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荭

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诗学、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了解物哀就不能把握日本古典文论的精髓，难以正确深入地理解日本传统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也很难全面地进行日本文论及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物哀之美，即是那种悲戚荒凉的心境产生出的悲剧美、忧郁美，对于生命的怜悯，岁月无常的感伤。这是日本传统文化核心的部分，也是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日本传统文化中既有婉约的悲戚哀伤，也有豪情的悲壮，从《平家物语》、《源氏物语》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由《源氏物语》敷演而形成的物哀这一日本化的美学名词，应是最能体现日本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的。物哀就成为表象和情感的胶合点，成为日本传统审美观念的核心部分。

一、物哀的涵义

1．物哀的概念

“物哀”一词，日语写做:“物の哀”(ももののあわれ)，是日本最古老的文论之一。到今天有学者将其译为“情趣情感”等，单是关于“物哀”的译名就色彩斑斓，而关于“物哀”及日本文学关系的研究则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据日本史书《古语拾遗》考证，“哀”原本是感叹词，可用于表达一切情感，如同汉语中的“呜呼”、“啊”一样。“あはれ”(aware)是一个感叹词，表达高兴、激动、气恼、哀愁、悲伤、惊异等多种复杂的情感。汉字输入后，便拿汉字“哀”字来书写“あはれ”，但“哀”字本意(悲哀)与日语的“あはれ”又不十分吻合。在日本最初的原始歌谣和随后的《万叶集》时期，“哀”“あはれ”(aware)出现在表达爱怜和同情的语境下，奠定了它感伤的审美基调。日本文学自最古的历史文学著作《古事记》起，也带上了悲哀的情调。这种风雅和悲哀的审美情趣，发展到平安时代诞生的日本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便形成日本文学的基本美学观念，成了日本文学的传统。物哀，不仅仅是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解释，而且还包括哀怜、怜悯、感动、感慨、同情、壮美的意思。

最早提出“物哀”这个理念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值得注意的是，物哀包含了悲哀，但物哀的含义比悲哀广。那么究竟何为“物哀”呢?叶渭渠指出:“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124)。物哀包括对人的感动、对自然的感动和对世相的感动三个层次的结构。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

因此，确切地理解日本文学传统美学——物哀这个概念，简单地说，就是“真情流露”，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触景生情，感物生情，心为之所动，有所感触，这时候自然涌出的情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恐惧，或悲伤，或低徊婉转，或思恋憧憬。有这样情感的人，便是懂得物哀的人，有点类似中国话里的“真性情”。懂得物哀的人，就类似汉语里的“性情中人”了。

2．物哀是审美意识

叶渭渠指出:“日本国民性的特点……更爱残月、更爱初绽的蓓蕾和散落的花瓣儿，因为他们认为残月、花蕾、花落中潜藏着一种令人怜惜的哀愁情绪，会增加美感。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49)。

久松潜一将调和、优美、情趣跟“哀”摆在一起，也已经看明白这优美、情趣是怎样的，这调和又意味着什么了。

二、物哀的形成

1．独特环境因素的影响

物哀熏陶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异化，物哀的形成与日本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物哀意识诞生于日本，与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从地理条件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一样在狭窄地域集中了如此之多的美景——雪山、海滩、山涧、峡谷、温泉、瀑布、落樱，林木葱葱，繁花似锦，小桥流水，庭院幽雅。然而，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自古以来被如此之多的自然灾害所频频袭击——火山、地震、雪灾、海啸、飓风、战乱……多少年来日本人常看到的是美稍纵即逝，顷刻化为乌有。一切使他们相信，美好的事物是不稳定的。正如樱花般，短暂的绚烂开放后是必然的凋谢，往往寄托着日本人的悲剧意识。

2．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

在东方古代文学史上，中日文学关系格外密切。中国对日本文学影响很大，特别是中国的魏晋玄学，在思想领域，对日本古代重要的物哀文学思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魏晋玄学是起源于中国古代曹魏年间，盛行于晋代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特定哲学思潮。老子的思想认为世界万物的总根源是一个超出万物之上的本体无，亦曰道、玄，只有通过对人格本体的追寻，才能探寻万物的本体。玄学则是直接用人格本体来统摄宇宙本体。魏晋玄学也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的社会各方面都影响很大，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古代中日的文化关系，魏晋玄学对日本的社会及文化的各方面，特别是物哀文学思潮也产生了不可低估、不容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影响很大，而且具有独立的文艺观。道家文艺观首先是静观的态度，其次是道家的复归思想与文艺精神相近，再次，在人生的享乐态度上明显共鸣。

