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发，范 媛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安徽 淮南23200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儒学复兴思潮在当代中国的泛起已成为人们心中不争的事实。如果说1989年蒋庆发表《中国大陆儒学复兴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困境》（台湾《鹅湖》月刊）标志着大陆新儒学勃然兴起，那么林安梧稍后提出“公民儒学”则昭示着港台儒学复兴思潮浮出了水面。作为“后牟宗三时代”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形态，“公民儒学”为当代新儒学的未来发展设计了一种新的可能向度。通过细细研读林安梧的相关论著，笔者拟对其“公民儒学”基本义旨展开初步的分析与剖判。不妥之处定当难免，祈请林安梧先生批评指正。

一、问题的缘起：“后牟宗三时代”的儒学之思

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一文中，李泽厚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历史贡献颇有微词①李泽厚先生说：“除了马列哲学的中国化之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比较具有传承性特色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就只能数‘现代新儒家’了。只是比起马列来，他们的力量、影响、作用确乎渺不足道……他们的体系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参见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1－282页）。，唯独对牟宗三先生评价甚高，认为他走完了现代新儒学的“圆圈全程”，并进而预言“恐怕难得再有后来者能在这块基地上开拓出多少真正哲学的新东西来了”，从熊十力到梁漱溟、冯友兰，再到牟宗三，“这个圆圈是无可怀疑地终结了”［1］。李先生之论是否妥贴，我们暂不妄加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