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金之，朱迎春

(1．山东政法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系;2．山东警察学院法律教研部，山东济南 250014)

中印共同崛起与双边关系的深度磨合

阮金之1，朱迎春2

(1．山东政法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系;2．山东警察学院法律教研部，山东济南 250014)

中印两国共同崛起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性事件，这在推动地区和世界的巨大变革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在中印关系的深度磨合中，边界纠纷等老难题表现得更为复杂，经贸摩擦等新问题也涌现出来。互信鸿沟、自信与自卑交织及印度外交中的实用主义是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原因。中印必须耐心和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和促进共同崛起的双赢局面。

共同崛起;中印关系;互信;实用主义

大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与演进。在过去五百年，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和苏联实现过这样的国家梦想。平均来看，大约五十到一百年才有一个大国实现崛起。但是，中国和印度却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展现出大国崛起的明显趋势。这一独特的历史性现象不仅推动着地区和世界的巨大变革，更深刻影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

一、独特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与印度的共同崛起

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印两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共同愿望。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以后，中印两国相继走上了崛起的道路。如今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印度也将很快超越日本，成为第三经济大国。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等西方社会时时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与分析中国的一举一动，故而中国崛起的“故事”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印度崛起的现象却是在和中国的比较中逐渐获得关注和认可。以前，人们提到印度，总会把它和巴基斯坦联系在一起;而今，人们总会把它和中国联系在一起。

曾任美国驻印大使顾问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阿什利·特利斯在谈到印度时指出，“如果印度在未来20年左右能够维持大约5．5%的年均增长率，它将成为亚洲舞台上重要的角色。如果它能够将增长率提高到5．5%以上的水平，那么，它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会更进一步。如果增长率能够一直保持在7%甚至更高的话，这样的经济成就不可阻挡地使印度成为一个强国，使它在亚洲地缘政治平衡中成为有影响的一极，而且，这也迫使全世界更加关注印度，把它作为一个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实体”。［1］2008年8月15日，辛格总理在印度第62个独立日纪念大会上说:今天，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印度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有印度血统的人活跃于全球各行各业，他们的能力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他们的成就让我们欣喜。今天，世界期望印度恢复其在国际社会应有的位置。这是我们把握机会的时刻。印度正在迅速崛起，努力重新获得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应有地位。［2］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绘制全球的未来》中这样形容中印崛起的巨大影响:与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样，中国和印度将崛起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主要力量，并像前两个强国一样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改变地缘政治的面貌。两大邻国几乎同步开始崛起，这在世界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历史性现象，必然会带来巨大影响。同时，作为有着复杂关系的两大邻国，共同崛起也是实现各自崛起的最重要国际环境因素之一。

二、共同崛起形势下中印关系的深度磨合:老难题与新问题

共同崛起的这十年来，中印两国关系走出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负面影响，实现了全面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符合两国的根本与长远利益。但是，中印关系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深度反应，这些老难题与新问题是双方在崛起中进一步磨合的必然现象。

(一)共同崛起中的老难题

1．边界问题

冷战后这二十年来，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取得一系列进展，但它仍是双边关系中的最主要障碍，并时而不时地干扰着两国关系的发展。2006年6月，乃堆拉山口正式启用。但实际状态却远不如预期，根本原因是印度军方担心中国扩大在争议地区的影响力，对乃堆拉山口的边贸活动进行限制。是年11月13日，中国驻印大使孙玉玺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针对有关“阿鲁纳恰尔邦”归属问题表达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印度各大媒体立即予以大量负面报道，甚至进行歪曲。这给即将进行的胡锦涛印度之行的友好气氛造成一定的影响。2009年3月亚洲开发银行拟批准一项针对印度的多边开发计划——《国家合作战略》，其中涉及中国西藏藏南地区，即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有鉴于此，中方予以反对，使得印度“决定不寻求向国际机构进行融资和贷款，独立开发类似的敏感地区。”［3］

“印度在国际层面的战略崛起态势，可能增大解决边界问题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印度经济现代化努力带来的军事现代化和战略资产，将支持印度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边界谈判中逐渐空化或拒绝双方已达成的‘互谅互让’原则。”［4］

2．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间的关系

中国努力与南亚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在许多印度人看来，这是中国在有预谋地包围印度。印度希望在南亚次大陆拥有绝对优势地位，反对其他大国将影响力扩及该地区，特别是对中国保持着高度警惕。

