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祥

(王忠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名誉主编、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前副会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前副会长，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和北欧文学。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 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邮编:430079)(责任编辑:袁艺林)

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教师汪余礼和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教师戴丹妮合译的《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策划、迻译、成书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现在摆在读者面前了。这是一部适应时代需求、有助于推进我国易卜生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的优秀译著，颇具启迪深思作用和学术引导意义。

我和两位译者相识已久，他们对文学创作和美学理论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汪余礼与我可说是“忘年之交”。他勤奋踏实，锐意求新，在我所熟悉的年轻“学人”中显得相当突出。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努力研究易卜生及其戏剧，在谭霈生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颇具创见深意的博士论文《易卜生晚期戏剧新论》。前年他进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易卜生研究领域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这部译著的另一译者戴丹妮外语功底厚实，域外信息灵通，与汪余礼共译此书，可谓“相得益彰”。

《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有什么重要而突出的特色与功能呢?我意图从三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予以解说，并重在揭示它对于戏剧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导引辐射作用。

一、版本信实可靠，中挪学界支持。《易卜生书信演讲集》主要依据的两个最可靠而较周全的版本，系由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前主任克努特·布莱恩希尔德斯瓦尔教授所提供，即英译本Letters of Henrik Ibsen(1908)和 Speeches and New Letters of Henrik Ibsen(1910);此外参校的其他版本，也是学界公认较好的版本。此书在策划、翻译、修改、成书过程中，曾获挪威驻华大使馆、挪威对外文学促进会以及中挪易卜生研究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热切关怀(见“译后记”)，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它确实是适应时代和学界的需要而产生的。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此书问世的“契机”，显然受惠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8卷本《易卜生文集》、1997年出版的《易卜生戏剧选》的启示，以及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易卜生研究论文集》的促进。据笔者所知，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非常重视图书馆珍藏的中文版8卷本《易卜生文集》。可以预测，该“中心”和挪威学界也会热烈欢迎与此“文集”呼应配套的《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毋庸讳言，这也是中国广大读者、学术界盼望已久的佳作。

二、结构模式精当，内容丰富多样。该书分为三个部分:(一)易卜生在挪威和国外各地的“书信”(1844－1901);(二)易卜生在国内外各地的“演讲”(1865－1898);(三)易卜生写的回忆、序言、札记等(1867－1898)。这三个部分均有翔实独到的注解诠释，并附有一些珍贵难觅的图片。其中“书信”部分，显然是全书的“重中之重”。从易卜生在挪威的青少年时期(1828－1844－1863)，经过在罗马流亡旅居时期(1864－1868，1881－1885)，在德累斯顿流亡旅居时期(1868－1875)，在慕尼黑流亡旅居时期(1875－1880，1885－1891)，到返回挪威时期(1891－1906)，共收入书信285件。众多的书信依据易卜生在各处生活创作的历史进程，以及嬗变演化的时序予以艺术安排。各个“乐章”纵向与横向有机结合，形成了令人神往而极富魅力的“交响乐”。

在这里，关于易卜生生活历程与编剧经验的纪实资料，充实而弥可珍贵。比如，在挪威格里姆斯塔当药剂师莱曼的学徒时，易卜生致保尔·莱恩的信(1844年5月20日)讲述了最初作诗、编剧的情景。又比如，在戏剧《苏尔豪格的宴会》首演不久，易卜生在卑尔根玛格琳德·托雷森家里第一次与苏珊娜·托雷森会晤(1856年1月7日)，一见倾心，写下了优美的诗歌《致我的唯一》，并于同年与之订婚;1858年6月18日，两人终成眷属。如此诗体书信，可与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的抒情诗《雅典的少女》媲美，爱恋之情与追求和谐自由世界的形象合一。在众多书信中，无论是致亲人(妻子、岳母、儿子、妹妹等)，致友人(汉森、勃兰兑斯、比昂松、约纳斯等)，致挪威政府、出版商、剧院编导(国王、海格尔、安德烈森、劳比等)，还是致其他方面的人士(如阿契尔、葛斯、霍夫瑞等)，谈得最多的是文艺思维活动，以及诗歌与戏剧的创作实践。这里以戏剧创作为证，并予以简释。自保存至今易卜生最早的书信(致保尔·莱恩)提及写诗编剧之后，易卜生在书信中连续不断地议论自己的文艺创作活动，从策划到成品产生。在青年时代，论及的剧作就有诗剧《凯蒂琳》，随后议论的剧作还有《爱的喜剧》、《觊觎王位的人》、《苏尔豪格的宴会》、《奥拉夫·里列克兰斯》、《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海尔格伦的海盗》，等等。在罗马时期，议论的剧作主要有诗剧《布朗德》、《培尔·金特》等，以及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在德累斯顿和慕尼黑时期，议论的剧作主要有散文剧《社会支柱》、《青年同盟》、《皇帝与加利利人》等，以及晚期的《野鸭》、《罗斯莫庄》等象征性浓厚的剧作。在返回挪威后，除了继续谈论早期和中期剧作，重点议论《建筑大师》、《咱们死人醒来时》，易卜生与挪威小说家卡米拉·科莱特的书信来往尤为值得注意。科莱特在致易卜生的信中说，她自己就是“海上夫人”(艾梨达)这一人物的原型;易卜生在回信中说:“伴随着你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多年来你经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我的作品中扮演某个角色。”此言精当，讲透了典型塑造与原型提升之间的关系。