3．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对日本的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日本的奈良朝和平安朝，和中国的隋唐王朝关系至为密切，中国隋唐时，中日两国迎来了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当时日本向中国派出了不少遣隋使、遣唐使;隋时，中日互遣使臣。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派出遣唐使达十多次，日本著名的大化革新，就是由留学唐朝回国的人策动的。

自《诗经》而降，企慕情境和“悲秋”的审美情趣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审美观的重要体现。这种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随着中国文化传到日本的过程中，对日本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诗词中有一些诗句，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无边落木萧萧下”、“昨夜星辰昨夜风”、“平林漠漠烟如织”……都表达了因自然景物而诱发的一种哀伤情绪，可以说是日本的“物哀”的萌芽。

在诗歌之外的小说创作中，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也很深。从物哀的源头，《源氏物语》就不难看出这种影响。《源氏物语》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主要讲述了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生活，作品以皇子光源氏的故事为核心，带出了众多与之关系暧昧的女性，被称作“日本的《红楼梦》”。“源氏”是小说前半部男主人公的姓，“物语”意为“讲述”，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一种体裁，类似于我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但行文典雅，很具散文的韵味，书中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例如，其“桐壶”卷中描写桐壶帝和桐壶更衣之间的爱情故事，明显可以看出是在模仿白居易《长恨歌》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七月七日长生殿”的故事。明治时期的文学大家森鸥外的《山椒大夫》的题材也可清晰地看出是受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中“赵氏孤儿”的影响，近世小说《南总里见八犬转》也受到中国小说《水浒传》的影响。

4．佛教因素的影响

著名的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说过:“室町时代的文化，不是有了禅的影响，而是禅宗成就了室町时期的文化”(89)。由此可见，禅宗在日本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禅宗所追求的闲寂、空寂、幽玄、枯淡的精神也成为日本文化所追求的精神，这其中当然包括文学。六世纪中叶，佛经由百济传入日本，此时的日本社会尚处在社会思想体系形成期，才从神话传说和万物有灵的原始社会意识起步。禅是日本文化的基石，弥漫在茶道、花道和书道中的，不仅仅是远离物质文明的空寂与幽玄、素雅和淡泊，还有一种淡淡的悲哀。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禅宗的基本精神是人生无常、生死幻灭，是对世间万物来去匆匆的哀伤，也正是从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出发，才提倡在短暂而喧嚣的尘世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态。用惠能的话来说，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日本人没有达到惠能的境界，他们的“哀”是“物哀”，就是在现世真实的无奈与痛苦中，所感受到的哀愁。

由“哀”上升到“物哀”是《源氏物语》的成就。日本学者曾经统计过，在这本弥漫着浓郁忧愁感的作品中，“哀”字总共出现1044次。物哀不再直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绪，而是把这种情绪融进对自然万物、人生变迁的描述之中，读者不再靠聆听呐喊体会哀，而要静下心来，用“心眼”(佛家中所说的第三只眼——人的法眼)去领悟缓缓波动的忧伤。“物”的范围包括自然万物生死存亡的神秘规律，更为重要的是人生的起伏跌宕、变幻无常。“物”还意味着真实，只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才能称为“物”，因此只有在真切的人生体验之中感受到“哀”，那才是真正的“物哀”。

三、物哀对日本文学和社会的影响

美丽哀伤可以说是日本古典文学艺术的魂魄，这种“对人生不如意的哀感”的美学情趣自《源氏物语》开始，在日本开启了“物哀”的时代。自此以后，日本的小说中明显带有一种淡淡的悲伤。而物哀也成为日本一种全国性的民族意识，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作家流传下来。从紫式部到加贺千代，从森鸥外到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再到村上春树，其作品中无奈、孤独、寂寥和凄凉的情愫，都是和《源氏物语》体现的美学传统一脉相承的。有研究者说，如果没有《源氏物语》，日本文学史和日本人的审美传统或许会变得面目全非。《源氏物语》在日本开启了物哀的时代，物哀即成为日本一种全国性的民族意识，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散文家、物语作者流传了下来。