以中巴关系为例。印度对中巴两国的战略关系高度警惕和疑虑，中巴关系的一举一动都能导致印度的过度解读。瓜达尔港(Gwadar)位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紧邻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欧洲、非洲、中东与远东地区海上交通运输的枢纽地带。瓜达尔港一期工程于2002年3月动工，2005年4月竣工。中国投资1．98亿美元、450名工程师，而巴基斯坦投入5000万美元。对印度来说，中国建设瓜达尔港证实了“珍珠链”计划，是中国包围的重要一环。2008年11月26日至29日，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导致164人(包括平民和安全人员)死亡，308人受伤。印度举国上下将矛头指向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这影响了印巴关系的稳定，也必然波及中印关系，因为印度的逻辑链条是:巴基斯坦支持恐怖分子，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但实际上，中国希望南亚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与发展，并积极地在各种场合做劝和工作。1996年12月，江泽民告诉巴基斯坦客人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必须搁置纷争，促进经济联系往来。2002年5月27日，中国外长唐家璇在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印巴局势通电话时曾表示，国际社会应采取更加平衡和公允的态度鼓励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直接对话，认为这是推动南亚地区形势朝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最有效的方法。［5］

长期以来，印度视南亚为势力范围，而把中国视为实现其在南亚统治地位的主要地区外障碍。随着印度的崛起和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扩大，印度的这种警惕心理会更加强烈。

(二)深度磨合中的新问题

1．经济矛盾

中印崛起，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步伐领先于印度，所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力稍稍领先于印度。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迅速崛起严重依赖于出口——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并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此外，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层次差别并不大。上述因素使得中国商品在印度很有竞争力，这给印度国内的一些产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对印度人来说，就业不足的农业工人将其微薄收入用于进口中国商品的经济噩梦，是“中国威胁”的主要形式之一。［6］

金融危机(包括1997－1998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均相对高于经济平稳时期，尤其是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印度对华的反倾销案件数量突破了40起，2008年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的41起。［7］在1995年1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之间，印度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达520起，占世界总数的16%，居世界之首，其中有108起是针对中国的，涉案金额为8亿美元。除通常使用的反倾销外，印度自2009年以后还频繁使用保障措施。

国家间存在经济竞争并非不正常，如远在大洋彼岸的墨西哥针对中国商品也动辄动用各种手段进行限制。但中印关系远比中墨关系复杂，单纯的经贸问题经常和安全问题纠缠在一起:安全部门的官员经常以威胁印度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合作项目，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印度市场就频频受制于安全“红线”;而与中国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印度国内及其他国外企业，认识到安全问题的巨大杀伤力，也经常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破坏中国企业的竞争环境。类似事件成为一种常态，印度政府也对中国人的商务签证实施严格的限制，这反过来也破坏了中国对印度的良好印象和信任。

2．国际战略问题

中国和印度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也越来越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身影响力，扩大本国的利益边界。作为邻国，中国的影响力必将深入到印度洋，而印度也会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际存在。

2010年，印度与美日两国在冲绳附近海域进行演习。此后，印日两国的高层军事交流相当密切，双方从低层次的日常训练等到高层次的战略磋商，内容日益丰富。印度海军还派出一支小型舰队，部署在太平洋长达一个月，期间访问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越南。日本媒体认为，尽管印度战略思想家们一直忙着对中国越来越深地突入印度洋发出警告，新德里的国防机构却在不声不响地实施印度自身针对中国的抗衡措施。［8］而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也保持高度关注和异常警惕，印度国内对所谓“珍珠链战略”的认同就反映出印度对中国的疑虑。

在处理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关系时，印度经常和中国联系起来，这也说明它对国际战略环境的错误认知。2006年6月，曼莫汉·辛格以印度仅为观察员国为由婉拒中方邀请，决定不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令各方感到意外。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系副教授谈玉妮认为，“认真检讨一下，去年温家宝总理访印以后，两国交往的形势并没有发展得太快。我想这是因为印美频繁对话过程太密，大概在中国统治精英头脑中产生了猜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应该的。印度绝对无人会把发展印美关系当作与中国为敌的跳板。印度主要是急切地希望解除1998年印度核爆炸后西方对它有关高科技方面的制裁，这是印度的切身利益。”［9］因为发展民用核设施，能够缓解印度的能源紧张问题，并减少石油涨价对财政的负担。这是因为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美印两国间的核协议，印度不想给美国留下“不良”印象。

印度领导人还经常在国际场合强调所谓“中国威胁”的言论，企图以此获得更多关注并谋取其他利益。这样的做法，很容易破坏两国间本就存在很大问题的互信。

三、共同崛起与两国关系中深度反应的根源

(一)难以填平的互信鸿沟

印度著名的华裔学者谭中用“喜马拉雅”来说明中印之间所存在的互信鸿沟。一种被人广泛持有的信念歪曲了印度对中国经济政策以及中国外交的分析，这种信念认为，北京有一个宏伟而巧妙的计划，这个计划历经中国所有政治动乱仍然保存了下来。相反，印度是亲切友好、经常出错和前后矛盾的即兴表演者。印度学者拉金德尔·普里(Rajinder Puri)分析旨在结束尼泊尔的毛主义叛乱的和平进程时总结说:“中国的以其代理人包围印度的计划目前已接近完成。”［10］类似的对华认知，在印度广泛存在，这在印度新闻媒体上得到突出体现。