由是观之，易卜生的这些书信实际上已成为诗人、剧作家创作生涯的“实录”。这里既有自评己作，又不乏与人关于文学创作的研讨和争议。如将这些书信中的文评与有关方面结合起来，上述特色则更加鲜明。话说到此，切勿忘却书信下面“注释”的奥妙:它们不仅对正文具有导引、释义的作用，而且颇有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的功能。试举三例证之。其一，1866年6月9日“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在注③中简介了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易卜生的诗剧《布朗德》，甚至是充满现实“人性”的“易卜生主义”形成的重要“基因”;与此相关，1871年2月17日“致乔治·勃兰兑斯”，在注①中讲解这位丹麦文学批评家于1871年12月20日致易卜生的信中附有一首诗，表示他“决心参加由易卜生领导的精神革命”。这无疑对读者认识“易卜生主义”很有助益。其二，1868年10月31日“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在注①中讲述易卜生一家生活史迹后，估测剧作家开始写作《青年同盟》或许是受了比昂松的影响，他发现这部散文剧“比大型诗剧还要难写”，此处注释的参考价值较大。其三，易卜生在书信中多次讲解《玩偶之家》写作、出版、演出的情况及其在国际剧坛的影响。1879年9月15日“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的注①和注②，对此作了简要的阐释。如将这里的注解和有关书信(“致丹麦《国家公报》一个编辑”)、讲演(“在挪威妇女保护协会一个宴会上的讲话”)、札记(“《玩偶之家》创作札记”)对照通读，不仅对于“娜拉出走”这一类问题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有深切的理解，而且可能引导人们去探究诗人、戏剧家毕生通过文艺所倡导的“精神的冲突——个性的叛逆——自由与解放”。

三、多维视野宏阔，文艺理论深邃。前文已经提及，现在深入阐述。易卜生在书信、演讲、回忆、序言和札记中，不仅记叙自己的生活与创作，而且评议他人的作为与著述;不仅抒发他的诗学之思，而且表达他的哲理审美观。易卜生在早、中、晚三期所创作的多种多样的作品中蕴含着多重文学代码，比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代码，都可能在这里发掘其因缘关系。

在1867年12月28日致比昂松的信中，易卜生结合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里的女巫、歌德诗剧《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里的葛兹，驳斥了克莱门·彼得森对诗剧《培尔·金特》的误解，兼劝友人到国外去，“拓展个人的视野”。在较多书信中，易卜生议论了西方文化巨人和北欧文化巨人的丰功伟绩。在1891年10月25日“致勃兰兑斯”中，易卜生衷心祝贺这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为人类的精神自由事业所做的25年先驱性的工作”，如此赞扬是真挚而切实的。这些文化巨人，无论来自何处，他们对挪威民族文学繁荣的积极促进作用已是不争的史实。

易卜生一部分书信中多次论及《野鸭》，这对我们理解剧作家的艺术人生很重要。他在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的信中提到《野鸭》“很可能会把我们中间一些年轻剧作家引上一条新的创作道路”，这里的“新道路”所指究竟为何，值得深思。他在另一封信中指出，《野鸭》翻译成他国文字的难度很大，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和主要情节“绝非易事”(1891年3月6日“致维克特·巴茹坎德”)。依我之见，《野鸭》难译难解，除开文字隔膜还有多维视野互动、多元表现手法融合的“雾障”(难以透视)缘故。人们认同易卜生的创作“自白”:“我的任务一直是描写人类。……写作品的人和读作品的人都是诗人，他们是合作者。与诗人自身相比，读者有时更理想化，更富有诗意”(1898年5月26日“在挪威妇女权利保护协会一个宴会上的讲话”)。事实如此，作为后期剧作之首的《野鸭》，无论它通过如何复杂的自审、辩驳形式表现多重思想意义，如能拨开浪漫的、象征的“迷雾”，就不难见出其针砭黑暗现实的功能:始终不渝地追求生活真理与人性自由。

如果把《童年的回忆》，关于《凯蒂琳》、《易卜生选集》的序言，关于《玩偶之家》、《海达·高布乐》的创作札记，以及众多书信，作为深入理解易卜生文学创作的“参照系”和“释义资料”，我们一定能够全面体悟易卜生70岁时的自我评审:“在这个真正的受难周里，我的一生忽然变成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我，一个老剧作家，看到自己的一生成了一首长诗，一首奇妙的长诗。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仲夏夜之梦”(1898年4月13日“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宴会上的讲话”)。

综上所述，《易卜生书信演讲集》作为读解、研讨易卜生及其诗歌戏剧的“良师益友”，在当下对于中国易卜生研究与翻译，对于构建中国“易卜生学”，乃至对于北欧文学研究与翻译，具有重大的补缺功能与启示意义。译者态度严谨认真，对译稿作了多次修改，其译文忠实可靠，流畅可读，其所撰前言亦用力甚深，对全书具有积极的导读功效。祈望这本译作引起同行的评议，受到读者的欢迎。