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丽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一、引言

人类对隐喻的研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修辞学中隐喻一直被理解为辞格——比喻的一种，是“比明喻更进一步的比喻”［1］。最早对隐喻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对隐喻本质的认识是“隐喻是对借来之词的使用，或者从种借来用于属，或者从属借来用于种，或者从属借来用于属，或者通过使用类比”。［2］亚氏从修辞层面认识了隐喻。所以，长期以来传统的隐喻研究都把隐喻作为语言中的修辞手段来研究。

随着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隐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完成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3］一书标志着隐喻进入认知领域，它明确指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存在于人的思想行为中。此时的隐喻不单单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更是被看作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是由两个域构成的，一个是相对清晰的始源域和一个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让我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隐喻一般是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域来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4］。隐喻的这种认知机制同样适合于诗歌现象。

隐喻是诗的语言，诗歌是语言的精华［5］，诗歌与隐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莱士·斯蒂文斯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诗”，澳尔特加·卡塞特说：“诗歌就是隐喻”，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中说：“诗歌所能表达的根本对象是某种情感体验，主要是通过隐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