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怀兴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唐代白居易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句，当代学问家有小珠大珠落玉盘之作，《周志锋解说宁波话》（以下简称《解说》）是也①《解说》35 万字，是宁波籍学者周志锋教授从他研究宁波方言的近百篇文章中提炼出的一篇大文章，语文出版社2012 年7月出版。全书分散论、通论、专论三部分。散论不散，处处立足汉语史，结合地方文化，对宁波话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方言词语、方言用字和方言读音、方言语法进行考辨，为后面通论、专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论在散论的基础上，论述宁波方言的特点、内部差异、历史概貌及其当代的演变。专论探讨宁波方言与浙东文化之关系，分八个专题进行考察讨论。如从横向比较和纵向探源两个角度考察宁波慈城堕民暗语的词形特征与语义构成情况等，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综述百年来宁波方言研究之得失，亦有继往开来之功。最后有附录两篇：《本书常用的方言字词举例》《宁波话示例：小跳评球》。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美在其声，清润悦耳；后者美在其光，给夜行人照亮前进的道路。有感于此，缀而成篇，献给立志促进汉语言文字学健康发展的读者。

1 小珠，采自合浦之渊

仅就一般意义上说，《解说》 的读者对象首先是宁波人，尽管对外地人来说，也是一部有用且有趣的著作①其趣主要表现在情趣与理趣两个方面。本书是在解说活生生的宁波话（而不像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家那样玩弄语言标本），由作者生花妙笔写出，所以文字情趣盎然。只是受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详予介绍。其理趣则体现在具体研究中立足汉语史而追源见流，体现在结合地方文化研究宁波话中特殊的语言现象，体现在书中形音义互证、古今方参求之法的有效利用，体现在纠正现行字典词典之误等，本文也无法详予评述。宁波人当然懂宁波话，但知其所以然者却不多。《解说》要帮助宁波人知其所以然，注定要对宁波话中一些特殊的字、词及特殊的说法进行深入探讨，考其来龙去脉。所以《解说》大半篇幅是寻根究底的学问。这与时下只注重现象描写的一般方言学著作相比，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均有不同。其形音义互证、古今方参求而得的结论，信而有征，一个个犹如采自合浦之渊的明珠；其力透纸背的论述，在无坚不摧的同时也展示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详后）。

试看第一部分《宁波方言散论》，近20 万字，多半探讨宁波方言词问题，多见这类“小珠”。所谓宁波方言词，主要是相对普通话说的，也有一些是宁波话中特有的词。书中对它们的研究，一般是从当前语用现象入手，考其本字，探其语源，辨其疑似，察其变化，必得确论而后止。如《说“”》，从宁波电视台方言节目《来发讲啥西》字幕“来发来发讲啥西，讲啥西讲啥西，对来扯去小事体，小事体小事体……”中的“对”说起，指出“对来扯去小事体”一句令宁波人犯糊涂更令外地人不知所云的根本原因在其“对”字。于是考其原委，得其本字“”之本义“用力拉”；然后由源及流，检汉语言文字学史而见前人释“”为“扯”，并举宁波话中“布”“脚”“百筋”以实之；又证以南通、上海、杭州、萧山、绍兴、黄岩及温州等地话，前人所见“”之换喻义“扯”就成确论了。这样以来，“来扯去小事体”中的“”自然不难理解，因为由其换喻义“扯”经隐喻而成说、闲谈义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同时，作者又举“牛皮半日”“瞎西啥西”等宁波话中的“”做个印证，进一步明其说、闲谈义，并建议《宁波方言词典》补收“”的说、闲谈义，于是其研究目的、路数、结论、意义就由这不足两千字的《说“”》反映或表现出来了。