就在2003年中印关系因瓦杰帕伊访华成功而不断改善的时候，印度国内媒体就此次访问掀起了一场激烈论战。曾担任《印度商业周刊》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学者和执行主任拉斐奇·多萨尼(Rafiq Dossani)说，“印度媒体充满活力，因为它迎合了市场需要，并且可以自主决定什么问题需要优先处理。但从负面角度来看，印度媒体太过自由，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强迫电视台或者报纸出版或报道它们不想报道的内容。”［11］这是从媒体自身的规律中寻找原因。印度德里大学教授萨巴诺·伽塔吉博士还指出，印度国民心态中有一种强烈的“崇西”或更准确地说是“崇美”情结，这种情结一方面使他们在制度与生活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唯“美”主义，而且潜意识中总以这种唯“美”主义看待其他国家，轻蔑那些远离美国化的国家，羡慕那些接近美国化的国家。亲疏好恶，一切以美国为标准。［12］

兰密施说:“今天，中印之间的直接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长期以来，我们之间的语言和政治差异一直阻碍着我们的相互了解。”“直到今天，印度人还不是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而是通过英语的信息来源去了解中国。与此类似，中国人也不是通过印度人的声音，而是通过筛选过的翻译资料来了解印度。”［13］例如，广为流传的所谓“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就是西方人杜撰出来的。许多印度的中国研究学者们，“或者接受西方影响，甚至完全模仿西方的解释，根本不重视印度的实际与需求;或者热衷于追逐媒体，完全丧失对中国的理性分析”。［14］

曾出任外交官的法国学者魏柳南(Lionel Vairon)认为，“对中国而言，美印亲近态势是一种长期的威胁，但它却不能够真正在印度的政治圈内制衡美国的影响力。目前，印度的领导人，尤其在国大党内部，都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将中国的亲近表现视作企图离间印度与其西方盟友的行为，对中国文化及政治制度没有丝毫认同。”［15］这很容易扭曲中国对改善中印关系所作的努力，甚至形成恶性循环:中国越是努力改善中印关系，印度越是表示怀疑。

(二)印度的复杂心态:自信与自卑交织

独立之初，印度就树立了“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国家理想。1947年12月4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制宪大会(立法机构)上说，不久以后，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世界将发现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届时，印度不但将获得权力角逐中的那些大国的尊重，而且同样会赢得为数众多的小国的尊重。这些目前相当无助的小国将来在类似的事情中很可能把印度，而不是别国视为其领头者。随着印度崛起获得广泛认可，印度的自信在迅速增长。

但是，印度又怀有深深的自卑。班吉姆钱德拉·查托帕迪亚耶(Ba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1838—1894)认为:如果英国人去打鸟，就会有一部描写这次远征的史书。然而孟加拉人没有历史!……为什么印度人没有历史，有个特殊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惧怕入侵者，印度人对于它们的神祗太虔诚了。……这种方式的结果之一是印度人极其谦卑: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自己行为的主宰;而永远是神通过他们在行动。……这种谦卑的态度和对神祗的虔诚，正是我们民族不书写自己历史的原因。而欧洲人则极度骄傲。他们认为自己即使伸个懒腰，那也是应该被记入世界史册的成就。骄傲的民族其史书汗牛充栋，而我们则一本也没有。［16］

在面对中国时，印度的自卑心理更为明显，因为1962年的冲突证明印度在中国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兰密施说，如果说绝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恐怕不算是夸张。1962年10月至11月，喜马拉雅山下的那场很大程度上自讨的大溃败在我们的记忆中仍然挥之不去。中国多年来对巴基斯坦的友善支持，以及日益强大的军事部署都使我们更为警惕。此外，一想到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将可能使国内外的印度公司破产，人们就不寒而栗。我们和美国日益增长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从华盛顿的新共和党政权频繁陷入中国恐惧症以来的友好关系，推动了我们对中国的进一步敌意。［17］当1980年前孟加拉国总统提出建立这样的组织的时候，印度的许多分析家曾认为这是中国鼓动南亚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印度的阴谋。这显然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是1962年以来的旧思维的延续。［18］而如今，共同崛起过程中，印度在许多数据上又落后于中国。拉贾·莫汉说，在这两个大约同时进入现代世界的亚洲邻国之间的所有新的比较中，印度似乎在国民购买力和社会繁荣的每一个指标上都落在后面。［19］

