经历过战争的磨炼和洗礼、历经生死考验的革命战士，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接受党的教导和培育，具有很强的阶级斗争意识，不畏困难险阻敢于斗争到底。在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在被抓了壮丁之后再次出现在家人面前时，他已经获得了另外一种身份——民兵队长，并且一年后就入了党。在参加整党学习之后，他彻底打消了个人创业发家致富的念头，而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整日埋头于筹办互助组的事务之中。在经过了冒雨去郭县买稻种、搞密植水稻、进山割竹筹办建组等不懈努力下，终于建成了蛤蟆滩的第一个互助组。《艳阳天》中的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也当过民兵，在参军期间还曾与老交通班长冒死执行重要任务，立了战功，复员后担任村民兵排长。在农业社即将解体，在关乎东山坞贫苦百姓与合作社命运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带领社员排涝、种秋菜、打柴、烧窑，结果取得了丰收，最终使得行将解体的农业社得以稳固下来，坚定了社员继续走合作道路的信心。祝永康(《风雷》陈登科)、李克(《春潮急》克非)也曾参加过战争，立过战功，复员回乡后积极带领农民搞互助合作化运动……;显然，梁生宝、萧长春们已经成为贫苦农民心中的“拯救者”和“精神领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为了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带头人。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有着同样贫苦出身的基层干部如——范登高(《三里湾》)、郭振山(《创业史》)、马之悦(《艳阳天》)、李青山(《春潮急》)、石成玉(《太行志》)等等，则恰恰因为他们身份的“不纯正”以及“土改”后的变质蜕化而被排除在了“新人英雄”行列之外。三里湾村长范登高土改后滋生了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对于“入社”、“扩社”、“开渠”态度冷漠，甚至对县委刘书记关于“两条道路”的整党讲话都有抵触情绪，一门心思搞投机生意，他既不愿开渠也不愿入社，严重的私心已经使得他对于农业合作化产生了“离心力”;而蛤蟆滩村代表主任郭振山土改前也是贫农出身，也曾受过地主富农的剥削压榨，平时挑担卖瓦盆糊口，因土改期间表现积极，“凭着热烈的言词和大胆的行动，反映着穷佃户们的渴望土地和生产条件的意志”而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并当上了村农会主席，成了蛤蟆滩的“第一要紧人”，然而，分到土地之后并且成为村里“最强有力的人”的郭振山在互助合作化期间的表现却是异常消极冷漠，产生了严重的“退坡意识”，只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马之悦和李春山，不仅试图通过个人的投机钻营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权力和金钱也有着极度的贪欲之心，加之他们早年曾有过与地主、汉奸串通勾结的斑斑劣迹，尤其是对农业合作化的暗中阻挠破坏，致使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土改英雄”们被隔绝在了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时代主流之外。

通过对这些“新人英雄”身份的归纳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合作化小说中，身份的纯洁、清白与否往往是评判一个人能否成为“新人英雄”的首要标准。某种意义上，纯正的阶级血统——贫农及复员军人的出身便意味着党性的纯粹与阶级立场的坚定。这些出身于贫农家庭的“新人英雄”，祖祖辈辈受尽了地主富农的剥削欺压，可谓生来就与地主阶级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及仇恨，在自发抗争无果之后即投奔革命队伍，参军打蒋、抗美援朝，经受住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与严酷的磨炼，在党的教导和培育下，逐渐成长为一名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敢于阶级斗争的新人英雄，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伟大事业而毅然决然地选择复员，回到家乡农村，扎根农村，带着党交给的重任和时代使命在农村这个“战场”进行另一场更加艰巨的“革命斗争”!实际上，在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叙事中嵌入了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合作化小说所要着重诠释的问题之—即只有如此出身(身份)的人才能够成为农业合作化时代的英雄。这些“新人英雄”出身的纯洁性、党员、复员军人的“政治身份”是其能够成为互助合作化带头人的重要前提，同时这也成为“新人英雄”最本质的规定性。小说将强大而又无形的主流政治话语深深地植入了叙事与人物形象的“身份”修辞之中。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人民使用语言，是为了将自身置于某种多维社会空间之中。从说话者着眼，此乃交流有关其本人的信息——关于他是(或者有可能是)哪种人，以及他在社会里面地位如何的一种方式。”［10］(P230－231)说什么以及如何言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修辞”方式，而一个人的“身份”正是靠这种“修辞”而标示出来的。换言之，“修辞”与“身份”是一体两面、互相确认的关系。同样的道理，这些50 至70 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新人英雄形象正是被作者刻意地通过政治化的身份修辞而使其成为“英雄”的，当然，作家的如此叙述与修辞也是直接受到了《讲话》以来所确立的主流文学话语指引与规训的“必然产物”。