又如宁波话管拿叫“驮”，为什么呢？ 宁波人日用而不知其从来。《说“驮”》研究发现：从文献材料看，这种说法早从明代就有了，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习见，且有多种形体。然后列举明清时期的五种通俗文学作品中表拿义而写作“驮”的用例，列举明人《金瓶梅词话》中表拿义而写作“”的用例，列举明清五种通俗文学作品中表拿义而写作“驼”的用例，列举清人《越谚》中表拿义而写作“”的用例，列举清人两种作品和民国《定海县志》中表拿义而写作“拕”的用例等，不仅让人看到宁波话中“驮”之“拿”义渊源来自，而且也让人看到了论从材料出的行文特点②论从材料来是从事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解说》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不过做了分内的工作。但与时下那些从观念出发做研究而举些看上去比较听话的例子敷衍一下的著作比，做好这分内的工作已是难能可贵了。接下来举“驮”以赅其余，结合古人研究，考察其当“拿”讲的原因，而考得其本字为“佗”，证以《说文》《六书故》：“佗”的本义是负荷，经换喻自然可产生“拿”义。又证以近人陈训正《甬谚名谓籀记》之说，其结论就更有说服力了。至于这个词在文献中有多种书写形式问题，《解说》没有简单答以“方言土语无定字”，而是引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之说以及《广韵》等书说解证明它们都有道理，这与从观念出发做研究的潮流不合③受社会风气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汉语研究多见跟风，样子上看是在与国际接轨。做得好一些的，也往往是在汉语里给人家的理论找注脚。故其研究之局限性是明摆着的，其社会现实意义自然有限。，但却实实在在走在语言研究的正道上。

其他如《说“累”》《说“哄”》《说“扽”》《说“擂”》《说“挽”》《说“挜”》《“昼过”与“昼夜”》《“桌凳”与“矮凳”》《“乱梦”与“活鬼”》《“翁中”与“感冒”》《“赚”不一定是好事》《闲话“闲话”》《母亲称“媪”》《“两爹”不是两个爹》《“做”字的宁波特色》《“和”字的宁波特色》《“动”字的宁波特色》《宁波话里的“跳”“爬”和“挖”》《宁波话里的“吃”》等等，一些看似平平常常的词语，由于植根于宁波特定文化习俗的原因，都有着特殊的含义，用法上多有宁波话特色，只是常人日用而不知其根底而已。对这些词，作者通过古今方参求，探微钩沉，论从史出，亦颇得确论，故能解人之惑。

《宁波方言散论》中探讨宁波方言用字和方言读音的内容也不少，如《宁波话里的一些自造字》《宁波话里不容易写的方言字》《“赡养”义方言词的本字》《从“别字”读“白字”说起》《从“宁海”读“能海”说起》《“隘”字读音辨析》《“叔叔”为什么叫“阿宋”》《“烂泥”不是稀烂的泥》《“嗅”与“嗅嘴”》《“孝子”与“计较”》《“蕊头”与“围巾”》《“只”“知”的方言读音》《“又”字的方言读法和写法》等等，行文中多结合地方文化特质破其谜，多数场合援古证今，或原始要终，故多见首创之功。另外，《宁波方言散论》中也有探讨宁波方言语法现象者，亦不乏精湛之作，如《宁波话里的甚词》《古老的量词“忍”和“拓”》《宁波话里的一些特殊量词》《宁波话里的模式词语》《“不剌”：来自北方话的词缀》《“走带过来”的“带”》《代词“其”的虚指用法》等等，亦常联系当地文化习俗，古今方参求，或音形义互证，或多管齐下，探赜索隐，穷幽洞微，而得不刊之论。

2 大珠，得自骊龙之颔

所谓“大珠”，主要指本书第二部分《宁波方言通论》和第三部分《宁波方言专论》中的17 项研究成果。具体点说，《宁波方言通论》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将该课题分解成三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各分解成三个专题，共九个相辅相成的专题，进行逐一考察研究。书中首先是通论宁波方言特点，论述了宁波方言语音特点、词汇特点和语法特点。这三个专题的研究成果均可谓得自骊龙之颔的大珠。其次是论述宁波方言的内部差异，先对宁波方言语音系统进行描写，为其后的论述提供参照，接下来考察宁波方言内部的地域差异及年龄差异。这三个专题的研究虽然多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但经作者提炼，言简意赅，也可称“大珠”。再其次是探讨并描述宁波方言的历史概貌及其当代的演变情况，也分三个专题，比较简略。

《宁波方言专论》也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宁波方言与浙东文化”的研究使读者体会到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立足文化考察语言现象，骊龙现而大珠获。故其四个专题研究——《浙东方言与海洋文化探析》《北仑地名中的海洋文化元素》《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浙东谚语》《宁波话里看宁波》，只看这些题目，其“大珠”闪烁，为避佛头加秽之讥，就不多叙述了。至于第二部分“宁波堕民暗语及燕话”的两个专题研究《宁波慈城堕民暗语探析》《关于“燕话”》，与第三部分“宁波方言研究相关问题”的两个专题研究《江苏教育版<宁波方言词典>词目用字问题》《百年宁波方言研究综述》，诚如题目所示，皆探骊之得，读者展卷可获，亦无需赘言。只有那些置于《散论》中的“大珠”，亦属系统性的专题研究；研究中凡遇疑难词语，亦采用形音义互证、古今方参求之法破其谜，故不可不略述一二。