中国与西方对印度的态度也触动了印度的自尊，勾起了印度的自卑。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系副教授谈玉妮(Ravni Thakur)认为，“应该说，中国在印度人心中的分量比印度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要重得多。对印度来说，中国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俄罗斯更重要。对中国来说，印度的重要性却不是第一位的，甚至不是第二或第三位。因此，要中国战略观察家客观地了解印度是很难的，必须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摆在印度的地位才能做到。”［20］“印度攀比、赶超中国的”“这种心理甚至成为了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一种方式，似乎只要接近或超过中国，印度就真正成为了大国或向成为大国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21］

自信与自卑交织的印度人，在涉及中国时很容易情绪化，而难以理性地审视与中国、中印关系有关的问题。位于班加罗尔的维普罗公司(Wipro)副总裁、信息技术服务专家苏雷什·塞纳帕蒂(Suresh Senapaty)说:“应该把印中关系看做印度和中国，而不是印度对中国。我们各自具有战略优势。目前的记录说明中国领先，因为他们于1978年起步，而印度只是到了1991年才起步。”［22］像这样能够理性、客观认识中印关系的印度人越多，中印关系将会越稳定。

(三)印度外交中的实用主义因素

印度外交中隐含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因素，这影响着印度处理共同崛起下的中印两国关系。

根据曾任印度情报局局长的穆立克的看法，尼赫鲁预见到与中国在边界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拖延着以争取时间。因此，他保持其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真诚的友谊姿态，哄骗中国使它有一种安全感，而印度则实现其对边界的主张:“在我们感到对它有把握时，我们干嘛要去问中国(并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坚持我们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消失，各种事变将确认它，而在那时前，也许当挑战(从中国)来临时，我们将会处于一种更强有力得多的地位去面对它。”［23］“惊慌失措中，尼赫鲁以如此歇斯底里的言词吁请美国的军事干预，以致印度大使在递交信件时因盟友屈辱而眼泪盈眶。”［24］

共同崛起过程中，印度存在着利用西方对中国的担忧，谋取自身国家利益的明显意图——既从西方得利也从中国得益。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于印度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加弗的观点认为，与巴基斯坦的持久冲突使印度沦为与前者同一层面的国家，仅仅拥有核武器还不能改变这点。印度要获得真正的大国地位，还必须以合法身份重返国际体系，其中的要害是与美国取得和解，这还需要等待超级大国的战略调整。［25］2000年3月14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美国亚洲协会说，21世纪头几个十年里，印度将在块头上超过中国。作为送给未来的礼物，我想不到还有比美印建立强大战略合作关系更好的东西。2004年4月，克里斯蒂娜·罗卡(Christina B．Rocca)在一次演讲中说，在过去三年中，南亚已上升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点，南亚地区对美国决策者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核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还在于扩展民主的需要。2005年7月，印度总理访美时，签署两国十年防务协定，发表民用核技术合作声明。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印时两国签署民用核技术合作协议。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作为该组织观察员国，印度是唯一派部长级官员出席的国家，其显而易见的目的是避免影响美国国会对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的审批。12月18日，布什总统签署《美印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法案》，正式批准向印度出口民用核燃料与核技术。

印度领导人经常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或威胁，进而凸显印度的战略作用。如2005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第一次东亚首脑会议上，印度领导人宣称印度进入东亚区域合作组织也是起到了“平衡中国”的作用。

四、结束语

自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两国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全面展开。中国与印度的共同崛起，需要两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但共同崛起这种战略态势也深刻影响着双边关系。

中印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和发展，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建立信任关系。中国与印度应该信赖对方，视对方为真正的朋友，而不是猜忌与怀疑。这需要双方耐心并妥善处理深度磨合中的这些问题，以期维护和促进共同崛起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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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红丽)

China and India＇s Common Rising and Depth Break－in between Their Relations

RUAN Jin－zhi1，ZHU ying－chun2
(1．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Shando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2．Department of Law Education，Shandong Institute of Police，Ji＇nan，Shandong 250014)

It is a unique historical event that China and India are both rising，which drives regional and global changes，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Some old severe problems，such as border dispute，and some new ones，such as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have haunted them．The lack of intercommunication，selfconfidence and inferiority complexing，and pragmatism in Indian diplomacy are important causes digging those phenomena．Thus，China and India must properly handle these problems with patience in order to achieve win－win situation of common rising．

Common Rising;China and Indian Relation;Intercommunication;pragmatism

D815．3

A

1672－2590(2012)02－0092－06

2012－02－20

山东政法学院科研发展计划课题(2011Z14B)

阮金之(1980－)，男，山东临清人，山东政法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