(二)“无父”与党员的身份修辞

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新人英雄”除了阶级血统的纯正外，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修辞——“无父”与党员(“党的儿子”)的身份修辞。“五四”启蒙以来，封建宗法伦理道德观念一直是被严厉批判的对象。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深受亡国灭种的严峻威胁，“五四”启蒙思潮被抗日救亡运动所压倒(李泽厚语)，所以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并未从根本上受到致命的冲击，自然也就没有得到“现代性”的改造，尤其在乡村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梁漱溟在《要义》中曾深刻地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深厚的伦理本位的传统，是“家族(包括家庭)本位的社会”。［11］(P234)尽管历经了“五四”思潮短暂洗礼的同时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巨大影响，但在当时中国的乡土社会，伦理宗法观念仍发挥着很强的主导性作用。

然而，新的乡村伦理宗法秩序在50 至70年代合作化小说叙事中却是有着另一种存在的形态，这主要是通过“新人英雄”形象——“无父”的身份修辞所传达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无父”一词并非指狭义上的血缘或宗法伦理层面的含义，而主要是从带有政治与宗教意味的精神信仰这一角度来界定的。“无父”的出身，对于这些“新人英雄”们来说意义重大，他们是农业互助合作化的模范先锋，走的是共同富裕、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即与老一辈农民所奉行的靠个人单干发家创业的封建小农意识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相悖的道路。这样一来，新老农民两代之间就必然会在为个人的“小家”创业与为人民的“大家”——国家创业的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严重的隔阂甚至冲突。在小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是梁生宝的继父而非亲生父亲，故梁生宝在很大程度上自然就减少了受到来自继父的那种极端的压制而被束缚住手脚，进而使他能够有效地挣脱如梁生禄那样受制于父亲的封建家长权威的不利困境。尽管父子间也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但最终并没有将隔阂升级为激烈的对抗。在《春潮急》中，李克的父亲因为十年前被地主恶霸欺压致死，在他带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中，自然也就没有了来自父辈的阻碍。《山乡巨变》中的清溪乡团支部积极分子盛淑君早年时父亲即已离世，她同样有着“无父”的身份。此外，还有一种较为隐在的“无父”身份修辞体现在合作化小说叙事中，小说《山乡巨变》中的农民“新人”陈大春其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以及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完全是继承了其舅舅——革命烈士詹永鸣的优良品质，与落后父亲陈先晋的保守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合作化小说中，“无父”的身份修辞为“新人英雄”成为模范先锋与动员民众参加合作化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可以说，新人英雄“无父”的身份修辞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现代性内涵——即“新人英雄”在思想观念与政治信仰上与其父辈所持有的传统宗法与伦理道德观念——尤其是沿袭了几千年的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必将产生冲突和决裂，农民“新人”的思想政治觉悟无疑都远远超越了他们的父辈。

农民“新人”的“无父”的身份修辞某种意义上乃是其反传统宗法观念的新时代农民特质与革新意识的一种隐喻。他们所代表的乃是一种新的社会价值理念——集体主义。换句话说，“无父”的身份修辞也为这些“新人英雄”形象在精神上的“寻父”——寻找党(党父)，成为“党的忠实的儿女”铺平了道路。如梁生宝自入党后做事几乎不与继父商量。对此，梁三老汉看得很清楚——“啥事，人家都和党里头的人商量哩。”而现实中的“父亲”所代表的传统家庭伦理的最高权威已经完全被削弱了。在陈大春——陈先晋(《山乡巨变》)、萧长春——萧老大(《艳阳天》)等父子关系中也同样有着相似性。他们也许是违背父命的“不孝子”，但是在政治信仰上，他们都是绝对地听从党的教导的“忠实的儿女”。尤其当“新人英雄”们在开展互助合作化事业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各种挫折与阻碍时，他们无不是怀着虔诚的态度向“党”求助，而他们的困难也都每每因为得到了上级党委组织悉心的教导和指示后而得到顺利的解决，不仅他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和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就连工作压力和疲惫感也都立刻散去了，更加鼓足了干劲和斗志。