如疾病在全人类的表现多相似，但同一疾病却各地命名不同，或者同一病名在各地所指迥异。《解说·散论·宁波话里有关疾病的方言词》立足汉语史对一些具有宁波特色的病名进行考释，而大获丰收，为方言词汇研究拓宽了道路，故堪称“大珠”。如宁波话中疾病传染谓之“痬”，书中示例之后立足汉语史解释说：“这个说法既特殊又古老。《广韵·昔韵》：‘痬，病相染也。羊益切。’‘痬’本读入声译音，今宁波读阴声[i]韵，犹声符字‘易’之交易义读入声译音，难易义读阴声[i]韵，两个读音系一声之转。”着墨不多，使人不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又如宁波话里口吃、口吃者皆谓之“吃舌头”，书中示例之后亦立足汉语史解释说：“‘吃’与‘喫’古代是两个字。《说文》：‘吃，言蹇难也。’居乞切；《说文新附考》：‘喫，食也。’苦击切。‘吃’字方音格，本来就是‘吃舌头’的‘吃’。”寥寥数语，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再如宁波话里把皮肤上长的小疙瘩叫做“癗”，书中示例之后先举《广韵》之释，又举古白话文著作中用例，同样立足汉语史解说宁波话里这个“癗”字，要言不烦，而不容置疑。其他如“坏过”“勿爽快”（指身体不舒服）、“做病”（指得病；形成痼疾）、“肌身热”（发烧）、“肌身火热”“肌身涾涾滚”（发高烧）、“吃热”“发痧气”（中暑）、“冻进”（着凉）、“伤风气”（感冒）、“鼻头管塞煞”（感冒鼻塞）、“痚驼”“气紧”（哮喘）、“痨瘵”（肺结核）、“小肠气”（疝气）、“近眼”（近视眼）、“聋”（耳聋；聋子）、“借面聋”（半聋）、“发嗝”（耳朵进水后发炎；听到后反感）、“麻皮”（麻子）、“笃舌头”（说话含混不清）、“胀面癗”（粉刺；青春痘）、“缠身龙”（腰部所患病毒性带状疱疹）、“疹”（红色小疙瘩）、“瘄子”（麻疹）、“胖阳”（淋巴结肿大）、“吃萝卜干”（手指关节被触伤）、“脚筋吊”“吊脚筋”（腿抽筋）、“解缚”（病痛暂时缓解）、“瘥”（病情好转）、“各样”（病情减轻）等等，只看这些病名，土生土长的老宁波都知道它们指的是什么，却不知道它们的命名理据，外地人则连它指什么也不知道。但看过书中解说，则豁然开朗，顿生大快朵颐之感。至于语言研究者，所受启发则可能是多个方面的，至少不再轻信索绪尔独尚共时而力排历时的方法论，从而不再满足于贴标签式的语言研究。

又如骂语也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但一般语言学著作中很少对这一语言现象进行系统研究。《解说》不拘“常法”，于《散论》中特设专题《宁波话里的詈辞》，分类解说宁波话中的骂语。指出这类现象存在的必然性：“圣人、帝王也骂人”，“詈辞的彻底消失，恐怕要等到世界上不是人的人、不是人做的事彻底消灭的那一天”①这话既说明詈辞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同时也透露出作者研究宁波话詈辞的初衷。首先告诉读者，宁波话管骂叫“”，“宁波最‘有名’的骂人话当然是蒋介石的‘娘希匹’。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詈辞”。接下来将宁波话中“形形色色的詈辞”梳理成六类，共计263 种，并对一些特色詈辞随文作解，如“乱（音茶，痴憨的人）、大白（傻瓜）、呒郎（傻瓜，疯子）、大糊（疯子）、花痴、花癫、花癫大糊（都指因想异性而精神失常的人）、头子（音菌，言行莽撞、到处出头又经常碰壁的人）、蜡烛（不识时务、不知好歹的人）……”。最后总结出宁波话詈辞的一些特点：一是骂人话往往兼作口头禅；二是骂人话往往兼作昵称；三是骂人话往往具有多义性；四是骂人话往往可以扩展或者连用；五是骂人话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发现，不仅可以使人看到宁波人朴厚、情感丰富以及汉语表现手段灵活的特点，从一个侧面看到汉语的实际面貌，甚至可以启发有志者全面深入研究汉语社会里的骂人话，写一部《詈辞探析》，从一个侧面反映汉语社会人文特质，为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借鉴。从这些现实意义上讲，《宁波话里的詈辞》无疑是一颗特大的明珠。