川端康成可以说是日本传统美意识的集大成者。1968年，他凭借《千羽鹤》、《雪国》、《古都》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其作品中充满了物哀、幽玄、细腻等传统美学思想和佛教的虚无主义思想。川端通过描绘日本人的自然观和宗教观，来解释并在世界传播日本文学的思想。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他认为日本的传统就是《源氏物语》。

物哀意识不仅影响了日本文学的创作和审美意识，也深深地渗透到了日本人的感情世界，影响到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变成了日本民族心理基因的一部分，因此派生出种种或不可理喻或极其壮烈的行为:山口百惠在演艺事业最辉煌的时刻急流勇退;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在文学创作顶峰之际自杀;武宫正树、大竹英雄等棋手在棋赛中，宁愿全军覆没，也不愿放弃“美的棋形”……日本许多地方有“伊豆的舞女”雕像，但真实的“伊豆的舞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据说还活着)终生不现身，因为她怕自己的老态损害了世人心目中美好的舞女形象。这些行为和现象，无不体现了日本人的物哀情节。

四、物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世界上最能领会日本艺术美的民族，大概非汉民族莫属。茅盾说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了许多优秀作家，与这些作家曾经留学日本有很大关系。许多中国作家热爱日本文化是发自内心的。郁达夫寓居日本近十年，深受日本文化的熏陶与浸染，他创作颇丰，其代表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故都的秋》等多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感伤情调，以物哀为切入点，从对自然的感动、对人的爱恋的感动及对人生世相的感动三方面，无不镌刻了日本文学物哀的影子。

《野草》在鲁迅的全部作品中可谓是一处精神的高原，那里空气稀薄，高原缺氧，但同时那里也有着经历炼狱而渐近于澄明诱人的风景。其中《腊叶》呈现了一种轻柔、悲情和凄美，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腊叶”所隐喻的病状和将坠的命运，欲爱不敢，欲罢不能的隐忧，不同于中国文学中的“伤春悲秋”，而是与日本文学中“物哀”契合，这应该是一度留学日本的鲁迅受到日本传统文学审美影响的佐证。

由于四面海水的孤岛地形，和自古依附于中原大国的历史背景，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总是偏向于悲观审美，充满着矛盾，并且对自然充满神性的依恋和崇敬。他们喜欢小巧和清纯的景色，喜欢具有悲剧美感的事物，在艺术上追求外表简约清洁而内在深刻的东西，在性格上多表现为含蓄而暖昧，缺乏哲学思辩性。这些民族性格和审美爱好，体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就形成了以悲为美的“物哀”风格。

叶渭渠指出:“‘物哀’、‘空寂’和‘闲寂’这三种精神相通的特殊形态的艺术美，大大地拓展了日本民族固有的美意识及其表现出来的艺术深度。……日本人对这些特殊美的感受和趣味是相当普遍的，不局限于文学艺术，而是及于生活的各个层面”(99)。叶渭渠更指出:“日本人的美意识中存在着一种‘瞬间美’的理念，即赞美‘美之短暂’”(276)。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文化发展到最富有活力的历史阶段所焕发出来的绚丽光彩，是文化和社会的综合反映。日本文学中的以悲为美的物哀理念，追求的是纤细而幽怨的情调，着眼点不是浓烈如酒的壮烈，而是淡若止水的清雅，让人感触到悲凉凄婉的华丽哀伤和烟花寂寞般的凄美绝唱。通过文学中悲的感动和美的震撼，借以完成其艺术的优美和崇高。“物哀”的感情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纯粹精神性的感情，一定程度上是个体体验，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物哀美”是一种感觉式的美，它不是凭理智、理性来判断，而是靠直觉、靠心来感受，即只有用心才能感受到的美。理解了以悲为美的“物哀”，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日本、日本文学、日本人和日本社会，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东京:筑摩书房，1996年。叶渭渠:《川端康成谈创作》。北京:三联书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