由此可见，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新人英雄“遇到困难——改善困难——解决困难”的叙述模式中，问题之所以能够得到改善与解决，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乃是来自党的关怀与帮助。可以这样讲，“党员”乃是他们“身份”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他们“革命”意志的坚定，对“党”无限的忠诚，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担当“启蒙者”和领路人的角色，并誓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终身……这些表象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极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而这也正是通过作者的叙事修辞与文本中暗含着的叙事话语传达出来的。

三、结语

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除了通过对农民新人形象运用政治身份的修辞外，还运用了一定的肖像修辞手法，脸谱化、类型化的肖像修辞略带传统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一些痕迹，“新人英雄”形象一般都是:五官端正、浓眉大眼、一脸正气、温和友善、身材威武、健壮结实;相反，小说中对那些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则一律使用了讽刺与丑化(漫画化)的笔法，大都是肮脏丑陋、獐头鼠目、阴险狠毒、猥琐淫邪之徒，而这在无形之中便强化了——确切地说是美化了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民“新人”，使得他们无论在出身还是政治信仰乃至五官相貌上都是几近于无可挑剔的先进典范。当然，如此的塑造手法以及叙事的背后仍是由于当时文艺界的权力话语的规训所使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对合作化小说文本进行细致梳理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50 至70年代的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演变的轨迹——即经普通的青年农民逐渐成长为“新人英雄”再到“农民精英”(回乡知青)的演变轨迹。具体来讲，即农民“新人”——以王金生、王玉生为代表;“新人英雄”——以刘雨生、梁生宝(属过渡性人物)、萧长春、祝永康(此两者更具英雄的气概)为代表;而“农民精英”则是以石林(崔复生《太行志》)最具代表性。石林乃是返乡的知识青年，高小毕业后本来可以凭借优异的成绩继续读中学甚至考大学，但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响应“哪里贫穷艰苦就到哪里去”①定宜庄在《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就指出，当时“国家采取的解决途径，从近处说，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盲目地涌入，减轻城市粮食供应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从长远说，是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在第一位的，是解决粮食紧缺的危机，采取的方式，是加紧推行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此外，毛泽东还大力倡导工农兵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像石林(《太行志》)们这样的农村青年于是大批地返回农村，响应号召，在家乡大搞合作化。由此，农民“新人”渐变为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精英”。的号召而改变了原初的打算，他“打起粗布行装，毅然(地)回到了贫困干旱的家乡——早阳庄。”“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改变了这个农村青年的人生轨迹，他肩负时代的使命与党的重托，一心一意地坚守农村，凭借自身的知识才学和刻苦钻研，带领乡亲兴修水利，大搞农业生产增收，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化的道路……至此，在重重的叙事修辞与主流话语的包裹下终于在文学领域里完成了对新乡村政权与伦理秩序代言人的想象与建构，梁生宝、萧长春们最终成为了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理念的具体的化身。而如果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文本中的“新人”形象，借用余岱宗的话说，那就是“与苏联大师级的集体化红色小说比较，中国的革命新人心灵结构过于稳定，从而导致了其心灵深度和丰富性的相对匮乏。”［12］

不过，抛开80年代盛行的审美性与文学性的批评视角不谈，通过对农民“新人”形象的刻画/修辞的梳理和考察，会让我们对“新人”形象的诞生与成长机制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语境更能够有一个清晰深刻而富有“历史感”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更能窥视到当时的人们对新型农民的一种理想化建构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动机。

［1］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裴丽生，许立群，等.学习农业合作化政策参考文献［G］.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

［4］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J］.文学评论，1961，(3).

［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7］余敏玲.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J］.俄罗斯研究，2003，(1).

［8］［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M］.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9］［荷兰］佛马克·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0］R·A·郝德森.社会语言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1］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余岱宗.“红色创业史”与革命新人的形象特征: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为中心［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