再如由于各地风土人情不同，礼貌用语也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语言的丰富多彩，但此前很少有人对某地礼貌用语进行系统研究。《解说·散论》中特设专题《宁波话里的礼貌用语》进行研究，同样成就了一颗璀璨的大珠。书中指出，普通话中的某些礼貌用语在宁波话里没有相应的说法；有的即使有相应的说法，其组成成分也相当古老，这便为我们观察汉语在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了一个窗口。如普通话说“很过意不去”，宁波话说“痗心勿过”，书中例示之后援古证今：“《诗经·卫风·伯兮》：‘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毛传：‘痗，病也。’”说明宁波话中还使用着先秦的汉语成分。如果再结合“痗心勿过”的句法特点进行考察，就更可看出汉语在宁波方言中的稳固性（存古性）了。这样的例子在宁波话礼貌用语中很不少，如作者对宁波话中感谢别人帮助的“呕侬力”“呕侬疙瘩”“罪过”等客套话的解说，同样让我们看到汉语在宁波方言中的稳固性（存古性）。另外，对其他礼貌用语如“从直”“望”“做客”“莫做客”的解释，也给了我们同样的启发。从前，人们总认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发展越快，语言变化越大，反之则变化较小。然而，不管现在还是过去，宁波社会的发展实际上都没有落到其他地区的后面，但汉语在这里却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变化②通读全书，可知《解说》整部书都在证明这个观点，不只是礼貌用语一个方面的证据，这里只是以其《宁波话里的礼貌用语》做个例子罢了。这是个颇为有趣的研究课题，容另文探讨。，这却是现有的语言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其他如 《宁波话亲属称谓趣谈》《宁波话里有关买卖的方言词》《宁波话里有关婚嫁的方言词》《宁波话里的儿童用语》《宁波话里的逆序词》《宁波话里的省略词》《宁波话里的合音词》等研究，也都能给人重要的启发，也都堪称“大珠”。只是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叙述了。

3 嵌珠玉盘，照亮夜行人之路

如上面两部分例示的小珠、大珠，全书中共有89 个，整部《解说》就是嵌满明珠的玉盘，给深陷共时论的夜行人驱走黑暗，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

由于受索绪尔独尚共时而力排历时之方法论的影响及其他方面的原因③其他原因如长期否定传统的原因、教育片面的原因、急功近利的原因、浮躁风气影响的原因等。种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研究者大多读不懂古书了（如明代方以智的“謰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一句自从被《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错解之后，至今无人读懂；清代王念孙的“连语不可分训”说被某权威曲解后无数人跟风曲解，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民国王国维的“联绵字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自从被一位顶级学者误解，71 年来得不到正确的理解；等等），更谈不到正确借鉴传统语文学家的思想方法了。，近六七十年以来的汉语研究虽然形式上看挺热闹，但毋庸讳言，直到目前，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一脉相承的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思想方法主导下的汉语研究实际上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客观地说，这种研究没有多少可称道的现实意义。整体而言，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思想方法主导下的汉语研究基本上只是在数他家之典，结果只是大致给汉语社会提供了标着外文字母的半张牛皮；术语、方法一大堆，时常陷于方法决定论，这样的学术不仅对社会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对教育负面影响严重④进入21 世纪前后，教育界曾掀起一场语文教育大讨论，有些人认为“害尽苍生是语文教育”，并有书出版，其依据之一就是语文教育中那些弊大于利的现代语言学知识令人伤透脑筋。但是，部分高校教师至今不清楚这一点，出于对“饭碗”的偏爱仍不切实际地宣扬“现代汉语”课，部分研究者继续沉醉于“有闲人的智力游戏”（霍凯特语）。时至今日，大家最应该做的也许是听听中学语文教师的声音，问问学习“现代汉语”这门课的学生怎么说，看看学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的受教育者们写出来的文章是什么样子。这里面归根究底是语言观问题。学者们陷于“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之观念的泥沼太深太久了。比如搞词汇研究的人遇到不明其造词理据的语词，习惯祭起“语言符号音义结合是任意的”之法宝晃上一晃①众所周知，“语言符号音义结合是任意的”之说是索绪尔语言观的理论基石，但正是这“基石”最靠不住。只是这个问题已在《“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疑义》（《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版》2006 年第5 期）讨论过，又在《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预计2013 年1 月出版）作了补充，可参看。，于是无往而不胜，于是无意求真而只能得假。语言，不管是学习还是研究，关键在词汇。而现代语言学思想方法主导下的汉语词汇研究受“语言符号音义结合是任意的”之观念的影响，一上路就错了，结果往往乱点鸳鸯谱。更可悲的是这种研究贻误一代一代的学子，被贻误的学子习非成是，又执误传谬，一代一代。这不能不让人叹惋而无奈。今读《解说》，深为其锐意求真的精神及其建树所折服，也因此看到了解决当前汉语研究中所存在问题的方法。概括地说，《解说》是个嵌满明珠的玉盘，可以帮助人们驱走汉语研究道路上的黑暗。而考察其明珠嵌于玉盘的主要方法，乃是形音义互证，古今方参求（参看上文例示）。《解说》的成功告诉我们，形音义互证、古今方参求是研究汉语的基本方法。窃以为如果能够将此法推广开来，实现汉语语言学健康发展的目标则为期不远。为什么呢？

站在汉语言文字学史的角度看，《解说》 自觉采用形音义互证、古今方参求之法乃是对中国传统语文学之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先说形音义互证，这是传统语文学家从事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自觉行为，更是历代说文家们的绝活儿。特别到了清代，凡有造诣的小学家无不得力于此法的实行。他们没有讲从事汉语言文字研究为什么要采用形音义互证的方法，但道理却十分简单：语言凭借声音载负着语义满足人们表情达意的需要，故音与义缺一不可，具体研究中必须首先考虑这两个方面，注意因声求义与因义得声（参看明方以智《通雅》卷六《释诂》“謰语”题解）；书面语是文字的天下，而汉字又是语素文字，汉语语素的音与义通过汉字字形反映出来，因此，形音义互证是研究汉语言文字最基本的方法。可惜，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在数十年以来的汉语言文字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浩瀚的汉语学著作中花样不少，纷繁的理论令人眼花缭乱，形式上看很像一门学问，却每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两个文明的建设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然而，人们对此不仅集体无意识，却习惯贬损传统语文学是“经学的附庸”。如《现代汉语词典》（第1-6 版）“附庸”条下释曰：“②泛指依附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的事物：语言文字学在清代还只是经学的～。”就是在这样一种潮流影响下，汉语言文字学界多数人的研究越来越偏离社会发展的需要，跟在人家后面向着形式主义的目标潮涌而去。如此以来，希望通过遵循自己所熟悉的现代语言学思想观念研究出满足于社会发展需要的“产品”，结果就只能是在黑夜中摸索，而终不得正果。

至于古今方参求，清代语文学家的著作中也不乏其例，只是他们没有像《解说》那样把形音义互证之法与古今方参求之法密切结合起来，自觉而娴熟地用于具体的语言研究之中罢了。当然，这么说也不意味着此二法密切结合，自觉用于汉语研究是到了《解说》中才实现的。实际上早在20 世纪上半叶，此二法密切结合、自觉用于汉语研究的现象已经较常见了。翻开章太炎、杨树达等人的著作，不难看到这类事实。只是近几十年来此二法密切结合、自觉用于汉语研究的情况不是那么多了，甚至被多数人忽视了。

不错，从事语言研究而采用古今方参求之法的道理也十分简单。因为任何语言都是从古代发展而来的，而且在各地发展变化是不平衡的，所以研究语言经常采用古今方参求的方法。换一句话说，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古今方参求，实现三曹对案，才能得出符合语言实际的结论（参看上文一、二两部分相关评述）。

不过，形音义互证与古今方参求之法虽然是确保汉语研究沿着科学的求真之路前进的重要方法，但却不为现代一般研究者所习用。究其原因，索绪尔独尚共时而力排历时之方法论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研究者是否具有深厚的功力则是另一个方面的原因，这就像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关云长才能运用自如。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力，采用形音义互证、古今方参求的方法进行汉语研究谈何容易？ 《解说》的作者从事汉语言文字研究二三十年，习惯打硬仗，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大字典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问世，而为学界所称道。今以其深厚的专业功夫，于解说宁波话之疑难中展示了形音义互证、古今方参求之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巨大作用，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古今融通树立了典范，为消除索绪尔独尚共时而力排历时之方法论的影响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立志促进汉语语言学健康发展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解说》的问世，至少对促进汉语语言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